1934年，世界發生了很多事情：納粹德國與法西斯意大利結盟；中共中央領導中央紅軍主力開始了艱苦卓絕的長征；蘇聯全面開發北方海航道……這一年，全世界籠罩在戰爭陰影當中；這一年，一個女人，在北極。

藝術家、作家克里斯蒂安·里特因為丈夫的來信請求，只身前往挪威位于北極圈內的斯瓦爾巴群島。她與已經在北極度過一個冬天的丈夫赫爾曼，以及受到丈夫邀請與他們一同生活的前船員卡爾一起，在荒無人煙的灰岬度過了一整年，包括極夜時期，并將這一年的經歷寫成了《一個女人，在北極》。“北極”“女性”“探險”這些標簽在互聯網時代的今天也依舊很有話題度，但這本書的真正魅力卻不在這些標簽上，而是它為讀者提供了三種丈量世界的方法。

“在強大無比的大自然孤寂中，事物擁有了另一種意義”

作者克里斯蒂安·里特在抵達位于灰岬的她和丈夫的住所前，對環境抱有不切實際的樂觀態度，這點從前兩章可以看出。剛到住所，她就不禁感慨：“這是個恐怖的地方，除了水、霧和雨，其他什么都沒有。”這還是夏天留給人的印象。在島上，幾乎沒什么商業成品，一切都要親自動手制造，原始材料卻極為有限。以生存必備的淡水舉例，島上的小屋沒有自來水，也沒有水井，要想獲得水源，必須每天出門尋找淡水。房間唯一的取暖、做飯工具是一個破敗不堪的爐子，至于食物，全靠漁獵，有時會一無所獲。一旦入冬，就必須仰仗夏秋囤積下來的動物和魚類，精打細算地進食。

這就注定了克里斯蒂安不能像梭羅一樣，在瓦爾登湖畔盡情思索，卻讓別人給自己洗衣服做飯。在北極，她每天都要與日光賽跑，趁著還有太陽，趕緊做一些能夠維持生存的活計。這里沒有社交，沒有應酬，只有日復一日的生存。一旦過慣了這樣的日子，再回頭看“文明生活”，似乎很容易“居高臨下”。克里斯蒂安反思：“哦不，我們不該因為自己遠離文明的斯巴達式儉約生活，就譴責他們是文明過了頭。”

現代病是一種文明病，現代人前赴后繼地試圖用“逃離”療愈工業文明帶來的痛苦，然而又無法真的下定決心斷絕與工業文明的聯系。因為早已習慣了社會大分工，早已失去了“獨自”生活的能力和心理準備。這種進退兩難的狀態使得“逃離”變成了某種意義上的表演。可是如果并非抱著“逃離”的態度，而是自然主動地走入更為極端的環境，天然地斷絕大部分聯系，事情反而變得簡單了。人變得更能理解世界，更能理解人和人之間的關系。當克里斯蒂安在北極生活過一段時間后，簡直要忘了歐洲正籠罩在戰爭的陰云之中。“在這里，兩個世界近在咫尺，但對比是如此鮮明。而在這一瞬間我突然明白，文明嚴重缺乏維生素，因為文明不直接從那永遠青春、永遠真實的大自然汲取力量。”

“你不該以人類的標準，衡量動物的感受”

與北極動物的互動，貫穿全書始終。克里斯蒂安為讀者完整講述了雪狐米可的故事。這只幼狐與人類非常親近，因為“對人類還沒有過不好的經驗”。卡爾給它取了名字，但米可這個名字卻毫無感情色彩可言，因為“挪威人把每只雪狐都叫作米可”。克里斯蒂安非常喜歡這只類似狗的小家伙，經常投喂它。她的丈夫和卡爾卻經常心平氣和地謀劃著如何在合適的時機殺了它，毛皮賣掉，肉作為儲備糧。

