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紀念金庸百年誕辰，香港《明報》邀我撰稿，近期沒有新發現，只能提供兩則短文，刊3月10日紀念特刊。其中《金庸走向世界的兩個腳印》提及1998年5月20日美國科羅拉多大學金庸會議，會上有張照片，從右往左，分別是錢理群、李澤厚、劉禾、李陀和我。值得注意的是，這五位都不是金庸研究專家。我好歹寫過《千古文人俠客夢——武俠小說類型研究》（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初刊，日后有多種中外文版本），但那是從司馬遷說到新派武俠小說，只是略為涉及金庸。其他四位都是了不起的學者，專業水平很高，但都不是武俠迷，也沒寫過相關論著。他們之所以愿意參加此次會議，除了金庸先生的巨大名望，以及會議操盤手劉再復先生的良好人脈，還有一點就是，大家都覺得“有話可說”。在高度專業化的學術界，愿意為自己專業以外的小說家站臺，說出自己獨特的感受，這很難得。記得30年前在北大臨湖軒為金庸開小型座談會，好幾位理科名教授，包括王選先生，也都爭先恐后談體會。

他的作品最能抵御時間的侵蝕與淘洗

我并非合格的金庸研究專家，沒能與時俱進，不敢冒充內行；可又因紀念與推廣的需要，不時應邀寫點小文章。這回海寧重修金庸故居，邀請我為“文心俠骨赤子情——金庸的故事”專題展撰寫序言，事先給我提供的策劃文檔中，輯錄了眾多名家關于金庸的論述，其中有我的兩段話，第一段是：

同時寫作政論與小說，使得金庸的武俠小說往往感慨遙深。撰寫政論時，自是充滿入世精神；即便寫作“娛樂性讀物”，金庸也并非一味“消閑”。儒道之互補、出入之調和、自由與責任、個人與國家，在金庸這里，既落實在大俠精神之闡發，也體現為小說與政論之間的巨大張力。

這段常被引述的話，來自1998年5月我在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召開“金庸小說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的發言，題為《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俠小說的出路》（初刊《當代作家評論》1998年第5期，有英文、日文、韓文等譯本），其中還提及：很多人只把金庸當武俠小說家看待，這遠遠不夠，他同時還是一個有政治抱負、有歷史眼光的報人；應將金庸的武俠小說和同時期發表的《明報》社論對照閱讀，那樣肯定會有很好的發現。

前幾天，有搞出版的朋友請我給一本即將刊行的金庸研究著作寫序，因我缺乏專門研究，堅決辭謝；人家說，那就退一步，允許他們在書的封底印上我的一段話，這我同意：

在小說家中，可以說金庸是最有學問的。他真的是一個“讀書人”，在如此專業化的時代，擁有廣博的知識，貫通古今與中外。武俠小說作為一個類型，有很難跨越的界限，但金庸以其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造詣，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傳統武俠小說的范式，為武俠小說開創了新的天地。在對傳統中國文化的傳承上，很少有小說家能達到金庸的水平。

這篇題為《在小說家中，金庸是最有學問的——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平原專訪》（吳小攀），初刊《羊城晚報》2018年11月1日，那時金庸剛去世，屬于急就章。不僅表彰金庸在小說史上的貢獻，且強調金庸在“傳統中國文化傳承”方面的特殊貢獻，這是我的一貫觀點。而且，我以為，只有放在中國文化傳播鏈（而不是小說史）來考察，才能理解為何那么多武俠小說，只有金庸的作品最能抵御時間的侵蝕與淘洗，不斷接受新媒介的技術改編與新讀者的趣味轉型。

