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流芳，字茂宰，一字長蘅，晚號慎娛居士，晚明嘉定人，詩文書畫印刻兼善，為“嘉定四先生”之翹楚，又與程嘉燧、王時敏等合稱“畫中九友”，有《檀園集》等傳世，其課徒山水畫稿收入清代李漁所編《芥子園畫傳》。

蹭蹬舉業(yè)

李流芳“風(fēng)流儒雅”“澹蕩于榮利”，是較為典型的晚明江南性情文人。他自稱“余性不喜舉業(yè)之文，而時時代以書畫”，又謂“人生天地間，所貴適志耳”。然而，如此追求個體自適與個性自由的人，卻也曾羈牽于科舉達三十一載之久。

一開始，李流芳的科舉之路還算順暢。17歲那年，他被嘉定縣學(xué)錄為生員。但接下來，這條“由南而北”的應(yīng)舉之途著實不好走。直到32歲時，才舉于南京。

此后，他又在舉子業(yè)上蹭蹬了16年。連續(xù)四次北上京師參加會試，卻一無所獲。萬歷四十七年，他再次赴試北行，行至濠梁因病棄考而返，在“歷落嵚崎三十年，寧教人笑不教憐”的行吟中喟嘆身心交瘁與無奈。

究竟是什么讓這位“才氣宏放，不可紲羈”之士長年不第，卻又長年堅持呢？這恐怕要從晚明嘉定的地域社會和李流芳的家世說起。

明代中期以來，時屬南直隸蘇州府的嘉定縣雖偏安海隅、受倭寇侵?jǐn)_，卻伴隨徽商不斷進入，棉花和棉布業(yè)逐漸發(fā)達。特別是李流芳所在的南翔鎮(zhèn)，“多徽商僑寓，百貨填集，甲于諸鎮(zhèn)”。

隨著工商百業(yè)發(fā)展，嘉定文教日興，科甲亦盛。宋代，該地出進士12人；元時無進士；從明永樂二年到崇禎十六年，出進士103人、舉人204人、貢生205人。史書記載，嘉靖年間，歸有光至嘉定安亭講學(xué)，“四方來學(xué)者常數(shù)百人”。

正是在這樣一種商賈流動、文風(fēng)蔚起的地域社會背景下，李流芳的祖父李文邦從歙縣徙居南翔，繼而開創(chuàng)了一門兩代三進士的盛況——

李文邦之子、李流芳伯父李汝節(jié)師從歸有光，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以登州同知致仕；李汝節(jié)長子、李流芳堂兄李先芳為萬歷十七年進士，歷任刑科給事中、四川參議等；李流芳同父異母兄李名芳為萬歷二十年進士，選為翰林院庶吉士。

史書記載，“李氏由新安來甫百年，而門第子孫之盛幾甲于吳中”。李流芳自小就生活于這一科第方盛、仕宦相承的詩書簪纓之家，浸浴著恭謙厚重的家風(fēng)，感沐著前輩父兄的榮光。

可是，猝不及防的家族變故似乎顛覆了所有的一切。李名芳、李先芳的過早離世，讓李氏家族迅速陷入了困頓：“先賣幾頭子石研，不愛墨花繡澀春云流。次賣商尊父丁篆，不愛寶色剝落夔龍虬。次賣西山梅花二十畝，不愛春湖草閣臨青浮。最后賣卻山雨之飛樓，不愛松風(fēng)梧月芙蓉秋。”

為了擺脫窘境，李流芳只好靠潤筆改善生計，甚至于打算變賣家當(dāng)。然而，這些舉措并非長遠之計。為盡快重振家業(yè)，光復(fù)門第的責(zé)任便落在了才氣俊發(fā)的李流芳身上。

天啟二年，48歲的李流芳抵達京郊之時聽到遼東戰(zhàn)事節(jié)節(jié)敗退的消息，一時間對功名愈加心灰意冷，終于棄絕了仕進之心。返歸途中，他一氣呵成寫下《南歸詩》十九首，道盡了多年的辛酸悲苦與自我救贖。

會友從藝

在科舉之外，李流芳更多是棲居園林、交游吳越，以詩文書畫自遣。絕意仕進之后，他揮毫吟詠不輟，成就了在文壇、藝苑的矚目成就。

萬歷三十三年，李流芳在南翔北市規(guī)劃卜筑檀園。園內(nèi)“水木清華，市囂不至，一樹一石”，不單為讀書休憩之地，也是晤友會朋、宴飲雅會的重要場所，“琴書蕭閑，香茗郁烈，客過之者，恍如身在圖畫中”。

