匾額是我國的一種集辭賦詩文、書法篆刻、建筑藝術為一體的傳統文化形式，有著悠久的歷史。歷史上曾出現過“無處不匾”、“無門不匾”的盛況。也許很多人不知道，在過去，匾額還有一個重要的功能是用來當作禮物，表達對友人的美好祝愿。不管是結婚祝壽，還是喬遷開業，科舉中第，請人題上一幅字，刻成一方匾，懸掛于廳堂之上，都是一件隆重卻習以為常的事。

匾額上的文字一般不多，言簡意賅，其中不乏精美的詞句，更有詞句背后沉穩的哲理。而我今天要介紹的這方老匾，也正是匾額上的四個字吸引了我——宦海水清。

“宦海”指官場，因仕宦沉浮無定，風波多險，如同海潮起伏而得名；而“水清”則是指純凈透明，這里有潔身自好、為官廉潔公正之意。這方匾的題匾人為奉政大夫、朝議大夫、光祿大夫黃贊禹，立匾署名為登仕郎周鶴翔，立匾時間是咸豐十年（1860）。從內容上看，這方匾是黃贊禹為慶賀周鶴翔晉升官職而送，同時又有美好的祝愿。

登仕郎在清朝時屬于九品級別的小官，周鶴翔其人現已無從考證，而關于黃贊禹，我在查閱眾多資料后，對他的經歷有所了解。

黃贊禹，字襄臣，號都庭，江西廬陵人，生于清嘉慶辛酉年（1801），道光辛卯年（1831）恩科舉人，道光庚子科（1840）中進士，隨后被任命為順天府固安縣知縣，道光二十一年（1841）補任永平府撫寧縣知縣，1842年正月調任直隸趙州柏鄉縣知縣，同年12月復任永平府撫寧縣知縣；1845年升任直隸順天府大興京縣知縣兼同知；1846至1852年間擢升兵部郎中和刑部右侍郎。

1853年2月，母親去世，黃贊禹和他的弟弟黃贊湯一起丁憂返鄉在籍守制。“丁憂”是我國歷史上一種禮儀制度，根據儒家傳統的孝道觀念，朝廷官員在位期間，如果父母去世，無論此人任何官何職，從得知喪事的那一天起，必須辭官回到祖籍，為父母守制27個月，這段時間內，丁憂的人不準為官，如無特殊原因，朝廷也不可以強招丁憂的人為官。丁憂期滿之后不久，黃贊禹無意官場，于1856年辭官回到老家廬陵社上（今吉安固江鎮瑞溪社邊村），在自己家的私塾“三余家塾”里教書，直到同治己巳年（1869）去世，享年69歲。

說到這里，不得不提一下黃贊禹的弟弟黃贊湯。黃贊湯生于嘉慶己丑年（1805），比黃贊禹小4歲。他是道光戊子科（1828）舉人，癸巳科（1833年）進士，比黃贊禹早7年中進士。黃贊湯中了進士之后，直接被欽點進入翰林院當編修，后來成為清朝的一品大員，與曾國藩、林則徐都頗有往來。可以說黃贊湯少年得志，官職和名氣都超過了哥哥，甚至哥哥黃贊禹還是“以弟贊湯貴”而被授封賜了光祿大夫等封號。

雖然有弟弟的光環，將近40歲才中進士，這些都不妨礙黃贊禹成為一名勤勤懇懇的清廉好官。據《吉安縣志》記載，黃贊禹剛剛當上固安知縣，也就是他初入官場第一個任職的時候，就在自己縣衙的大堂上懸掛了一副對聯：“常憂官折兒孫福，難副人稱父母名”。意思是說，要時常想到為官要正直清廉，否則會受到老天的懲罰，讓兒孫折福折壽。作為老百姓的父母官，如果貪贓枉法，那父母官的名號就是名不副實。這副對聯文字精辟，直抒胸臆，表明了黃贊禹要時刻警示自己為官要保持清廉的志向。

