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10日，恰逢金庸先生百年誕辰。作為武俠文學的集大成者，金庸先生是一個時代的文化符號，“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他的作品是一部豐富的中國文化史，帶給幾代國人乃至海外華人獨一無二的生命體驗。為紀念金庸先生，我們特選取香港作家聯會會長、世界華文文學聯會執行會長潘耀明先生著作《這情感仍會在你心中流動》中《手跡之外一章：我與金庸》一文，從中一窺“一代武學大師”創辦《明報》、作為報人的鮮為人知的一面。

——編者

武俠世界之外的金庸

我是20世紀90年代初進入《明報月刊》的。當初這一步踏進《明報月刊》的門檻，就跨越了兩個世紀。究其實，我在《明月》攏共二十七年，那是處于20世紀之末21世紀之初的交替時期，也是平面出版開始受到網絡文化沖擊的艱難之秋。

過去不少傳媒朋友問我，是怎么進入《明月》，我說是受到金庸文化理念的感召。這是實話。20世紀的某一天，金庸讓董橋打電話給我。董橋說：“查先生要見你。”我聽罷有點意外，也有點興奮。在此之前除了他于《明報》副刊寫了一個每天的專欄外，與查先生大都是在文化聚會上遇見。他是公眾人物，我不過是文化界晚輩，大家只是點頭之交而已。且說我誠惶誠恐地跑到當年北角舊明報大廈查先生的辦公室，查先生與董橋已坐在那里。查先生與我寒暄過后，讓我坐下少候片刻，他則移步到辦公桌去伏案寫東西。時間像墻上掛鐘發出的嘀嗒聲，一秒一秒地過去，空氣靜寂得像凝結了。為了打破這悶局，我偶爾與董橋閑聊幾句，都是不著邊際的話題。大抵過了約半刻鐘后，查先生從書桌起身向我走來，親自遞了一份剛謄寫好、墨香撲鼻的聘書給我。接到聘書后，我很激動，也很沖動，只粗略瀏覽了聘書內容，便不假思索地簽署了。當時我是某大出版社的編輯部主管和董事，事前未向原出版社提出辭呈。這是我迄今接到的第一份手寫聘書，而且出自大家之手，豈能不為之動容？！與前幾任的主編不一樣，查先生在聘書上寫明，除要我當總編輯之外，還兼任總經理。這也許與我之前在美國紐約大學念的出版管理學和雜志學有關。直到兩年之后《明報》上市，《明報月刊》也不例外受到市場的沖擊，我才幡然省悟查先生良苦的用心：他希望我在文化與市場之間取得平衡，可見他的高瞻遠矚。第一天上班，例必向查先生報到，希望查先生就辦《明報月刊》給我一點指示。令我感到意外的是，查先生說話不多，依稀記得，他只淡淡地說了一句：“你瞧著辦吧！”當我向他征詢，除了之前他在《明報月刊·發刊詞》揭橥的“獨立、自由、寬容”的辦刊精神外，他在商業社會辦一份虧蝕的文化性雜志有什么其他特殊原因嗎？他回答得簡潔：“我是想替明報集團穿上一件名牌西裝。”換言之，辦《明報月刊》的另一層意義，也是為明報集團打造一塊文化品牌。后來他在另一個場合對我說，《明報》當初上市的股票，實質資產只有一幢北角明報大廈，每股港幣一角，上市后第一天的股值躍升了二元九角。換言之，有二元八角是文化品牌的價值。他說，文化品牌是無形財產，往往比有形資產的價值還要大。正因為查先生的睿智，經過多年經營，《明報》成為香港“公信力第一”的報紙，相信這也是《明報》無形的財產。金庸與作者潘耀明的合影（潘耀明供圖）