李流芳的不少雅集酬酢詩作就出乎此間。如《元夕雨邀里中諸君小飲檀園燈下次伯氏韻》云：“花邊樓閣月邊廊，更愛繁燈照夜光。雨氣無端先客到，檐聲應(yīng)為和歌長。城頭結(jié)綺人俱散，村里迎神鼓不忙。且盡一杯酬令節(jié)，泥深門外亦何妨。”盡管天色已晚、雨長泥深，卻沒有影響到諸君暢飲于檀園花間、元日燈下的高漲心緒。

李流芳詩歌的最大特色在于以性情為旨歸。誠如陳寅恪所評，其“詩文雍容典雅，至性溢楮墨間”。當(dāng)時，詩壇最為流行的是公安派、竟陵派的詩風(fēng)。李流芳卻能容與其間，絕去公安之滑易、竟陵之幽僻。

對此，施蟄存論述：明代最后一個詩派是由被稱為“嘉定四先生”的唐時升、程嘉燧、婁堅及李流芳所建立的，“其所以異于王李者，在排斥摹古；其所以別于鐘譚者，在反對求字句之新異；而大旨則以‘自然地表現(xiàn)真性情’為歸”，即所謂“貴在識真”也。

李流芳一生善交好游，不僅居檀園以宴賓客，還時常與友人放曠、流連于山水之間。他尤其傾心于杭州西湖的美景，“中歲于西湖尤數(shù)”，并感言：“天下佳山水，可居可游可以飲食寢興其中而朝夕不厭者，無過西湖矣。余二十年來，無歲不至湖上，或一歲再至，朝花夕月，煙林雨嶂，徘徊吟賞，饜足而后歸。”

在六橋兩山間，李流芳結(jié)交了不少朋輩，有官宦文人、名士高隱、緇流黃冠，也不乏船工、女郎一類的尋常人。他還經(jīng)常依托于當(dāng)時活躍在西子湖畔的文人社團“小筑社”開展交游活動，以詩文書畫為媒介，會友談藝，酬唱往還。

他的大量藝文作品借各色友人的推賞、收藏、傳播而流披百世，他那堪稱晚明小品文奇葩的《西湖臥游冊跋語》也是在這樣一種契機下應(yīng)然問世的。正如張岱所言，“（流芳）一年強半寄跡西湖，凡見湖中朝暾夕照、云氣變幻，盡收入筆端；題跋數(shù)語，澹遠靈雋，字字皆香”。

世人多謂李流芳詩名、文名為畫名所掩，但就其在晚明江南畫壇上的成就及后世影響而言，確乎鮮有能匹者。他的畫作以山水擅長，寫生亦有別趣，竹石花卉之類無所不備，風(fēng)格可謂逸氣飛動、筆墨淋漓。早年間，或許是因為場屋之困，李流芳之作稍嫌拘謹(jǐn)；絕意進取后，晚歲于繪事尤勤，則筆益放曠，漸臻妙境。

李流芳既深解繪事，又深諳畫理。他的論畫同樣以性情為根底，認(rèn)為“凡山水皆不可畫，然皆不可不畫也，存其恍惚者而已矣”。在他看來，山水畫之于真山水的存在意義在于提煉揚棄，化為心象，存其恍惚，“放出山林本色”，而非攝錄似的成為山水本身。他主張，取鑒前人并非最終目的。通過學(xué)古、師古陶鑄自我風(fēng)格，才是旨歸所在。

不同于宋元明間許多文人在理解“詩畫一律”時多關(guān)切詩歌與繪畫俱追求超越形似的共通性，他更強調(diào)作為空間藝術(shù)的繪畫與作為時間藝術(shù)的詩歌在表現(xiàn)功能上各有其長短、各有其獨立性，故“詩中意有可畫者，有必不可畫者”。

作為晚明文士，李流芳仰承嘉定古學(xué)傳統(tǒng)，非但“文章書畫，絢爛海內(nèi)”，論其人品修為亦幾無貶責(zé)、存疑者，堪稱“其人千古，其技千古”“其交道亦是千古可傳也”！

（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xué)非遺傳承與應(yīng)用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