克里斯蒂安想要將其作為寵物留下，但其他兩位堅決不同意，極地過冬，困難重重，絕無力氣再收養一只動物，不如殺掉。看著正跟隨自己、對命運一無所知的米可，克里斯蒂安情不自禁地和它訴說：“可憐的米可，你是在步入死亡呀。”聽到此話的米可，“突然抬起頭來凝視我，仿佛這輩子第一次見到我……接著它跳開幾步，便頭也不回地越過黑色的礫石平地，消失了。”克里斯蒂安的丈夫和卡爾決定捕獵狐貍。他們在泉水邊做好了陷阱，準備明天來這里獲取捕獵成果。克里斯蒂安悲痛欲絕，第二天提前來到陷阱，將米可救了出來。克里斯蒂安準備回去拿水給米可，再回來時它已經離去，再沒出現。

克里斯蒂安在極夜時期也沒少食用狐貍肉。她解救米可，并非出于對狐貍族群的愛，而是出于對自己投注過情感的生命個體的愛。很多人會認為這是一種偽善，其實不然，這才是人類真實的矛盾感情。她和丈夫以及卡爾的兩種態度顯示的是人類對待其他生靈的兩個階段：以自己的生存為第一前提；在保障生存的前提下，人類還想獲得更多情感、慰藉。人對待同類，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只不過在充滿文明、道德、理念，人和人相互約束的世界，一些簡單的生存邏輯被遮蔽了。而在極寒之地，原始邏輯水落石出。書的后半段，克里斯蒂安已經從容地和丈夫一起獵殺狐貍、熊和海豹，并在春天來臨的時候，又重新充滿溫情地給雷鳥取名字，富有余裕地“散養”著海豹。她接受了矛盾的情感。

“在時間之外，一切都會消失”

人們可以用極地這種自然環境丈量文明的限度，用捕獵動物這種原始生存本領丈量情感的限度，可以用極夜這樣的極端季節丈量心靈的限度，這便是本書為人們提供的三種丈量方法。

十一月的到來，使克里斯蒂安陷入到心靈的沉寂之中。卡爾溫馨提示她不要一個人去外面散步，因為“這種時候很危險，圣誕節前七星期，冷岸島的墳墓會打開”！克里斯蒂安的情況慢慢變得嚴重，似乎得了夢游癥。卡爾認為她會“Rarhe it”——過冬者會在永夜時期出現的心理現象，并有可能跳海自殺。他們無法離開小屋，窗外又是恐怖的風暴，食物短缺，娛樂匱乏，孤獨前所未有的鮮明。在網絡技術如此發達的今天，或許娛樂與溝通不會因極夜而停止，《長江日報》的記者就曾在2019年到北極直播過極夜儀式。但作者寫作的年代還沒有互聯網，本身就缺少社交的地帶，一旦連短暫的陽光也消失了，那么人們便只能面對自己。

圣誕節過后，情況更加糟糕，克里斯蒂安堅持每天散步，哪怕只是繞著小屋內部走。因為沒有光亮，所以睡眠的時間格外長。如“影的告別”這章所言：“人睡到不知道時候的時候，就會有影來告別。”當把所有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感官上，克里斯蒂安明顯有了類似“開悟”的體驗：“隨著極夜持續越久，自我的心靈之眼前，便開始出現一道奇特的光，既遙遠又熟悉，仿佛身處偏遠的此地，人們能特別清楚感受到心靈的偉大法則，感受到橫亙在人類的狂妄與永恒真理之間，那高與天齊的鴻溝。”

如果作者是一位哲學家，那么或許從此刻開始，他就要向讀者們分享自己對哲學問題的思考、對世界的看法與認識。然而，這正是克里斯蒂安的迷人之處，她沒有好為人師，也不想炫耀自己。她一如既往地分享著生活的細節：做飯、縫補、打掃。這些瑣事當然不夠偉大，但是卻充分顯示了一個女人堅韌的心靈。關于探險，已經有不少吹噓勇力、夸大其詞的作品，那些書寫背后都隱藏著作者的欲望：向世界索要肯定，向外求價值。而經歷過極夜時期自我審視的克里斯蒂安，并不想和任何人講大道理。無論是文明、情感還是心靈，她丈量這些不是為了做一個“先知”，而是和讀者分享一段體驗，提供某種方法，而這，正是女性敘述方式的獨特之處——分享情緒、步驟與經驗，而非索要贊美、肯定與夸耀。所以，盡管她在北極并非獨自生活，但這本書的口吻和視角確實是純女性的，《一個女人，在北極》名副其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