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胡米爾·赫拉巴爾

最近的大半年，經常有朋友和我談起藝術家的變化，緣由當然是因為拙作《歡迎來到人間》的面世。朋友的意思很簡單，變化好哇，牛，藝術家應改變。更多的人把藝術家的變化視為創造。

但是，誠實地說，有關這個話題，雖然有些時候我也附和，但我的本意是停止對這個問題的討論。——在寫作《歡迎來到人間》的漫長歲月里，我被這本書折磨，我唯一沒有考慮的恰恰是我如何去改變我自己，我指的是小說的策略和修辭。回過頭來看，《歡迎來到人間》的確和我過去的作品不一樣了，我指的是《青衣》《玉米》《平原》《推拿》等。但是，你再往前看，看看我的《雨天的棉花糖》《敘事》和《充滿瓷器的時代》，我哪里變化了呢？你不能說《敘事》不是我寫的。

前些日子，一個三十年沒見面的朋友來電話，談了一點瑣事，掛電話之前，朋友說：“你的嗓音粗多了，”我說：“那當然，老了么。”朋友說：“雖然粗了，但還是你的聲音。”

我是學過聲樂的人，這話我懂。我的幾條基本的聲線都在那里，不同的是，因為老去，聲線震動的分工不一樣了。

我一定是有變化的，我在生活，我在閱讀，我在看，我在想，我在感受，我在寫，這個漫長的過程是一個伴隨著冷暖與明暗的過程。可是我要說，我幾乎不求變。我真的非常驕傲，我的表達“合適了”就可以，這個合適就是我可以繼續下去。還要怎么樣呢？可是，繼續不下去的時候它在所難免，那我就必須停下來，那我就只能把寫好的部分推倒了。我不會求變，一個對自己有高要求的作家不該為了求變而去寫作。他的目的應該是表達自我，在這個過程當中，所謂的變化僅僅是為了讓自己充分，同時可以讓自己完成。

我最大的一次變化無疑在《敘事》之后。那一段時間，我30歲的那一年，我真的考慮過變化。我自己知道，《敘事》的寫法該結束了，未來的中國文學不會是《敘事》的樣子。然而，就閱讀這個角度而言，我最大的一次變化是在《青衣》與《玉米》之間。我想說的是，動手寫《玉米》的時候，我是沿著《青衣》這個路子往前走的。差不多在一萬多字之后，玉米的母親，施桂芳，她出現了。她的出現賦予了我一種嶄新的小說敘事，那就是平鋪，還有直敘。我是一個多么鄙視平鋪直敘的人，我可是讀西方現代作品成長起來的，我怎么可以平鋪直敘？可是，這種完全陌生的調調讓我舒服，一個人怎么能抗拒他的快感呢？當然，我也有依據，《詩經》都可以平鋪、都能夠直敘，我怎么就不可以？即使“時代”不能接受我的寫作，那又怎么樣？無非就是無人喝彩唄。無人喝彩，那又怎么樣？我內心的豪情就是在這個時候涌動起來的，我把電腦里所有的文字都刪了，只留下了施桂芳這個高傲的和可憐的女士，也就千把字。《玉米》是這樣開的頭：“出了月子，施桂芳把小八子丟給了大女兒玉米”。我想說的是，這不是“求變”的結果，是寫的結果。在面目全新的作者背后，最大的存在是這個：依然故我。

這就要說到《歡迎來到人間》了，正如我老老實實所交代的那樣，這部作品我推翻過好幾次，這里頭有我個人的原因，它涉及到我的年紀、閱歷、閱讀和局限，自然也有外部的原因，這個大家都知道。我的每一次推翻都相當艱難，很煎熬，可是我不能不推翻。不推翻我就繼續不下去。所謂的推翻其實就是判斷——這樣不行。這樣不行，那我就得那樣；那樣還不行，那我就必須別樣。慶幸的是，我在年輕的時候做過很多不同式樣的嘗試，它為不同的別樣提供了可能。我想說的是，《歡迎來到人間》之所以是今天這個樣子，不是我精益求精的結果，更不是我求變的結果。我不會為了所謂的變化，我要付出如此漫長的時間代價和如此巨大的情緒代價。求變，老實說它太小兒科了。我只是迫不得已。我只想往前走。當我爬不上去的時候，我就不能只靠我的兩只腳，我只能手腳并用。我還能怎么樣？當我的呼吸跟不上的時候，我必須齜牙咧嘴，我還能怎么樣？齜牙咧嘴難看么？不一定。當你在酒會上拍下一組照片，有人齜牙咧嘴，那自然是丑陋不堪的。可是，如果你看到圖片涉及拳擊、舉重、摔跤，換句話說，涉及對抗、尊嚴和竭盡全力，我敢說，所有的齜牙咧嘴都分外動人。美學的無意識就是這樣告訴我們的。

想起了赫拉巴爾。在我們讀完了《巴比代爾》之后，你完全可以想象出他雕塑般的面容或者背影。是的，巴比代爾，那就是赫拉巴爾。赫拉巴爾，他只能是巴比代爾。一張大嘴，滔滔不絕。幾乎不敘事，就是不停地說、說、說。令人贊嘆的事情在《過于喧囂的孤獨》這里終于降臨了，——那張上天入地的大嘴巴，它閉上了。是鋪天蓋地的孤獨讓赫拉巴爾閉上了他無與倫比的大嘴巴。它不說了。赫拉巴爾開始了綿密的、無限遼闊的、無所不能的敘事。是的，敘事。“唯見長江天際流”一般的敘事，“雪擁藍關馬不前”一般的敘事，上善若水一般的敘事。——這還是赫拉巴爾么？不是。當赫拉巴爾在五樓上縱身一躍的時候，我們知道了，真正的赫拉巴爾出現了。是敘事而不是大嘴巴最終完成了偉大的赫拉巴爾，他的大嘴巴僅僅是他的前奏。不是他想變，是窗外變了，因為他來到了五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