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年齡的關系，作為“60后”，在出版生涯中，我打交道的大多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新中國成立前出生的老作家寥寥無幾，李國文先生便是其中之一，可以算是我的忘年交。

我與李國文先生的相識，緣于上世紀90年代的文集熱。上世紀90年代中期，江蘇文藝出版社集中出版了一系列青年作家文集，在全國掀起了一股青年作家文集出版熱，無論從出版規模還是從影響來說，在出版界都曾名噪一時。我個人先后責編過《池莉文集》《鐵凝文集》《林白文集》《遲子建文集》《舒婷文集》《斯妤文集》等六套青年文集。也許因為我編過多位作家文集，《池莉文集》又在熱銷中，有一天，社長告訴我，李國文先生希望在江蘇文藝出版一套文集，想聽聽我的意見。論資歷和影響，李國文先生無疑有出文集的資格，作為一個狂熱的“文青”，我曾拜讀過他不少作品，李國文先生的短篇小說《月食》《危樓記事》曾先后獲得全國短篇小說獎，長篇小說《冬天里的春天》曾榮獲茅盾文學獎。當時少年氣盛，便坦率地說，相比我們正在出版的年輕作家，李國文先生雖然是文壇老將，作品也很有價值，但作品可能多少有些“過氣”，不太受年輕讀者的歡迎，市場可能不太樂觀。如果要出，要控制規模和定價，建議最多出四卷。相對于李國文先生龐大的作品數量，區區四卷，確實是太少了些。社領導基本同意了我的意見，讓我與李國文先生具體聯系。

因為文集的事，我有緣與李國文先生相識，并開始了頻繁的書信往返，書信成了我與李國文先生溝通的主要媒介。出乎我意料的是，李先生居然同意了我的建議，甚至表示要精益求精，出三卷即可，并給出了自己的理由。他在給我的信中說：“我對于出我個人的文集，一向持保守態度，因為看到儕輩十卷八卷地出在那里，把什么東西都像出全集似的收了進去，令人產生一種壽終正寢的感覺，所以，有些出版社來聯系，我不想以文集的名義，將寫過的幾百萬字都編進去而婉拒了。況且，我時下也未有擱筆的意思，何必忙著做那些身后的事呢？再說，文章好壞，還是需要經過一段時間的考驗為好。對于你的建議，我真是很感激，非常感謝你對我的厚愛。不過，我有一個小小的建議，不知你意下如何？如果出一套精選的三卷本的文集，不知是否可以？上中下三卷，三十年代也有過這種先例的。我想，貫徹以精為佳的原則，一卷若以三十萬字計，加起來，也有一百萬字。據我所了解的目前還健在的作家，能有一百萬字站得住的作品，也就算是天保佑了……年輕人出文集，鼓勵是第一位的，收進較弱的作品，說得過去。出中老年作家的文集，似乎應該嚴格些，有些作品可以存目，不必全收，而在精粹。不知以為然否？”（1998年6月21日），對他的意見，我自然表示尊重，合同很快便簽了，比我想象的還要順利。

一切都按合同進行中，次年7月9日，不知何故，李先生忽然改變了主意，來信表示希望增加一卷，擴大到四卷：“友人的關心，我也是很感謝的，總是一番盛情好意。為此，我想了一個兩全的方案，原合同的三卷，增加一卷，為四卷，也符合你后來信中所說，不知尊意如何？”從信中意思看，可能是某個朋友建議他出四卷。不久，在7月21日的來信中，李先生又對文集的選文提出了新的建議：“四卷的安排，我初步想，不以原來的集子，而是以編年的方式。除去長篇小說，只選中短篇小說三卷，若每卷以二十五萬字計，選七十五萬字，若三十萬字計，則選九十萬，這就聽由你的安排了。另一卷為隨筆、散文，也是編年體，這樣，可以看出一個人的創作脈絡，不知先生看法如何？”

顯然，他的編選方式與內容與我原先的設想并不一致，也不太符合我對市場的定位，我自然委婉表示了自己的意見。從市場和讀者考慮，我希望盡量收錄他的代表作，同時把獲得茅盾文學獎的長篇小說《冬天里的春天》收入，這樣作為文集才更有分量，也更容易受到讀者的歡迎。為此，我們之間多次書信交流。對我的意見，李先生并未直接反對，表示出文集是大事，也不用急，容他再考慮一下。不知何故，李先生很久沒有回復，拖了很久，最終放棄了出文集的機會。李先生為什么最終放棄出版文集，我不便問，我猜最主要的原因也許覺得出版社的意圖與他的想法并不完全一致，形同雞肋，也許他另有自己的難言之隱。前后兩年時間，聯系了很多次，文集流產了，我多少有些失望。作為一個年輕編輯，能出版一個獲得茅盾文學獎的著名作家文集，在我還是十分樂意的，但李先生選擇放棄，我也只能尊重他的決定。這是我與李國文先生一次未遂的合作。也許當年少不更事，未能很好地處理作家、編輯和出版社三者之間的關系，未能換位思考，導致了這樣的結果，多年后想起來，仍引以為憾，深感對不起李先生。

