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是“人民作家”，還是一個名副其實的藏書家，正如藏書家姜德明在《與巴金閑談》中稱：“巴金是一位真正的藏書家。”巴金藏書的形成與其所擔負的社會角色息息相關，可謂是呈現了“一一對應”的關系。巴金一生與書做伴：讀書、寫書、編書、買書、藏書、送書、捐書，可謂“嗜書如命，藏書成癖”。縱觀巴金先生的人生歷程與輝煌成就，無論是早期作為出版社編輯還是后來擔任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從早期留法、旅日到后來代表中國作家屢次出訪，亦或是早期求學南京、輾轉各地到長居上海，都為其獲取圖書提供了便利的條件。

首先他是讀者、學者，搜集購買圖書是他的日常愛好。

在巴金的日記與他人的記錄中，關于巴金愛書買書的往事不勝枚舉：

巴金平日自奉甚儉，別無嗜好，除了看電影、聽音樂，就是愛看書。他從年輕時開始，就把大量的錢都用在買書上，從1930年代定居上海，光顧舊書店就是他的重要日常消遣，與店主熟識更有了好書好版本主動向他提供，在他的藏書中有部分民國版圖書在背面蓋有書店的價格章。

1927年至1928年留法期間，巴黎塞納河畔書店書攤林立，清貧的他省吃儉用每周總要去光顧兩次，流連終日，歸途中，兩手總是滿滿的。1934年赴日本旅行小住，購買了西文書帶回國，據其同游日本的朋友說那里的西文書又多又便宜，因而使他心動，是赴日旅行的動因之一。

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他經常到北京開會，也總是要抽時間跑書店，大包小包地買回大量的書，有時買多了，把錢都花完了，就趕緊寫信給夫人蕭珊，請她趕快再寄一些錢來。也常常托人幫忙購買圖書。

1976年之后，步入高齡歲月的巴金依然熱心于對于圖書的收集，常常通過通信委托親人友人幫忙購書，如在與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王仰晨的100多封通信中先后數十次提及出版社贈書、購買圖書、代買圖書的情況。也會從親人處覓得，如常致信李致請求代買圖書。

其次，他是作家、編輯，購書存書往往近水樓臺。

作為作家文學家巴金的一生可謂著作等身，從陸續編輯出版的巴金全集來看，從1921年4月1日在《半月》刊第17號刊發表《怎樣建設真正自由平等的社會》，到1999年2月續寫《懷念振鐸》一文，巴金一生中創作與翻譯了1300萬字的作品。巴金的作品出版后他都會留存相應的版本，對于再版圖書也往往盡心收集，對于自己的作品更是會收到出版社的贈書，或者自己主動購買收集，在中國現代文學館巴金藏書文庫中，以巴金為作者的作品有230多冊，譯作60余冊。

作為編輯出版家的巴金都會留存自己編纂的圖書，他先后主持編輯了大型叢書《文學叢刊》《譯文叢書》《文化生活叢刊》等，《文學叢刊》歷時14年接續出版了十集，每集16部，可謂“陣容強大、氣勢恢宏、未有之盛”。叢書出版后巴金都會存下一部分作為藏書，而收到樣書的作者也往往會簽贈給巴金，在中國現代文學館巴金藏書文庫中，就有成套的《文學叢刊》，很大部分留有作者的題贈簽名。

最后，作為文學大師，藏書存在明顯的“虹吸效應”。

他的作品影響力十分廣泛，名氣很大，是文壇的重要旗手，很多作者在自己的作品出版后都會向他簽名贈書，廣大的作家都希望巴老能在第一時間里分享他們的豐收之樂似的，龐大的贈書隊伍無言地宣告著作家們對一代宗師的敬仰與尊崇。在中國現代文學館巴金藏書中有他人簽名贈書1000余冊，涉及的作家幾乎囊括了現當代所有的著名作家，也有素不相識的讀者的慕名寄書贈書。

1949年7月，巴金參加第一次文代會當選為文聯委員。1950年后先后擔任平明出版社總編輯、上海市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主席，任《收獲》主編、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等重要的領導職務，是“文人領導”的典型代表。為此很多出版社在出版了有關小說后往往會寄贈給巴金，請他批評指正。作為《收獲》主編，在推介作品的重要窗口，很多作者也會慕名寄書，請他批評并希望得到他的認可。在中國現代文學館巴金文庫有加蓋出版社、會議贈書章的圖書1000余本。