查先生在香港1997年回歸前，審時度勢，急流勇退，賣了明報集團。從經濟利益而言，查先生是一個大贏家，但其真正得失若何，相信只有他最清楚。套羅孚先生的話，《明報》是查先生畢生的事業。查先生沒能實現他最終的理想——找到一個如他所言的為他“真正度身定造的接班人”，相信是極大的遺憾。明報集團其后的發展是可預料的。沒有查先生主持大局，市面上頻頻傳出對明報集團不利的消息，加上經營失利，陣腳不穩，明報集團很快被震散，差點成為孤兒。還幸馬來西亞的殷商張曉卿先生見義勇為，接手了這一爛攤子，經過好幾年刻苦經營，使她重入軌道。當然經營環境已大不如前了。查先生賣了《明報》，也曾想過另起爐灶，做一番文化事業。首先他想辦一份類似歷史文化的雜志，他準備寫長篇歷史小說，并在這份新雜志連載。于是他找我過檔到他自己經營的明河出版社集團有限公司，為他策劃新文化雜志和管理出版社。須知明報集團臥虎藏龍、人才濟濟，他單挑了我，令我不禁受寵若驚。為此，我們曾在他位于北角嘉華國際中心的辦公室把酒聊天過好幾次。每一次聊天，查先生都運籌帷幄，興致很高，他從一個隱蔽的酒柜取出瓶威士忌來，親自給我斟酒，然后自己斟小半杯，都不加冰，是純飲式的。查先生每次的約晤，大都安排在黃昏時段。他往往先讓秘書打電話來，表示我如得空，讓我過去他的辦公室聊聊。我從柴灣的明報大廈到他辦公室所在的北角，也不過是十分鐘的車程。查先生的辦公室，更像一個偌大的書房，估量也有近二百平方，兩邊是從墻腳到天花板、排列整齊的一排排書柜；其余的盡是大幅的落地玻璃。從玻璃幕墻透視，一色的海天景觀，可以俯覽維多利亞港和偶爾劃過的點點羽白色的帆船和渡輪。

那當兒，我們各握一杯酒，晃蕩著杯內金色的液體，酒氣氤氳。彼時彼刻，我喜歡拿目光眺望玻璃幕墻外呈半弧形的一百八十度海景，只見蔚藍的海水在一抹斜陽下，浮泛著一條條蛇形的金光，澌澌粼粼地向我們奔來??心中充盈陽光和憧憬。我們在馥郁酒香中不經意地進入話題。在浮一大白后，平時拙于辭令的我們倆，無形中解除了拘牽。他操他的海寧普通話，我講我的閩南國語，南腔北調混在一起，彼此竟然溝通無間，一旦話題敞開，天南地北，逸興遄飛。

那時的《明報》還是于品海時代，《明報月刊》處于十分尷尬的局面，我毅然辭去《明報月刊》職務，準備追隨查大俠干一番文化事業。當時查先生與我簽了五年合約，可惜在我入明河社前夕，查先生入了醫院，動了一次心臟接駁大手術。這次手術不是很順利，他在醫院住了大半年。我當時只帶一位秘書過去。查先生因身體狀況大不如前，他的歷史小說并沒有寫出來，對原來宏圖大計也意興闌珊，我只能做一點文書工作，因給合約綰住，令我進退維谷。張曉卿先生后來買了《明報》。我在明河社無所事事地待了一年后，1996年重返《明報》，接手明報出版社工作。有一段時期，《明報月刊》的業務陷于低潮，當時明報集團的執行董事找我，迫切地希望我能兼辦《明報月刊》，我一時推搪不了，這樣一兼就十三年！《明報月刊》是金庸親手創辦的，第一任主編也是他。《明報月刊》沒有帶給他任何有形的財產。有的，也是文化的價值——無形的財產。到了今天，還有人質疑她存在的價值。但是金庸對她卻情有獨鐘。當我返回《明報月刊》當主編后，幾乎他晚年所撰寫的文章，他都讓《明報月刊》獨家披載。世紀之交，我策劃了一次香港作家聯會與北京大學舉辦的“二〇〇〇年北京金庸小說國際研討會”，金庸在北京研討會一次活動的休憩縫隙，驀然訕訕地對我說：潘先生，謝謝你替我做了許多事，你離開出版社（明河社）的事，當時處理很不當，你受了委屈，為此，我表示歉意。與金庸相交多年，他雖然文采風流，卻不擅于辭令，以上迸出的幾句話，相信是肺腑之言。