黃贊禹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在他為官不長的十幾年的時間里，為所轄地區的老百姓做過不少實實在在的事，甚至他還是個神探，深得民心。據《吉安府志》記載，他剛到固安任職的時候，有一位十三歲女孩的母親到縣衙狀告有人侮辱了自己的女兒。黃贊禹經過周密認真調查檢驗，發現小女孩并沒有受到實質侵害，可這件事已經鬧得滿城風雨，會對小女孩今后的生活造成困擾，于是他“帛旌幼女之節”，也就是發布通告廣而告之，證明小女孩的清白，良苦用心令人敬佩。還有一次，在他到撫寧任職的時候，審理過一件人命官司。死者的兒子找了一幫人到縣衙告狀，要求緝拿兇犯。黃贊禹經過現場勘查，發現死者身邊有一把被丟棄的刀，而且還是一把新刀。于是，他就把制作刀具的鐵匠找來辨認，鐵匠認出這把刀是他親手打造，還是死者親自從他那里購買的。綜合這些證據再加上調查這件事的起因，黃贊禹判定死者死于自殺。案件真相大白，死者的兒子也非常信服，“俯首退眾頌神明”。

黃贊禹生長在南方，走入仕途之后，基本上是在“環京”任職。他從基層做起，心中懷有極大的政治抱負，有不錯的政績，受屬地百姓的愛戴，這讓他很快得到了升遷，其仕途也離皇城越來越近。不過，黃贊禹的仕途并不得意。后來，他不斷遭到上司的“齮龁”排擠，而黃贊禹本身又是一個“不肯貶損”、剛直不阿的人。于是，在母親的丁憂期滿后，經過深思熟慮，他毅然選擇了辭官不做，推托生病返鄉，教書育人。

遠離官場，表明了黃贊禹已經看透了官場黑暗非人力可改，如果不能兼濟天下，倒不如獨善其身。正如他在回鄉之后曾經與他的學生們說的：“境勿求全當存知足之心，學勿自滿當存知不足之心”。雖然隱退，但他對危機四伏、滿目瘡痍的大清政府，仍然抱有一絲希望，回鄉之后，他還曾經主動捐款為朝廷平亂，希望通過自己的力量來實現自己的報國之志。

不過，對于黃贊禹來說，可以說是生不逢時，他為官的十幾年，也是清王朝加速衰敗的時期。那個時候，不僅清朝政治腐敗，社會動蕩，更有鴉片這個毒瘤正深深地侵害著中國社會。1839年，林則徐虎門銷煙，希望通過打擊鴉片，重塑國家秩序。但1840年，也就是黃贊禹開始走入仕途的那一年，英國發動了鴉片戰爭，中國戰敗，被迫與英國簽訂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這場戰爭也標志著中國開始一步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咸豐十年(1860)，也就是他題寫“宦海水清”這方匾的那一年，英法聯軍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攻進北京城，焚燒圓明園。咸豐皇帝帶著皇后鈕祜祿氏、貴妃葉赫那拉氏及皇子載淳等倉惶逃往熱河避暑山莊。而后的故事大家也并不陌生，咸豐十一年(1861)七月，咸豐皇帝病死于避暑山莊。九月，發生辛酉政變，咸豐遺命的八大輔政大臣死的死，免的免。十一月，東西兩宮太后(慈安和慈禧)實行垂簾聽政。從此，慈禧開始掌握清朝統治大權，長達40多年，內憂外患的清王朝搖搖欲墜，最終走向覆滅。

正像古代的士大夫們所認為的，國家的沒落不是因為古法不行，而是奸臣誤國。懷有報國之心，赤子之情的黃贊禹也是如此心態。他希望通過鉆研學問，教育后人而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并希望通過“宦海水清”來實現政治清明，改變國家命運。不過，現在看來，那也只是一種奢望，一種無濟于事的個人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