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山萬里有歸路，老鳳指點解迷津。”曹師沛霖先生今年92歲了，智者仁者壽。1998年9月到2001年6月，我跟隨曹師攻讀政治學理論專業博士學業。一晃有二十六七年了，不論是博士畢業后我曾短暫回到安徽合肥工作，還是調入華東理工大學工作，再到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任教，先生的知識教誨、睿智建議、善意批評，一直伴隨著我的個人成長與職業生涯發展。

“我這輩子上課從來沒有遲到過”

曹師沛霖先生從工作到退休，在復旦大學共執教了五十多年。他在接受學校記者采訪時，很自豪地說過一句話：“我這輩子上課從來沒有遲到過。”

上了五十多年的課，從來不遲到，看上去也沒有多大神奇的地方，可對于中年兩地奔波、老年事務繁忙的曹師沛霖先生來說，還是實打實不容易的事情。曹師的愛人早年在蘇州工作，孩子也在蘇州讀書，曹師不得不在工作之余在上海和蘇州之間來回奔波。那時的交通不像如今這么便利，出個城要做很多準備，換很多車。一旦遇到車次取消或者交通特別擁堵的情形，不要說遲到，就連能不能正常上班都很難說。“上課不遲到”，在曹師這里是一件頂要緊的事情，已變成了對認真教書的一種信念，容不得半點馬虎。

1995年曹師63歲的時候，出任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主任。那時整個國家正處于向市場經濟體制大轉型的時期，學校與系所都比較窮，作為一個系的“當家人”，既要忙日常的教學科研事務和學科點布局建設，又要忙教職工的職稱晉升與福利改善事務，還要忙校系兩級的日常行政事務以及國際政治系政治學、行政學與國際政治三大專業在全國的聲譽。在此種情形下，能保證正常上課，且上課從來不遲到，還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在我們讀博士時期，曹師還堅持給我們上一門博士生主干課《比較政治》。曹師上課不僅不遲到，而且還堅持站著給我們講課。曹師講課條理分明，邏輯縝密，思路開闊，新意迭出，將所講內容稍微整理一下，就是關于某一個論題的一篇好文章。我聽課時做了比較詳實的記錄，到自己工作后講同樣課程的相關專題時，還時不時拿出來參考。曹師的學生中，就有人從頭到尾做了完整的聽課筆記。后來，曹師的幾個學生將這些聽課筆記和相關文章、著作中的重要內容進行了系統整理，構成了《制度的邏輯》一書的雛形。

“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訴學生們”

曹師沛霖先生這代學人，有個特點，就是早年經歷了各種政治風雨，中年以后因為學科建設的需要，做了大量的案頭資料整理與研究的隱姓埋名的工作，到了大規模重建一度遭到停頓的社會科學各學科的時候，所做的重點工作還是放在教書育人上，而現在人們普遍看重的個人著述發表事務倒是被放在了次要的位置，進而形成了這代真有學問的學人普遍的“述而不作”的特色。

曹師曾說過一句話，能夠代表他的真實想法：“我們是踏在別人肩膀上上來的，我也希望學生們能踏著我的肩膀上去。”在我們讀博士時，他就鼓勵我們把他的一些獨創思考寫出來發表，甚至認為學生將老師的觀點發揚光大，算不上是剽竊行為，因為學術是一代又一代學人薪火相傳的事業。在如今特別強調尊重知識產權且文科思想獨創不易的時代，曹師的這種觀點有點另類，這也說明了真有本領的學人實際上是不在乎這些外在的東西的。也正因為記住了曹師的這句話，我如今經常在微信朋友圈和微信公眾號上將一些前沿思考和個人觀點先發出來，目的也是讓更多的青年學子了解和學習，將微信朋友圈和微信公眾號變成一個沒有圍墻沒有門檻的開放的大學課堂。

因為我喜歡將日常所見所聞與所思所想發在微信朋友圈，曹師讀后，每隔一段時間總要發一兩張或好幾張寫在紙上的感想的照片給我，一方面是鼓勵我多寫多發，讓他更多地了解外面的世界，另一方面是談他對某些事情的看法，并對我的一些觀點進行評點，作為師生間的相互探討。去年我在應約撰寫一篇關于黨和國家政治制度體系的現代化建構問題的文章時，由于此論題很是宏大，有些方面也吃不準，我這個“老學生”就寫了一個寫作提綱發給曹師指正。很快，曹師發來了他的修改建議，并特別提醒我要注意“現代政治制度體系的有效運轉邏輯問題”。

