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束了在BGP的工作之后，該公司領導給了我在地拉那休假10天的優厚待遇，要我好好會會阿爾巴尼亞老朋友，因為他們知道，我一生的事業是緊緊地與阿爾巴尼亞聯系在一起的。

在要拜會的諸多朋友中，我自然想到了現任阿爾巴尼亞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總經理和總編輯的阿奔·佐澤。他是阿爾巴尼亞最有影響力的著名小說家、我當年的恩師雅科夫·佐澤的長子。雅科夫老師于1979年因患癌癥過早地去世了，我只好把自己的一腔尊師之情傾注在恩師的兒子身上。

按照朋友的指點，7月初的一個早晨，我汗水津津地來到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一敲門，未過10秒鐘，門就打開了，一位高大魁梧的中年男子笑吟吟地出現在我的面前。顯然，我的突然來訪出乎他的預料，臉上露出驚愕的神情。我立刻來了個三言兩語的介紹，話還未說完，他立刻緊緊地抱住我，眼睛里噙著淚珠，激動地說：“鄭叔叔，您這是打哪兒來呀？從天上嗎？”我問他：“37年了，我已變成老頭了，您還認得出來嗎？”他輕輕地松開胳膊，滿臉喜色地說：“人不管怎么變，眼睛是不會變的，您這雙善良的眼睛，跟37年前沒有什么兩樣。再說了，爸爸珍藏的照片中，還有您跟他一起的合影。他在世時，經常對別人提起您，說您是他教過的外國留學生中最勤奮、最有天分的一個。您想，我們心中能沒有您嗎？”

聽著阿爾奔情深意切的話語，端詳著他那與雅科夫幾乎完全一樣的四方臉和一雙大眼睛，還有那穩健莊重的步態——雅科夫老師的音容、舉止以及我們交往中的種種細節，像電影鏡頭般緩緩浮現在我的眼前：

我是在專門學習了一年阿語之后，于1965年秋季開始，到語言文學專業一年級和二年級，聽與文學有關的課程的。聽“文學引論”課時，班里只有我一個外國留學生。授課的教授40歲剛過，但絲毫沒有青年老師常有的急躁。他的話講得很慢，關鍵的地方會重復幾次，寫字快的阿爾巴尼亞學生能把他講的每句話都記下來。然而，只學了一年阿語的我，聽老師講課猶如坐飛機一樣，很多句子記不下來。這時，這位教授會擱下全班同學，到我面前重復重點內容，直到我全部聽懂、記錄下來為止。這樣的特殊照顧不止一次，幾乎每次上課都是如此。這位善良仁慈、關心我到如此地步的教授就是雅科夫·佐澤先生。同學們告訴我，雅科夫教授是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后成長起來的第一代阿爾巴尼亞作家，他的長篇小說《死河》是阿爾巴尼亞當代文學史上最優秀的長篇小說之一，頗有肖洛霍夫《靜靜的頓河》的氣魄。他原來是歷史-語文系的專職教授，自1965年開始，便作為作家與藝術家協會的專職作家，集中力量從事文學創作，附帶在我們系里講授文學理論。平時主要在寫作基地阿波羅尼亞生活，有課時才來系里。從阿波羅尼亞到地拉那有一百多公里，可他從來未缺勤。

我對作家向來懷有崇敬的感情，對學者型作家更是格外敬上幾分。于是，每次下課后，總要和雅科夫老師攀談幾分鐘，有時甚至陪他回家，一邊散步一邊聊天。時間久了，他便主動找我走上一程。記得有一次，上完課后，我陪著他一直慢行到水流潺潺的拉那河邊，談興正濃。他特有感觸地告訴我，他偶然看到了一期法文版《中國文學》，對這本雜志特感興趣，以后如有可能，希望能經常讀到它。我知道我國駐阿爾巴尼亞使館有英、法文版的《中國文學》，立刻向老師保證，今后讓他一期不漏地讀到這本雜志。我兌現了諾言，從這次談話開始直到回國，我把每一期雜志都及時地送到他手上。

