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評選近幾年的文學關鍵詞，“素人寫作”一定榜上有名。范雨素、陳年喜、王計兵、胡安焉就是其中的代表，他們從事著和文學毫不相關的工作，但依然堅持用文學這種古老形式書寫時代發展和身邊的故事，展現民間社會的眾生相。

“素人寫作”的優勢在于能用豐富的生活經驗和真實的生活細節，呈現出生命的粗糲質感和人與社會的種種關聯。這種創作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展現出當下中國人生活方式、人際關系、價值觀念的諸種變化和更為復雜的中國經驗。評論家項靜認為“素人們”用自己的生活建造了一個豐富又復雜的文學“公共空間”，把今日社會中涉及的城鄉、貧富、性別、群體間的差異和矛盾等等常見議題都囊括其間，回到一定程度上被遮蔽和忽略的現實世界，重建了與周圍真實世界的關系。

可以說“素人寫作”有著重要的意義，但在具體接受中，也存在著將這種寫作簡單等同于“底層寫作”的現象。

首先是“素人”的身份被單一化。“素人作家”是指沒有經過專業訓練但對文學充滿愛好的普通人，現在卻被特指為快遞員、保潔、家政服務、農民、小攤販等所謂“底層”的文學創作者，宣傳時會刻意強化他們的身份并以此作為標題，如“外賣詩人”“礦工詩人”“快遞作家”“菜場作家”等，前面是一個基層勞動職業，后面是高雅的創作者，兩者拼貼在一起讓人不免產生好奇：他們如何一面扛起生活的重負，一面又能描繪精神畫卷？

其次是對于他們創作內容的選擇性呈現。主要突出他們換了19份工作、被困在計時系統里、被雇主刁難、親人遭遇不幸的經歷，使讀者認為他們只是描摹苦難。一旦他們展開天馬行空的文學想象反而不被接受，范雨素憑借《我不是范雨素》被認識，但她第一部作品《久別重逢》里很多情節充滿了魔幻色彩，中間還夾雜了蟲洞、量子糾纏、光子、四維空間等物理知識，這部用想象力編織出來的作品使她從現實世界里的“打工人”變成了文學世界里的“創世者”，可讀者反應并不那么熱烈，他們想看到的仍是一個育兒嫂對于中高收入家庭的“窺視”。

為什么會出現將“素人寫作”等同于“底層寫作”這種現象？這涉及了新媒體時代文學生產、傳播方式的轉變。“素人寫作”向大眾擴散時經歷了兩層中介：一層是非虛構寫作平臺，另一層是自媒體平臺。

素人作家的作品多以非虛構的形式發表在網絡平臺，如“谷雨故事”“人間the Livings”“正午故事”“真實故事計劃”“澎湃·鏡相”等，這些平臺的讀者其實是中高收入群體、知識青年，他們注重作品的現實性、可感受性，同時也要求具有一定批判性、可討論性。這就使得編輯會按照讀者的閱讀期待對作品進行修改，強化沖突。在“素人寫作”成功后，甚至有出版機構專門開發出了“素人寫作”產品線，變成可供復制的套路。

“素人寫作”之所以出圈，還因為自媒體的大量傳播，他們基層勞動者的身份具有豐富的言說性，常見的切入角度有：他們在繁忙勞動下堅持寫作、他們在工作中遇到種種不公、他們在低微工作里保持著高貴人格。幾乎每篇文章里都配有他們身穿工作服、身處嘈雜環境的照片，他們的寫作是在刻意凸顯的沖突感中被賦予意義。自媒體時代，炒作群體身份標簽和貧富差距都成為流量密碼，有著數不清的基層工作者用視頻記錄日常生活，也有人把“素人寫作”當作是其文字版。

當人們把“素人寫作”等同于“底層寫作”時，就會不自覺地淡化了對于文學性的要求，不以文學的標準衡量他們。但事實上這些創作者對于文學的熱愛要遠勝于常人，胡安焉2009年開始創作，熟讀卡佛、塞林格、耶茨等作家作品并加以模仿，還在充滿先鋒、實驗精神的黑藍網站擔任版主、參與網刊的編輯。王計兵在出書之前已經有了二十幾年的創作經歷，創作了四千多首詩歌并拿過詩歌獎。范雨素六七歲就開始喜歡文學，專門看文學刊物，對純文學作家如數家珍，后來又加入皮村“工友之家”文學小組接受專業性的指導。陳年喜有著豐富的閱讀譜系，認為馬爾克斯、路遙、史鐵生、劉震云都是對他影響較大的作家。這些“素人作家”具有遠高于普通人的文學素養和創作積累，并且更加熟悉純文學的敘述方式，作品所以能打動人心，除了粗糲的生活質感和細膩真切的情感，也源于鍛造了一種特殊的文學風格，如淡豹對范雨素的點評“帶著冷峻的幽默和理解力，寫人物的可笑可嘆，周圍人的關懷與無奈，描述聰明機警，有諷刺性，語言風格強烈，有很大的距離感和同情心……語言中有很多的反諷雜義，有流暢輕盈的幽默感”，但常見對于他們身份、創作內容的關注，卻少見對于文體風格的討論。

把“素人”等同于“底層”時也造成了對另外一群人的遮蔽。我國擁有巨大的文學人口，很多優秀的創作者缺乏被發掘的渠道，他們積極參與各種文化活動、日復一日地練習創作、踴躍投稿，但因為身份是退休工人、技術人員、公務人員，就錯過了這一波熱潮，依然不被看見。

當差異化身份成為一種被看見的途徑時，也有不少創作者涌向“底層”，或拿著手機拍攝日結工的生活或成為網約車司機、外賣小哥，這種對他人生活的體驗固然值得鼓勵，但是否真能感受到平凡勞動者的情感結構，還是靠身份的驟然反轉引起關注，值得懷疑。

面對這種現象，寫作者們反而保持了清醒的認知，胡安焉在一次發言中指出，“底層”是對于他們身份屬性的劃分，但他從事的不是“底層寫作”，也沒有采用一種“底層視角”去寫作，更沒有刻意代言某個群體，每一個寫作者最后都只能代表自己。但是自己要足夠深入到自己的個體性中、人和人之間、整個社會所有成員之間，因為很多感受都是共通的，“送快遞的經歷并不直接影響我的寫作內容，而是對我個人的塑造，這些經歷讓我成為今天這樣一個人，我怎么看待、感知生活，理解這個社會，這種塑造先發生在我的身上，再通過語言體現出來，而不是直接將職業經歷作為寫作的素材。”

“素人寫作”與“底層寫作”的不同在于雖然都是關注基層勞動者，涉及他們所遇到的欠薪、工傷、不公正等社會問題，但后者會以極端化的處理方式或者極端宣泄的情感來面對，而前者則采用了一種精神抗爭的方式，這種精神一是堅韌、不服輸的精神，二是冷靜、幽默、消解的精神。胡安焉在遭遇了諸多困難后，反而更加確信“做自己喜歡和擅長事情，比如寫作”，在這里文學強大的支撐力量被凸顯出來，不光賦予人們心靈的深度滋養，更維系著珍貴的尊嚴、擁有戰勝現實的勇氣。

“素人寫作”之所以能獲得巨大成功，是因為讀者厭倦了那些精致且套路化的純文學，也不滿足于娛樂消遣的網絡文學。“素人寫作”以書寫平凡個體的經歷折射出時代的斑駁景象和復雜的中國經驗，呈現出讀者習以為常卻又陌生化的經驗，激發了人們重新觀察生活的欲望，也重建了文學的公共性、人民性與實踐性。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青年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