97版電視劇《天龍八部》劇照

金庸主政明報集團，除了開會偶然講話外，平時大都是用寫字條的方式來傳遞他的指令。與他聊天，他用很濃重的海寧腔與你交談，很多人都不得其要領。即使這樣，金庸的“明報企業王國”，卻是管理有度、應付裕如的，令人刮目相看。他奉行的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管理原則。他深諳用人唯賢、人盡其用的道理。一旦找到他所器重的人，便委以重任，放手讓其發揮，一般不過問具體事務。所以明報集團旗下，凝聚了不少有識之士。“金庸的字條管理”是明報企業一大特色。金庸的字條，都是淺白易懂、言簡意賅的，好比后來所有《明報》的管理層所奉行的“五字真言”和“二十四字訣”，可視作辦刊物的秘訣。《明報》評核一篇副刊文章之好壞，金庸定下的“五字真言”——“短、趣、近、快、圖”的標準，為此，金庸親自做進一步闡釋：短：文字應短，簡捷，不宜引經據典，不尚咬文嚼字；趣：新奇有趣，輕松活潑；近：時間之近，接近新聞。三十年前亦可用，三十年后亦可用者不歡迎。空間之近，地域上接近香港，文化上接近中國讀者；快：金庸初提“快”字，后改用“物”字，即言之有物，講述一段故事、一件事物，令人讀之有所得。大得小得，均無不可；一無所得，未免差勁；圖：圖片、照片、漫畫均圖也，文字生動，有戲劇舞臺感，亦廣義之圖。選稿的標準，以二十四個字為依據：新奇有趣首選事實勝于雄辯不喜長吁短嘆自吹吹人投籃以上用稿標準，雖然他原先是針對《明報》副刊而言的，但是已成為明報編輯選稿的標準了。金庸自己對文字的東西，從來都是一絲不茍的。記得我開始編《明報月刊》時，收過他兩三次字條，大抵是他翻閱《明報月刊》時，發現哪一篇文章有誤，諸如題目不達意，哪一頁有若干異體字，哪一處標點符號不當??每當收到金庸字條，編輯部的同事都格外緊張。所以在校稿時特別用心。迄今，《明報月刊》每篇文章，要求有五個校次，盡量做到少出錯，甚至零錯字。這都是金庸擇善固執的優良傳統。

90版電影《笑傲江湖》劇照

金庸的博識，與他喜歡閱讀有關。陪金庸出游，他每到機場，往往趁余暇的時間，要我陪他去逛機場書店。1995年初春，他接受日本創價大學頒授榮譽博士頭銜，來回程經東京機場，他都乘空尋隙去逛書店。他除了精通英文外，還諳懂日文、法文，他在機場書店一站就大半句鐘，揀到一本好書，如狩獵者獵到獵物，喜上眉梢。金庸除了辦公室書多，他在山邊的復式寓所，上層近三百平方米，其三幅墻都做了書架，觸目是琳瑯滿目的書海，置身其間，大有“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北城”之豪情勝慨！金庸的成功是多方面的，這與他的博覽群書、淵博的學問、廣闊的襟懷和獨特的眼光等諸因素都有關系。集成功的報人、成功的作家、成功的企業家于一身的金庸，相信在海內外都是空前的，在這個商品味愈來愈濃重的社會，恐怕也很可能是絕后的。其實，金庸不光是我工作的上司、老板、忘年交，也是我從之獲益良多的老師！

（文章首發于《新民晚報》“夜光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