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到今年1月13日，王瑤先生的兩個大弟子相繼去世。我懷念劉正強先生的文章還沒面世，人間又少了孫玉石先生這位仁者、博者、雅者，我心戚戚焉。

其實，我和孫先生并無多少交往，更無深入了解，也許突然相遇，他不會認得我，我也要想一想才敢喊他，因為我和他只在一起開過一次會，僅此而已。但他卻給我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也有了后來的遠程交往，在交往中我認識到他學術胸襟的廣博。

他考察作家作品的方法打開了我的思路

我最初知道孫玉石先生的名字，是1983年。那年秋，蒙自師范專科學校派我去復旦大學中文系進修，我的一個同學被派到北京大學進修，我們都主攻中國現代文學，便各自推薦本系教授新近出版的書，她推薦了孫玉石先生的《研究》。收到信，我立即去圖書館借來《研究》閱讀，似懂非懂，但孫玉石的名字卻印在了我的心頭。

之后，我見到孫先生的書就找來讀，如今我的書柜里仍有他的《中國現代主義詩潮史論》《中國現代解詩學的理論與實踐》等著作。這兩本書，對我的西南聯大文學研究產生了思想上的啟示，在方法上也有借鑒作用，成為我打開西南聯大現代詩大門的鑰匙之一，是研究穆旦、王佐良、杜運燮、袁可嘉等詩人作品的思想武器，例如我借以觀察穆旦的《玫瑰之歌》《蛇的誘惑》《詩八首》等作品，看到了洞口的亮光，并循此走進了一片豐饒美麗的田園。

孫先生的論文我也盡量找來學習。記得他有一篇《論呂德申小說創作及其與一種文化精神之聯系》的論文，我讀后意識到若建立其作家作品與當時的文學現象或文學潮流的聯系，其意義會更大。之前我研讀文學往往放不開眼界，孫先生在文學的聯系中考察作家作品的方法，打開了我的思路，使我受益匪淺。我想，做到這一點，不僅是學養所至，還是學者的胸襟使然。

呂德申是西南聯大中文系的學生，曾跟隨楊振聲、朱自清、聞一多、沈從文、李廣田等新文學作家學習，曾有當小說家的追求，復員后在北京大學任教，應該是孫先生的老師。他創作的小說《老祖母》等曾發表在楊振聲和李廣田先生主編的《世界學生》上，之前我已查找，卻看不出價值所在，孫先生的文章無異給我指出了一條評說的路徑，所以留下的印象很深。

參加“聞一多國際學術研討會” 他總是坐在第一排專心聽講

2009年11月，我去武漢大學參加“聞一多誕辰110周年紀念暨國際學術研討會”，孫玉石先生作為中國聞一多研究會副會長出席。會長陸耀東先生由于身體的原因未能出席會議，孫先生承擔了責任最重的工作——做會議總結。為此，每場會議，無論大會小會，每個人的發言他都聽得很仔細，還不時做筆記，別人在會中可以放飛一下思想，他卻不能，他總是坐在第一排，專心聽講，像個小學生。

我有幸和孫先生分在同一個小組，我的發言他應該是聽了的，但會議沒安排討論，孫先生沒講話。我提交的會議論文是《聞一多與民族原生態歌舞首演》，考述聞一多策劃在昆明演出的“彝族音樂舞踴會”的情況，以及歌舞對他創作的歌舞劇《古歌舞劇懸解》劇本的影響，指出“舞踴會”的意義，突出對我國民族民間原生態歌舞演出的開創之功，肯定這是聞一多對中國文化的又一重大貢獻。我腦子里至今印著我發言時一些年輕朋友（可能是研究生）的興奮表情。文章后來作為會議論文選登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上。

這次會議前，中國聞一多研究會和聞一多基金會舉行了“第二屆聞一多研究優秀成果”評獎，孫先生是評委主任。由他在開幕式上宣布獲獎名單。我獲得三等獎，他念了我的名字。但我想，獲獎者多人，他不一定記得住我。