文集雖未出來，卻并未影響我們之間的關系，李先生并未因為文集合作未成而不悅，此后我們反而頻繁地交往起來，相與甚歡，漸漸成了忘年交。之后，李先生從未提及當年文集未能出版的事，好像這件事從來沒有發生過一樣。這是李先生為人仁厚的地方，從中也可看出他的胸襟與人格。

那時電話尚未普及，編輯與作家之間的交流以書信為主。那段時間我剛剛經歷了最后一次福利分房，以我當時的資歷和條件，完全可以分到一套主城區新房，卻因種種原因只分到紫金山下一套二手房，與主城區隔著一個廣闊的玄武湖，當時算是偏遠的城郊。那年兒子剛上小學，本來朋友幫忙在主城區介紹了一家名校，考慮到新居離學校路途遙遠，沒有人幫忙，自己上班接送也很不方便，只好忍痛割愛。每每想起，心里多少有些耿耿。有一次在信中不經意地吐槽，發了幾句牢騷，不久便接到李先生的來信，他在信中寬慰我：“從來信得知，為孩子、搬家事忙，這都是人生必修之課程，一旦你到了我這已經下課的年紀，想忙也無從可忙了。”接到李先生的信，既慚愧又欣慰，心里忽然輕松了許多。事情已經過去很多年了，李先生的安慰一直銘記在心，溫暖至今。

與李先生相識幾年后，我擔任副總編輯，負責社里的選題組織與策劃，因為組稿的緣故，與李先生的交往也漸漸多了起來。后來我策劃的“茅盾文學獎獲獎者小說叢書”“茅盾文學獎獲獎者散文叢書”，都得到了李先生的大力支持，分別收入了李先生的中短篇小說集《桐花季節》和散文集《歷史的真相》，這兩套書都產生了較大反響，也取得了不俗的經濟效益。

李先生成了我的重要作者，每次開口組稿，他都慨然允諾，從不提條件，我們之間的合作十分順利，也十分愉快。每到北京出差，只要時間允許，我都盡可能到李先生家登門拜訪。李先生住在西城區西便門外大街西里單位分配的老小區的一棟居民樓，房子年代有些久，室內陳設簡單，也并不十分寬敞，簡樸中散發出一股濃濃的書香。李先生身材魁梧，一臉慈祥，既豁達，又善解人意，令人如沐春風。雖然隔著三十年的歲月的鴻溝，但絲毫沒有妨礙我與李先生的交往，在李先生面前，我也沒有什么顧忌，無論說什么，他都不以為忤。在他面前，我完全沒有在其他老作家面前的矜持與拘謹。有次，我當面鄭重地請他寫一部自傳，我想以他的經歷、地位，寫一部自傳肯定很有價值和影響，但李先生非常客氣而委婉地謝絕了。他沒有說出具體的原因，只是說他不想寫。我想，他不想寫一定有他不寫的理由，我只能表示尊重。也許對他來說，他的作品就是他最好的自傳。

考慮到李先生年事已高，自己也雜事纏身，工作之外，平時并不敢過多地打擾他，每逢傳統節假日，比如中秋、春節，我都禮節性地給他打電話問候一下。隔著遙遠的距離，都能聽到他聲如洪鐘的特別的笑聲，開朗，達觀，令人快慰。

李先生晚年喜讀歷史，寫下了一系列非虛構歷史文化類散文，影響廣遠，讀者無數。有次上門拜訪時，他特地送我一本厚厚的《天下文人》，并在扉頁上十分客氣地寫下“修榮先生指正”，雖是客氣，卻也反映了老派文人的謙謙君子之風。

高齡時，李先生依然思維敏捷，筆耕不輟，經常在報刊上發表歷史文化類散文隨筆，熔歷史、文學、思想于一爐，并形成了自己的獨特風格。我表示希望從這類文章中選編一本有代表性的散文隨筆，他欣然同意，把權力完全下放給我，由我自己選編，這便是后來的《血性的失落》，精裝，雅致，讀者和市場都反應良好，李先生對此十分快慰。沒想到，這本書竟成了我與李先生的最后一次合作。

前幾年，李先生仍然筆耕不輟，不時有些短文見諸報刊。鑒于《血性的失落》的成功，我曾當面表示希望把他在報刊上零星發表尚未出版的一些散文隨筆搜集起來，出一本真正的新作。他欣然答應，表示新寫的文章還不多，等湊夠一本就交我出版，我一直期待著這本真正的新作，然而這一愿望終未能如愿。

去年春節，按慣例往李先生住宅打電話，想給他拜個年，問候一下。以往電話一響，很快便能聽到李先生響亮的嗓音，但這次，一連響了七八次，甚至十次以上，也無人接聽。隔一段時間，又陸續打了幾次，依然無人接聽。這是以往從未有過的現象。家中無人，我以為他也許到外地休假，或到子女家去了。隔一段時間，又陸續往李先生家中打了幾次電話，依然無人接聽，我隱隱有些不安，于是便托北京的朋友打聽。不久，傳來一個不幸的消息，李先生已于2022年11月24日因病逝世，享年93歲。那段時間人們的關注點都在與疫情有關的各種消息上，所以李先生這樣一個著名作家病逝的消息，也就被各種信息淹沒了。想到李先生家無人接聽的電話，想到李先生樂觀、爽朗、洪亮的嗓音，不由一聲嘆息。唯一令人欣慰的是，書比人長壽。

（作者系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原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