他的選擇與思考，值得我們尊重

記得1994年北大初次見面時，我曾奉贈新著《千古文人俠客夢》，估計金庸先生沒時間翻閱；但2001年日本會議上我的發言，他是認真聽的，且深表贊同。那篇《小說家的歷史意識與技術能力》，初刊《中華讀書報》2001年11月21日，其中最關鍵的三句話，第一，“強調讀者借金庸小說以了解中國歷史與文化，如此立說，似乎低估了其文學價值。其實，借小說傳播知識，正是傳統中國文學的一大特色”；第二，“（金庸）從種族沖突與文化融合角度來理解中國歷史上的危機與轉機，與陳寅恪以降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的主流意見不謀而合”；第三，“作為小說家，金庸具備豐富的學識以及對于中國歷史的整體理解與把握能力，確實難能可貴；可這不等于說，我們可以從史學家的角度來要求并評判查先生”。最后一句是針對那時有人挑刺，從考據或史學的角度批評金庸小說的某些差錯。而在我看來，金庸對中國歷史總體發展趨勢的理解與把握，比很多專家學者都強。

我曾在某次接受采訪時提及一件趣事，1994年北京大學授予金庸榮譽教授時，他做了專題演講，效果不理想。為什么？因各方立場及期許明顯錯位：“北大表揚他對新聞事業的貢獻，金庸當時講的是中國歷史的特點，而很多聽眾卻是奔著武俠小說去的。”（參見艾江濤《陳平原：金庸小說何以長盛不衰？》，《三聯生活周刊》2017年第29期，7月17日）當初很多人都對三者立場及趣味的嚴重偏離感到遺憾，可現在回想，金庸的選擇與思考，其實值得我們尊重。也就是說，日后談論他的貢獻，或許真的應該將小說創作、新聞事業、歷史研究三者相結合，才能說好、說大、說深、說透。

附記：

上面是我3月12日上午在海寧“百年金庸：魅力永存的想象世界”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當天下午出席袁花鎮金庸故居開放儀式并參與“在海寧讀金庸”分享會。因前一位發言者是范徐麗泰，講述金庸如何鼓勵她從政，我就從北大當年授予金庸榮譽教授的故事說起。外界一般猜測，那是北大中文系的主意，其實不對，牽線搭橋的是北大法學院教授肖蔚云，他與金庸同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故多有接觸。北大中文系只是承接具體業務——熟悉當代中國政治運作方式的，很容易理解這一點。

金庸1994年在北大演講中國歷史的特性，并非一時興起，或故作高深，他確實有深入探究中國歷史的愿望與實力，且不為名利，純屬求知。我們都知道他83歲那年到劍橋大學念博士，2010年9月完成博士論文，題為《唐代盛世繼承皇位制度》。其實，金庸不僅在英國讀博，還在北大正式注冊。2013年初夏，媒體發布不實報道，稱北大研究生院已蓋章，準備授予金庸文學博士學位。記者電話采訪，因是熟人介紹來的，我沒有防備心理，就說查先生近期身體不好，沒寫完博士論文，中文系也未舉行答辯，不可能授予學位的。至于導師是誰、學習期限以及是否修課等，我也都認真答疑。北大宣傳部長告知，當初輿情洶涌，校方正商量如何應付，沒想到我自己跳出來了。一開始還擔心我捅大婁子，后來發現讀者認可我的“實話實說”。原因是，金庸2009年9月到北大注冊念博士時，我正好是中文系主任，他的學籍管理屬中文系職權范圍。記得有一次在香港聚會，他跟我繪聲繪色講述北大入學考試的經過，還談及自己準備以玄武門之變為研究對象。至于他最后確定的博論題目以及寫作進展，我沒有追蹤。

晚年金庸對史學研究念茲在茲，這并非傳統中國文人故意壓低自家所長，以凸顯其多才多藝，主要還是強烈的求知欲望驅使。我當然知道，文學史或學術史上，不存在史學家查良鏞，有的只是小說家金庸。但讀其書，想其人，關注那些蘊藏在小說背后的“中國歷史的特性”，并非多余之舉。從這個特定角度出發，思考他的武俠小說何以至今難有比肩。他之所以成為武俠小說的“集大成者”，我以為良好的史學修養以及極高的眼界，可能是最主要的。讀《天龍八部》等作品，暫且不論文采風流，就說知識儲備，也都讓人嘆為觀止——我相信當代中國學者中，敢于小覷金庸學識的不是很多。

2024年3月15日于京西圓明園花園

（此乃作者2024年3月27日在中國現代文學館主辦的金庸百年誕辰紀念座談會上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