巴金藏書是一個生長著的有機體，在買書存書與贈書捐書中動態平衡，巴金先生的藏書主要有三大去向。

第一是故居自存。巴金去世后很多藏書留在了其居所內。巴金故居位于武康路113號的花園住宅，鵝卵石外墻，綠樹掩映，靜謐古典。2011年4月，巴金故居常務副館長、巴金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周立民介紹，從2008年9月起，至2011年3月底，工作人員共整理出3萬多冊圖書，分裝476箱，還有手稿、書信等資料29箱，以及150余件書畫藝術品。目前，這批收藏已借地暫存。“時間跨度如此長，中間沒有中斷的作家藏書，國內罕見”。相關報道顯示，巴金故居擁有巴金藏書近4萬冊，大約2/3的藏書藏畫寄存在普陀區圖書館，待正在修建的“巴金文學館”建成后再集體遷移，并對公眾開放。

第二是批量捐贈，陪伴巴金晚年的中國作協上海分會工作的陸正偉回憶文章寫道：將生命中的另一部分——珍藏多年的藏書、雜志及圖片、實物源源不斷地捐向中國現代文學館、上圖、北圖、泉州黎明大學、上海檔案館及上海作協資料室。周立民統計，巴金向各公藏機構捐贈了4萬余冊，包括捐贈給國家圖書館書刊共7000多冊、中國現代文學館9000多冊、上海圖書館6395冊、泉州黎明大學7073冊，南京師大附中600多冊，香港中文大學七十一種1202冊（以線裝書為主），另外給成都慧園也捐贈過圖書，捐贈后遺存在上海巴金故居的書刊有近4萬冊。還有文章指出外文音樂家傳記、樂譜大多贈予了上海音樂學院圖書館。捐贈藏書可謂去向明確、傳承有序。

第三是個人贈送。除去向公藏機構的批量捐贈之外，巴金的收藏一直在默默地為文化界做著貢獻，為很多文化人提供著幫助，常常將藏書贈書或借予他人。通過梳理巴金全集中的書信、日記、其他文獻等資料，發現巴金贈書的情況十分普遍。

在現存的收錄于《巴金全集·書信集》的1900多封巴金信件中，對于贈書的情況記載頗豐，粗略統計約有1200多封涉及贈書買書等事宜。巴金書信集收錄的書信為巴金所寫，為單項展示。而在其他人的書信集中也收錄的給巴金的信中也經常能夠看到巴金的贈書情況，如傅雷在1954年2月27日給巴金的信中記錄：“惠假《嘉爾曼》原作二種，謬憶以為早經奉趙，頃整理書柜，方始發見仍在敝處”。

在巴金的記日中，關于贈書的記錄隨處可見，粗略統計約有贈書1300多次，贈書3500多冊，如果說1949年之前，巴金的日常以“著書”“編書”“校書”為主，那么1949年之后，“看書”“贈書”“收書”也成為重要日常。在他人的日記與回憶錄中也有記載，如蕭斌如回憶到：自與巴老相熟后，凡有新書出版，他都會送我一冊，并寫上我的名字。

在現有的官方收藏機構中也有很多巴金簽贈給他人的圖書，如在中國現代文學館作家文庫中，有包括茅盾、冰心、王辛迪、徐遲、劉白羽在內的30多位作家得到巴金簽贈的100多冊圖書。

從現有的民間收藏界如孔夫子網上進行簡單檢索顯示，巴金簽贈本也有很多，雖然其真實性難以明確判定，但是巴金贈書的普遍情況可見一斑。

直到1999年2月5日，躺在病床上的巴金為當了自己十余年秘書的陸正偉在剛剛拿到手不久的、為紀念95歲生日出版的手稿本《隨想錄》上題贈簽名，成為“絕筆”簽贈。

陳列于各館、散布于各處的贈書帶著巴金精神的火種遍布全國多地，正如巴金捐書時一直表達一個愿望：“我的書，希望不要藏起來，要讓它們給讀者看”，在展覽展陳中，在研究資料的編纂匯集中，在數字化展示與賦能發展過程中，各館都不遺余力地將巴金藏書展現在公眾視野，講好文脈傳承的中國文學故事，成為公共文化服務的重要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