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記得20年前的2003年初，我剛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時讀到社里新出版的首部長篇小說就是李修文的《捆綁上天堂》。沸騰的現代都市場景和活力洋溢的都市青年氣息撲面而來，這在那時的長篇小說創作中還真不多見。當時我還不認識修文，只是依稀記得宗仁發兄主編的那本頗具影響的《作家》雜志上有位名叫李修文的“特約策劃”。說實話，那時我腦子里還真沒有將這兩個“李修文”畫等號，老觀念讓我覺得能夠干“策劃”者當應是個“資深”的“老江湖”，而一旦“資深”恐也寫不出《捆綁上天堂》那般青春飛揚的作品。后來的事實證明在下的這個判斷全錯，只是那以后，修文就一頭扎進散文寫作和影視策劃之中，雖有《山河袈裟》《致江東父老》和《詩來見我》等特色卓著的散文相繼面世并以此獲得了魯迅文學獎，但長篇小說的創作則始終不見動靜。

“上天堂”莫非真成了修文長篇小說寫作的“天堂”？當本人這種疑問越來越強烈時，修文卻冷不丁地來了部“氣勢洶洶”的《猛虎下山》，盡管篇幅不長，卻果然是“猛虎”一只，雖煞是好看，卻不太好對付。故事雖不復雜，但情節跌宕，讀起來頗吸引人。

故事發生在上個世紀末的一個春夏之交，本該是桃花盛開的燦爛時光，某煉鋼廠卻籠罩在即將被一家沿海的特鋼廠收購、一批工人面臨下崗的忐忑不安之中。就在此時，傳言毗鄰廠區的山上新來了一位“不速之客”——一只猛虎“叫停”了廠里的這個改革進程，“猛虎”萬一“下山”該咋辦？那可是人命關天的大事兒。于是，新廠長決定重賞招募打虎勇士，報名者可免除下崗；于是，一連串的不知究竟是喜劇還是悲劇亦或是“鬧劇”的故事漸次登臺。

如果說為了工廠的穩定及員工的生命安全，在員工中招募打虎志愿者尚情有可原，但將其和下崗與否掛鉤這就有點意味了。

軋鋼車間的劉豐收本就是個不起眼的普通工人，而且還是個“窩囊”貨，按尋常邏輯這次必在下崗之列。為了保住家中的飯碗，老婆林小莉便攛掇著他報名參加了打虎隊。經過一夜流落室外的恐懼與荒唐，第二天逃回家中的他竟拔下自己頭上40余根白發跑到廠長面前，謊稱昨天夜間在山上與老虎遭遇，而且那還是一只“吊睛白額虎”。正是由于這個無奈而大膽的謊言，在全廠大會上，劉豐收竟被廠長正式任命為打虎隊隊長，“享受班長級待遇，同時不再擔任爐前工工作，如果打掉了老虎，廠里還將另行重用！”故事到此本就夠荒唐了，但戲碼更足、更加荒唐的還在后面：與劉豐收本就有過節的脫硫車間副組長張紅旗雖無下崗之虞，竟也主動申請加入打虎隊，甘為劉豐收屬下，并率先上演了一出“人扮虎”的大戲……此時，《老虎下山》所上演的戲碼就從一般的喜劇進入荒唐進而走向極度的荒誕。

荒誕在文學的存在不足為奇，在20世紀西方現代派文學那里，以卡夫卡的《變形記》和貝克特的《等待戈多》等為代表的荒誕派作品則更是以荒誕來集中揭示人類存在的種種異化。那么，李修文在《老虎下山》中如此大行荒誕之道，又是意欲何為？

因為可能有老虎而危及員工，廠里組建了打虎隊以維護他們的生命安全，這很正常；又因為新廠長宣布積極報名參加打虎隊的工人就可免除下崗失業之虞，所以老虎的存在就悄然轉化成了工人們能否保住自己飯碗的重要條件。這個邏輯看似環環相扣，但將可能有老虎存在這個突發事件與推動企業現代化改革進程、促使企業健康發展的正常工作如此掛鉤不僅毫無道理，本質上也是荒唐的。而這種荒唐邏輯一旦成為現實，接下來諸如“人扮虎”、打虎隊成員間暗中的勾心斗角之類一串鬧劇的上演，本質上就是這種荒唐邏輯的必然延伸，也是進一步將這場鬧劇推向極端進入荒誕的重要推手。

正是基于這樣的邏輯怪圈，李修文得以憑借自己強大的藝術想象力與整體統籌力，為《猛虎下山》搭建起了一個謹嚴而快節奏的虛擬結構，一方面對現代化進程中的種種“異化”與“荒誕”進行反思與批判，另一方面又對劉豐收、馬忠乃至張紅旗等普通人、也是在這個經濟結構中處于最底層的“小人物”充滿著同情與悲憫。由此構成了《猛虎下山》于整體荒誕和嚴酷中，戲謔與溫情并舉的雙重調性。

關于“荒誕與嚴酷”，比較容易理解，畢竟這是《猛虎下山》最直觀的外在形態。一部分職工面臨下崗失去“飯碗”，這當然是一種嚴酷，特別是對那些技能平平者而言。但現代化進程中的這種陣痛如果處理得柔性一點、科學一點，陣痛度自然也會隨之降低一些。反之，簡單粗暴地處理，將下崗與否和是否自愿意上山以及能否成功打虎掛上鉤，那就不只是嚴酷，更是走向荒誕了，因為這里畢竟存有以生命為代價的巨大可能。當然，我也相信這未必就是生活中的真實，但面對生活中已然出現了的種種不公與嚴酷，文藝創作將其推向極端既是藝術處理的一種正常方式，也是有責任感作家的職責所在——非危言聳聽而是旨在喚醒良知。

關于戲謔與溫情，在《猛虎下山》中，李修文對那些在現代化進程中可能被忽視、被淘汰乃至被掩埋的受困者的確是抱有鮮明的悲憫與溫情的，只是這種悲憫與溫情在作品中表現為強烈的戲謔直至推向荒誕。如果說這一點尚不能為讀者所理解，那我只能歸咎于修文在此處的著墨稍猛了一點，這顯然不是面對現實生活態度的是非問題，而是藝術處理的分寸問題。也正是因為修文創作時的這種悲憫情懷，我想讀者在讀到劉豐收、馬忠乃至張紅旗等角色上山打虎的種種瘋狂與愚昧時，感受到的一定是籠罩在巨大荒誕感下些許的辛酸與悲涼，而這樣一種審美效果則恰是修文自身悲憫心所帶來的力量。

概括起來，《猛虎下山》展現出李修文面對生活現實時是如何施展藝術想象的才華，從而演繹出了一則世相與人心的寓言。在虛擬的聲聲虎嘯中，人性的本能與復雜、人與人之間的纏斗與和解，莫不一一被殘酷地撕裂開來，給讀者留下寬廣的想象與深思。

（作者系中國出版集團原副總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