他的會議總結實事求是，既肯定了會議取得的成果，又指出聞一多研究中有待加強的地方，激起一陣陣掌聲，具體內容，時隔十四五年，已記不清了。但有幾句話我記憶猶新。在他講話前，研究會負責人就調整研究會理事會征求代表的意見，實際上是免去有的理事并增補新理事，我的名字亦在增補之列，而他的名字則在免去名單中。代表發言后舉手表決，獲得一致通過。這當然也是會議總結的內容之一。孫先生很高興地說：我們研究會的理事和會長增補很順利，說明中國聞一多研究會的代表都是以學術為重，秉公辦事，不以個人名譽為重的，不像有的研究會為理事、會長爭奪吵鬧，弄得很不愉快。這將融進聞一多研究會的優秀傳統，希望今后能保持下去。

這次會議讓我永記不忘的是和孫先生的一次夜話。在會議組織的舞會上，會跳的、不會跳的，或勇敢上陣，或忸怩進場，各種舞姿紛紛亮相。孫先生卻安坐不動，我坐過去和他閑聊。謹言慎行的他似乎很愿意談。在幽暗的燈光下，我倆海闊天空地談著，當然，中心是會議，是學術。我談到做研究查找資料很艱難時，他告訴我兩個數據庫，使用數據庫，坐在家里就能查找所需的資料，解決了資料的難題。他還說：我們現在很少上圖書館了；北大、清華的老師都這么做研究。我對他們的羨慕由衷而生。問他怎樣才能獲得數據庫，他答道：價格很貴，只能是圖書館購買。這次談話使我知道了一些書本上、會議上、課堂上得不到的知識，所以印象特別深刻。

他的胸襟對我是學術精神的教育

我在《新文學史料》2014年第4期上讀到孫先生的《推薦附語并關于馮至、阿垅的詩》一文，照樣得到啟示，但發現文章沒說清《招魂》的版本。為此，我寫出了《馮至詩的創作、發表與版本考》。“創作”過程是我首次揭示的，“發表與版本”實際說的都是版本問題，必然與孫先生《招魂》的版本說不一致，盡管我在文中不提孫先生及其《推薦附語并關于馮至、阿垅的詩》一文，但將兩文一對照即可見出差異來。因此，完成后沒立即投出去。后來我想學術工作的意義就在于探索真知，“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在學術上，哪怕是陳寅恪、錢鍾書這樣的大家，后學也指出過他們的錯誤，而不影響他們的高大形象，遂把文章投給《新文學史料》，在信中說明寫作原委并囑咐道：“若有刊登價值，我想還是由我將拙稿呈孫老師看一下。”郭娟主編回復：“沒問題，您可以先給孫玉石老師看一下，聽聽他的意見。”

于是，我于2015年1月10日將拙文發給孫先生。他15日回信：“從所敘史實來看，大體無什么問題，較為全面，尚未見有什么不妥處”，并說“最后究竟如何處理，由你自己決定”。信中還對拙文將墓園石刻、作為歌詞被譜曲都概括為“發表”提出了“推敲”的意見。他的信我讀了非常感動！我先前的擔心完全是多余的。孫先生不但容得下不同意見，還希望不同意見能夠“經得起時間推敲和科學性檢驗”，具備嚴密性和科學性。這胸襟，對我無疑是學術精神的教育。不過，“發表”一詞我沒做其他補充。因為西南聯大那時是把張貼、收錄、刻石、歌詞都看作發表的，拙稿寫的是那時的事，放在歷史語境中說“發表”不能算錯。后來，拙文在《新文學史料》2017年2期上刊登了。孫先生是該刊編委。

錢理群老師在《孫玉石先生的學術與人生境界》一文中有這樣一段話：在紀念王瑤先生誕辰一百周年學術討論會上，“他什么都沒有說，只談自己在‘文革’初期，在壓力下，也參與了對老師的‘揭發’，為此而深感負疚，要借此機會，公開表示懺悔。”這種自省精神，使錢老師“很受震撼”。我由此想到劉正強先生，如果他參加這個會，會說些什么呢？我想或許也會像孫先生一樣，公開表示懺悔的。記得在我昆明的家里，劉先生曾說：在反右斗爭的壓力下，迫不得已說過不利于王瑤先生的話，對此他負疚了一生。其實，我根本不知道此事。他告訴我，說明他心靈的坦誠。王瑤先生的這兩個學生都在特殊時期說過言不由衷的話，而在晚年都在反省自身，說明都是“清清白白做人”，襟懷坦蕩的典范。這或許是我懷念兩位先生的深層原因。

（本版文作者李光榮為云南師大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