那時候，阿爾巴尼亞大學生考試分筆試、口試。“文學引論”口試那天，我像阿爾巴尼亞大學生一樣，也從數十張考題中抽出一個認真準備起來。可是，輪到我回答問題時，雅科夫老師卻微微一笑，搖手說：“不著急回答，咱們還是先說說中國當代文學的情況吧。”于是，我便根據他的要求，言簡意賅地介紹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幾方面內容。他聽得非常入神，還以法特米爾·加塔創作長篇小說《沼澤地》和他自己創作長篇小說《死河》為例，補充說明毛主席提出的生活是創作的源泉，作家必須深入到工農兵生活中去的論點的無比正確。雅科夫老師對我的口試，變成了師生自由交流。當我要開口回答考卷問題時，他再次把手一搖說：“不需要回答了，我們是同行。您的介紹已經把考卷上要求回答的問題闡釋清楚了。”說著便把成績冊還給了我。我打開一看，一個紅紅的10分，后邊還有他的簽字。好奇怪，他是什么時候把分數填好了呢？

我從地拉那大學回國后，經周總理點名并批準，被安排在《人民日報》工作，主管國際部領導的對阿宣傳，有機會常到阿爾巴尼亞訪問。對此，雅科夫老師非常欣慰、自豪，經常把我的點滴成績介紹給他的朋友們。1974年11月-12月，我作為由張潮同志率領的《人民日報》記者團的成員兼翻譯，又一次訪問阿爾巴尼亞時，再次到了費里區。車一開進費里城郊，我就想到雅科夫老師，因為他的創作基地阿波羅尼亞就位于離費里只有20公里的海濱。多么想在此地見到他老人家啊！要知道，到那時我已有6年未再見到他了。可是主人告訴我，雅科夫近日不在阿波羅尼亞，到外地去了。我把這個消息報告給團長張潮同志，他感到很遺憾，因為聽了我的介紹，他也很想會晤這位“阿爾巴尼亞的肖洛霍夫”。可是，中午用餐時，陪同我們的《人民之聲報》負責同志卻接到由地拉那打來的長途電話。5分鐘后，負責同志喜笑顏開地回到餐桌旁，告訴我們：“我們最敬崇的作家雅科夫·佐澤從地拉那打來電話，說他得到《人民日報》記者團到費里區訪問，特別是團里還有他得意的愛生鄭的消息，感到分外高興，今晚他要在阿波羅尼亞波楊村的一個農民家里設宴歡迎、款待記者團全體同志。”

晚6時，雅科夫·佐澤主持的具有米寨嬌農家特色的盛大宴會正式開始。雅科夫老師的右邊是團長張潮，我被他拉到左邊，緊靠在他的身旁。那天晚上，餐桌上一共多少道菜，事過30年實在是記不得了，不過，說那餐桌上美味佳肴堆成小山，是不過分的。其中那道油炒米飯加油煎土豆條和烤雞腿，給我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雅科夫老師平時很少喝酒，可是那天晚上不僅酒喝得多，話也說得多，而且全是實話，一句外交辭令和官腔都沒有。每道菜上來，他都親自給我叉到盤子里，好像非如此就不能表達他對學生的厚愛。宴會中間，幾位歌手在手風琴的伴奏下，在庭院里唱起米寨嬌的民歌來，好聽極了。唱著唱著，他們又走進屋里，在我們面前唱起中國歌曲《打靶歸來》《在北京的金山上》和《真正的朋友》，兩位少女還跳起米寨嬌民間舞，歡樂、友誼的氣氛達到了高潮。這是阿爾巴尼亞人歡迎尊貴的朋友的最高禮儀。宴會結束后，雅科夫老師主動邀請我們合影，并送給每人一份富有地方特色的紀念品。對我這個學生：他還將最新作品《幸福之風》（第二卷）簽名贈予我。當時他51歲，我35歲。然而，萬萬沒有想到，5年后，癌癥奪去了這位風華正茂的作家的生命，這次重逢成了我與他的永別……

件件往事正在我的腦海里翻涌，忽然電話鈴響了，阿爾奔趕忙去接電話。這時，女秘書按照阿爾巴尼亞家庭歡迎尊貴客人的禮節，用干凈漂亮的塑料托盤端來了面包、食鹽、白酒、軟糖和蜂蜜。阿爾奔很快打完電話，端起酒杯對我說：“歡迎阿爾巴尼亞人民尊貴的朋友，我爸爸的中國學生，今日的作家和阿爾巴尼亞文學專家鄭恩波先生來做客！”我也端起酒杯回答道：“很高興見到我尊敬的教授，阿爾巴尼亞當代最杰出、最富有天才的小說家雅科夫澤先生之子，今日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阿爾奔·佐澤先生！”這一禮儀讓我很自然地想起當年我到雅科夫老師家里做客時，他夫人杜拉塔教授代表全家歡迎我的情景，也想起她那能給人以無限溫暖的慈祥的微笑、高雅的風度和談吐。于是，便關切地向阿爾奔問道：“您母親怎么樣？她好嗎？”我的問話使阿爾奔的眼睛紅潤起來，小聲地說：“媽媽她……頭幾年也離開了我們……”

