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的《悲慘世界》、斯特林堡的《朱莉小姐》、約恩·福瑟的《一個夏日》……一批文學大師的代表作品近期在申城舞臺上頻頻“現(xiàn)身”，引領觀眾體悟文字深處的觀察與情緒。無論是踏上人生救贖之旅的冉·阿讓、還是勇敢沖出禁錮的朱莉小姐、抑或是福瑟筆下沒有具體名字的“男人”和“女人”，他們誕生在歷史和往日中，以戲劇的形式活在當下。這些經(jīng)典文本讓這幾部“話劇中的文藝片”破圈而出，為春天的申城舞臺綻放出充滿時代氣息的新鮮魅力。

用冷靜誠實地對抗焦慮

“因為他的創(chuàng)新戲劇和散文，為不可言喻的事物發(fā)聲。”2023年諾貝爾文學獎對挪威作家約恩·福瑟進行了如此表彰。上海話劇藝術中心正在上演著這位擁有“新易卜生”“新貝克特”美名的劇作家所創(chuàng)作的作品。

一個美好的夏日，挪威峽灣邊，陣陣海浪聲，一間被沙石包圍的清冷房間，一個年老女人站在落地窗前，凝視著窗外。她轉身看著另外一個年老女人，她的朋友。兩個年邁的老婦人聊起往事，訴說著埋藏在心中的記憶……冷淡、平靜、北歐式的克制，這是觀眾評價《一個夏日》的高頻詞。飾演“年老女人”的演員田水認為這是一個可以演到80歲的角色，“福瑟把自己對人與人關系的塑造，理解為對人類內心境況的關注，人類并不等同于一個對象，人類首先是一個靈魂，內在的心靈”。

在導演王魏看來，劇中簡短的人物對話、長時間的靜默與停頓是人之孤獨、思維隔閡的象征，瑞典戲劇評論家萊弗·策恩曾說：“福瑟是在為一個尚未到來的時代寫作。唯有在演繹者和觀眾共同的夢境中，這個戲劇的時代才能到來。”福瑟通過對話來“抵抗”這份孤獨，他賦予入世和出世兩對夫妻同等重量的不安，并給予“年老女人”歷經(jīng)時間后的“特權”，她不再因為害怕失去而惶恐。或許正是福瑟的誠實態(tài)度治好了一部分觀眾的精神內耗，這部“話劇中的文藝片”也因此顯得不那么單調。

走進“現(xiàn)代人”朱莉小姐

走過百余年之后，瑞典現(xiàn)代文學奠基人斯特林堡在1888年寫就的《朱莉小姐》至今仍是戲劇舞臺和影視改編的常客。邀請到瑞典國寶級導演海爾達·海爾維格，同樣由上海話劇藝術中心制作出品的《朱莉小姐》將于下月與觀眾見面，家世高貴的小姐與出身低賤的男仆要共同呈現(xiàn)一場瘋狂與毀滅的誤會。在建組會上，海爾維格直言，作品最大的挑戰(zhàn)，便是要“厘清這些由斯特林堡塑造的角色，他們作出的選擇與行為的動因”。

這便不得不提到斯特林堡所推崇的自然主義戲劇觀，《朱莉小姐》的故事原型來自于斯特林堡生活中的耳聞，在劇本的扉頁，他寫道：“一個家族的消亡，比一個受命運垂青之人的隕落更具悲劇性。”他將主人公“朱莉小姐”與仆人“讓”視作不同階級的代表，“他們是生活在社會轉型時代的現(xiàn)代人物，新舊觀念并存，因此比前人更分裂與搖擺不定。”

《朱莉小姐》的長演不衰與作品多元化的主題密不可分，斯特林堡放棄了主流戲劇的常規(guī)做法——為人物設立唯一動機。朱莉小姐的階級、她的欲望和沖動天性、她原生家庭里的創(chuàng)傷，這些議題并不因為時間而顯得落伍和陳舊，有著強烈現(xiàn)代女性意識的朱莉和適應社會法則不斷向上攀登的讓，仍是具有現(xiàn)實意義的寫照。

熱度與爭議并存的《悲慘世界》

雨果的超級IP和著名演員劉燁都讓舞臺劇《悲慘世界》前期攢夠了熱度，近日在滬開啟全國巡演后，討論的焦點轉移至敘述體結構與觀演體驗的適配。劇中，演員們用相當可觀的時間復述了原著中的精彩片段。支持者認為這樣的安排讓觀眾擁有了自由的想象空間，得以“安安靜靜地回到文本”，但也有聲音傳出，“沒讀過原著看不懂”“更希望看到演員將精力專注于表演”。

《悲慘世界》的劇本文字全部來自于雨果的小說原文，經(jīng)過剪裁拼貼后保留了完整的故事脈絡。越是經(jīng)典名著越是難改編，三個半小時內展現(xiàn)百萬字的長篇小說難度不言而喻，戲劇性跟敘事性之間的合理轉換同樣為業(yè)界人士所關注。有專家認為，形式的選擇都是為了完成人物，劇中的獨白承擔起了為冉·阿讓性格塑形的功能，但也有專家辛辣地指出了編劇這一幕后角色在作品中的缺位。究竟是文學性的回歸，還是“立體有聲書”，爭議隨著演出的進行仍在持續(xù)。對于一部計劃朝著國際舞臺進軍的作品來說，可能并不是一件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