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的話：

《中華民族共同體概論》中講到，“無可否認，‘五胡’大舉入據中原的確導致原有‘中華’王朝的崩潰。但漫長的族群融合與政治整合，卻帶來了‘中華’體系的擴大。‘中華’并非族別稱謂，而是一套無偏私的理性制度化的文明體系，具有極大的包容性與開放性。此一時期，北朝與南朝都以中華正統自居，這就為南北統一之后的隋唐‘華夷融合’奠定了認同基礎。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是‘中華’概念形成并日臻成熟的重要時期。在這一歷史時期，‘中華’成為兼容胡漢、兼容南北的概念，到唐代最終成為新的胡漢融合體的統稱。” 為更好理解這一時期，本篇對這段歷史的時代特征及歷史作用進行解析，以饗讀者。

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發展過程可以分為四個大的階段，第一階段是華夏凝聚核心形成期，從滿天星斗的中華民族起源走向區域整合，到秦漢時代達到頂峰，形成了中原農耕區與草原游牧區兩個大的族群政治體以及其他邊疆地區的小的族群政治體，其中依托中原農耕區形成的華夏族在整體范圍上發揮了凝聚核心的作用。第二階段是以華夏為主導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奠基期，自魏晉以降，中原政權分立，華夏周邊族群進入中原，由此引發族群關系激烈調整，從大動亂到大融合，直至隋唐形成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基本樣貌。第三階段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擴大、鞏固期，從宋遼金夏對峙，爭奪中華正統，到元、明、清大一統王朝下多元族群互動共生，深度交往交流交融。第四階段是近代以來，面對西方殖民者入侵，中華民族共同體從自在走向自覺。

其中第二階段，是突破政治體及其固化的族群認同藩籬，推動中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時期。以往有學者稱之為“五胡亂華”。但是應該看到，這種突破，并非發端于華夏周邊族群的“亂”，而恰恰是周邊族群主動的“入”，以及華夏政治勢力的接收甚至引導。早在西漢五鳳二年（公元前56年），匈奴內亂，呼韓邪單于稱臣并從漢求助，而漢也欣然接納，大加賞賜，聽其居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并給予米糧三萬四千斛資助。到東漢時期，呼韓邪單于的孫子比復稱呼韓邪單于，于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款塞，東漢依舊例頒給。從長期歷史發展看，“匈奴款塞”基本成為北方草原部族的一種慣例，爭斗失敗的一方大多采取南下依附中原王朝的策略。

東漢朝廷進一步采取蠻夷保塞政策，北方各部族逐漸內遷，緣邊附塞居住，甚至遷入內地，形成“五胡入華”的局面。一是匈奴，自東漢初南匈奴內遷，到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曹操分其眾為五部，居于今山西北部。二是鮮卑，興起于大興安嶺地區，逐漸南遷，占據匈奴故地，分為東、中、西三部，分布于東起遼東，西至隴右地區。鮮卑南遷過程中，除東部鮮卑（含慕容鮮卑）外，與各地族群融合，先后形成鐵弗匈奴、乞伏鮮卑、宇文鮮卑、拓跋鮮卑等支系。魏初，慕容鮮卑因魏滅燕之戰，從山西塞外遷至遼西郡。后追隨司馬懿伐公孫氏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于棘城之北。另一支重要力量拓跋鮮卑，南下過程中也不斷與西晉地方勢力展開合作。三是氐，漢代，氐人分布在西起隴西，東至略陽，南達岷山的地區。東漢末曹操遷徙氐人進入關中地區。到十六國時期，氐人分布地區日益廣泛，西起武都、陰平二郡，經關中、隴右，直到關東、河北。四是羌，漢代，羌人主要分布在河湟、塔里木盆地以南至蔥嶺地區、隴南至川西北一帶，有的向甘肅、陜西西南、內蒙古南部、寧夏、甘肅地區遷徙。五是羯，據考證，羯人是康居（羌渠）游牧人。兩漢時期，隨匈奴東來，后又隨之南遷，分散居于上黨、武鄉一帶。

北方各族進入中原地區后，其社會不斷發生分化。一方面，上層接受中原各政治勢力的冊封，成為其角逐政治權利的有力盟友。建立前趙的匈奴人劉淵，自幼學習詩書，先后擔任左部帥、北部都尉，永煕元年（公元290年），又被任命為建威將軍、五部大都督，封爵為漢光鄉侯。后又擔任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建立前燕的慕容廆，先后被西晉封為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前鋒大都督、大單于和鎮軍將軍、昌黎、遼東二國公。永嘉四年（公元310年），前趙主劉聰派遣使者任命氐人苻洪為平遠將軍，苻洪不接受，自稱護氐校尉、秦州刺史、略陽郡公。羌族姚氏很早就接受東漢的冊封，永嘉六年（公元312年），時值永嘉之亂次年，姚弋仲舉眾向東遷徙到榆眉，跟隨者有數萬人，姚弋仲自稱護西羌校尉、雍州刺史、扶風公。而其下層，則受到各種經濟壓迫，成為北方地區重要勞動力補充，不但承擔大量國家賦稅，更為豪強大族所侵漁剝削，以內遷胡人為依附民，擔任世兵、田客，更有甚者，被掠為奴婢。

正是在政治意識不斷增強，族群壓迫又日益加劇的情況下，北方地區開始了以族群為基礎的激烈政治競爭，進而造成族群認同的快速演變。總體來說，形成以下特征。

其一，各支胡人勢力均以本族群為統治基礎，由此也造成激烈的族群矛盾，后起政權往往大量誅殺前朝統治族群貴族，甚至禍及整個族群。

其二，五胡政權此興彼亡，失敗的一方不僅政權瓦解，在族群身份成為一種危險的情況下，認同也隨之衰落，大部分融入漢人，部分則嬗變為其他族群。

其三，不論哪個族群當政，均在一定程度上接受華夏的政治、文化體系，爭取漢族士人為臂助，利用儒家文化和中原政治體系，擺脫部落制對皇權的羈絆，加強中央集權統治。

其四，“胡化”、“漢化”成為影響北朝政治發展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基于原生族群的“原始民族”認同是五胡政權建立的基礎，另一方面，華夏制度文明及多元族群社會的支撐又是強化皇權統治的重要因素，如何在二者間尋求平衡成為北方各政權盛衰遞嬗的根本原因，并最終重塑華夏政治文明主體地位。

正是在族群關系激蕩、認同嬗變，各族政權反復更迭、整合的過程中，中國北方地區不斷融合、凝聚，到隋唐時期，重新恢復到以華夏為主導的大一統局面。但是，新的大一統王朝內的族群構成更加多元，族群關系更加緊密，超越原生族群的共同體認同不斷增強，從而為中華民族共同體奠定了根基。因此說，由“五胡入華”造成的大動亂到大融合，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發展史上的重要階段。

（作者簡介：范恩實，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