對“六人問題”的洞察

學人做學問，有三種境界：一種是有知識的外層境界，即擁有某一專業領域比較細致完備的知識，但缺乏知識轉化與理論對話的意愿與能力，固守所謂的“專業門檻”不前，甚至走向了自娛自樂的境地；一種是有學問的中層境界，表現為對本學科知識的融會貫通，并將其與歷史、現實連接起來，既成一家之言又具釋人惑之功；再一種是有智慧的深層境界，體現在對人性、人命、人生、人口、人世、人心“六人問題”的深刻洞察，是將知識、學問、工作、生活與人情事理、世道人心有機結合的體現。這種學問的智慧之道，非經歲月的風霜、生活的磨礪和政治的變幻而不得。無疑，曹沛霖先生是將知識、學問和智慧三者有機結合的學人典范。

記得博士入學后不久的一個冬日下午，我到涼城新村去看望曹老師和師母。師母給我沖了一杯當時比較流行的速溶咖啡，聞起來香噴噴的。我坐在曹師家朝南的書房里，曹師拉來一把椅子，和我對面坐著，師生倆海闊天空地閑聊起來。因為我在省級黨校工作過，對中層政治有一定的了解，在聽了我介紹當時中層干部的心理與實際狀況時，曹師很嚴肅地向我提出了一個問題：亞林，腐敗如果走向了體制化，這個問題該怎么辦？曹師對國家發展、執政黨使命和人民群眾命運的關懷溢于言表。如今，執政黨通過自我革命以及與人民監督的結合，找到了反腐敗的利器，開創了國家繁榮發展和人民幸福安康的新境界。當年陽光打在臉上、師生對談的畫面，至今依然生動地浮現在我的眼前。

沛霖先生是國內研究比較政治制度的權威學者。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比較政府體制》的研究與出版，到20世紀90年代初的《外國政治制度》和《西方政治制度》的編寫與出版，再到21世紀初的《比較政治制度》一書的集成式寫作與出版，都體現了他對比較政治制度領域的深刻洞察與卓越見解。2018年，在《比較政治制度》一書重印了幾十次、發行了十幾萬冊、使用了十幾年后，由我負責第二版的修訂工作。我通讀全書，深感當初曹師擬定《比較政治制度》一書的寫作提綱以及審定全書的內容時所擁有的洞察大勢的眼光、冷靜理性的態度、實事求是的方法與深謀遠慮的格局，以及關于西方政治制度的原理提煉、制度分析、理論反思等重大理論與現實判斷，經歷了時間的考驗和實踐的驗證。正因為曹師對中西政治制度的實質、脈絡與框架進行過全面深入的考察和比較，他對制度背后的制度（制度精神）、制度的短缺與磨損、政治制度的實踐模式與特征、政治制度的經濟社會文化基礎等重大問題便有了清晰、系統和前瞻的思考，這種思考無疑是當代中國政治制度研究的寶貴財富。

“要對大時代有大關懷”，是曹師在課堂上的諄諄教誨。新世紀來臨之際，他專門撰文談中國政治學“走向科學、走向實際、走向世界”的問題，吹響了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號角。如今，我國各門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正成燎原之勢，也再次印證了曹師二十多年前的睿智眼光和深邃思考。

【人物小傳】

曹沛霖生于1933年，1951年考入復旦大學財經學院合作經濟系讀本科，1952年院系調整后到上海財經學院（現上海財經大學）繼續學習，1954年畢業，赴復旦大學馬列主義基礎教研室任教，后在1964年成立的國際政治系任教，直至榮休。

曹沛霖曾任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主任、復旦大學首席教授，主研比較政治與中國政治，是復旦大學政治學理論專業博士點的創始人。他提出了“行政集權民主制”“道德集權民主制”“政治知識化”等標識性概念，并對西方政治制度的理論原理以及“制度背后的制度（制度精神）”“制度短缺與磨損”“政府職能的分化邏輯”等有精妙分析，代表作主要有《制度的邏輯》《比較政治制度》《議會政治》《比較政府體制》等，主持翻譯了阿爾蒙德等著的《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和政策》一書。因“對改革開放后中國政治學學科恢復與發展，尤其是比較政治學研究等領域作出重大貢獻”，曹沛霖榮膺上海市第十五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2018-2019）“學術貢獻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