杜拉塔，這位留學保加利亞的高才生，在索菲亞與雅科夫相愛，比雅科夫小5歲，是俄羅斯文學研究專家，回國后，先是從事教育工作，后到《教師報》從事新聞工作并間或有文學作品發表。晚年任“納伊姆·弗拉舍里”出版社編輯部主任，編輯出版了許多文學名著。1968-1969年，我在地拉那“米哈爾·杜里”印刷廠陪同中國印刷專家工作時，她正好在“納伊姆·弗拉舍里”出版社任編輯部主任，為出版書籍的事情，常跑印刷廠。每次見面，她都像老大姐一般，問我工作中有何困難，是否需要幫助。有一次，她還笑盈盈地把由她擔任責編并寫了序言的法特米爾·加塔的新版長篇小說《沼澤地》送給我，囑告我最好多讀一些加塔的小說，因為加塔的語言是很規范化的文學語言，多閱讀這樣的文學作品，對外國學生學習阿語非常有利。至于她請我到印刷廠餐飲店喝咖啡和茶，吃小點心，那更是常有的事兒。

后來，正如大家所知道的，中阿關系出現了曲折。但是，杜拉塔老人對我的友情依舊。

1990年夏秋之交，應阿爾巴尼亞對外文委的特別邀請，我訪問阿爾巴尼亞一個月。雖說當時中阿關系已經露出美好曙光，但相當多的阿爾巴尼亞人對與中國人交往，還有些顧慮。然而，杜拉塔老人卻毫無顧忌，我到地拉那第二天，她就心懷坦蕩地到賓館與我會面。那一天，老人家話語不多，緊緊地握住我的手，幾次語重心長地說：“鄭，我真為你高興，你真是我們的忠實可靠的朋友，雅科夫如果活著，不知該怎么樣高興呢！”末了，我們都互相勉勵對方，我甚至特別樂觀地對她說：“我相信您的夙愿準保能夠實現，肯定能去中國訪問，屆時我一定陪您逛長城，游三峽，觀秦兵馬俑……”但沒有想到，這次相逢，竟也成了她與我的永別……

與我促膝交談的阿爾奔，已不再是當年那個13歲蹦蹦跳跳的少年，而是一個穩重健談的學者了。那洪亮的聲音，臉上不時露出慈祥微笑的表情，讓我產生一種幻覺，仿佛坐在我面前的不是阿爾奔，而是雅科夫老師。見我有些激動，阿爾奔把話題轉到他弟弟身上：“您還記得我弟弟阿格隆嗎？”我立刻回答：“那還用說！當年他陪我看過電影，那也是您爸爸的巧安排，他說小孩子是學外語的人的最佳教員。阿格隆現在怎么樣？”阿爾奔說：“他比我強，不僅是很有成就的藝術家，當過歌劇芭蕾舞劇院院長，而且還是小有名氣的作家、詩人，10年前就出版過詩集《今天我是這個樣子》，7年前還出版過一本中短篇小說集。現在專心致志搞藝術。”我見他言談中稍有點自慚形穢的意味，便插話：“聽說您也寫小說，有部中篇《當嫁的姑娘》，不只在阿爾巴尼亞，在科索沃都很受讀者的歡迎。”“哪里喲，提不得，那只是一篇青年時代的練筆之作。”阿爾奔有點不好意思。

第二天，阿爾奔將他負責修訂印行的第12版《死河》贈送給我，并囑咐我：將來翻譯這部小說，就要根據這個版本譯。我邀請阿爾奔參加了我為文友們舉行的晚宴，臨別之前，我對他提出請求：“這次來不及了，相信不久我還會來阿爾巴尼亞，屆時我要買上一束最鮮艷的玫瑰花，請您陪著我，到文化名人陵園憑吊我的恩師雅科夫和師母杜拉塔。”高大魁梧的阿爾奔的眼睛涌出幾顆淚珠，與我緊緊地擁抱了5分鐘，才戀戀不舍地走出餐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