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1959年9月入學復旦歷史系以來，就專業而言，接近更多的是系上的世界史老師。大學本科時，深受我系史學前輩、世界史泰斗耿淡如、周谷城兩位先生的影響，在1964年報考研究生時，根據個人的旨趣，選擇了耿師。此外，給我們講授世界古代史的李春元，世界中世紀史的陶松云、黃瑞章，世界近代史的程博洪，世界現代史的莊錫昌、靳文翰，開選修課的陳仁炳、田汝康、王造時等老師，他們以因材施教的個性擇才，以樂教愛生的共性育才，融洽成甘于犧牲的園丁精神，在我們求學的道路上，留下了不泯的印象。

首先要寫的是莊錫昌先生。莊先生是我們59級的《世界現代史》一課的業師，他為我們開課日，正是風華正茂時。他講課條理清晰，分析獨到，凡是遇到有爭議的歷史節點，比如俄國十月革命、二戰爆發等，總是不厭其煩地分析。他十分重視學生的課外習作，每文必看，并作評論。記得我寫的《略論第二戰場》，寫的是二戰后期英美為何要一再拖延第二戰場的開辟，由于史料充足，竟寫了近兩萬字的長文，得到了先生的好評。

1963年10月26日，時任中宣部副部長周揚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會第四次擴大會議上作了《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戰斗任務》的報告，一時聲振九州，各地高校群起響應。根據校系的布置，在歷史系大五學生中挑選了10名學生，形成一個“戰斗組”，以1953—1963十年間的蘇聯和美國的外交關系為命題，作史學研究，為現實服務，系領導委派莊錫昌先生為指導教師。我有幸忝列這10人戰斗組，在實踐中，科研水平大有提高，為日后從事世界史教研工作打下了基礎。

20世紀80年代初的“文化熱”中，周谷老領銜主持“世界文化史”叢書，莊先生和顧曉鳴、顧云深兩位年輕教師具體從事，編輯部也向我組稿，商定以“史學，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視野中的西方史學”名篇，我與胞弟張廣勇合作，奮力寫就。該書出版后，得到了學術界的好評，領先于當時剛興起的西方史學史。

我國新時期中，莊先生一直是個雙肩挑的干部，任過歷史系系主任、文博學院院長，后又擢升為學校副校長。工作再忙，他也不忘世界文化史研究，也不忘系上的教研工作，比如繼續為研究生上課，每年招收碩士、博士研究生。后來他實在忙不過來了，我就為老師分擔，使學生們按期畢業。當下，他的弟子徐善偉、裔昭印、趙立行等均有成就，都是享譽國內的著名史家了。

接下來要說的程博洪先生，是國民黨元老程潛之長子，但他從未自夸出身名門，很多人也不知道。他是我們世界近代史的業師。如今，我們59級老同學聚會時，回憶起大學老師的課堂教學，一致為兩門近代史的任課老師點贊，一是教《中國近代史》的金沖及先生，另一就是教我們《世界近代史》的程博洪先生。程先生上課時，隨身攜帶一個小本子，但他從來不看，只是講到興致高時，用手拍拍這個本子，意思是“我之所言，句句有據也”。這門課程給我一個突出的印象是，他講近代歐洲的風云變幻，緊密結合同一時期的馬恩經典著作，比如講19世紀的法國史，就隨時聯系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法蘭西內戰》等，既深化了這段歷史，也加深了我們對這些經典名著的理解。

先生不只是講授世界近代史的良師，還是研究拉丁美洲的著名專家。我系成立過拉丁美洲史研究室，由他領銜，曾經興旺一時，陣容龐大，連晚年耿師也被拉入伍，為該室翻譯了西班牙文的《格瓦拉日記》等。可惜的是，由于后繼人才匱乏，這興旺一時的拉丁美洲研究室也隨先生逝去而消失了。

教我們《世界中世紀史》的是陶松云先生。1959年9月，在我們入學時的迎新會上，三位留學蘇聯列寧格勒大學的老師同我們見面，系主任首先介紹的是位女性，就是陶先生。她為我們開設《世界中世紀史》這門課時，恰逢58年教育革命的尾聲，按要求我們年級同學分批去楊浦區各個廠礦、街道，搞什么城市人民公社，致使原有的教學計劃被打亂了，先生甚為焦慮，我常聽到她唉聲嘆氣。她不斷向系上反映無果，于是在補課時盡量加碼，但到頭來我們三年的世界通史課，還是中世紀史這一段最為薄弱。先生是海歸人才，精通蘇俄史學，如此結果，非不為也，乃不能也。

與先生交往的“閨蜜”都勸她盡快成家立業，有好事者還幫她介紹對象，都被她婉拒了。她一直孤身一人，在中國世界中世紀史學術群內，被大家尊稱為“大姐”。有一次，北京大學歷史系資深教授、世界中世紀史權威馬克堯先生來復旦出差，他邀我陪他去看望傳聞有點怪僻的“大姐”，事前我們商量好如何言說。但見面后我們松了口氣，她非常熱情地接待了我們，“大姐”與“馬弟”聊起家常，一如親人。過后馬先生對我說：“外界傳言不實，陶大姐一點也不怪僻啊。”

平心而言，陶先生對我這個耿師弟子是十分看重的，凡我問及有關俄語及譯作，她總是耐心地給我講解。有一天，我登門請教柯斯敏斯基《中世紀史學史》一書的若干問題，她一一回復。對其他學生也是這樣，學生中學英語多，學俄語少，一旦有學生的學士論文選擇蘇俄方面的選題，她就興奮之至，全力幫助學生寫出好文章。可以說，終身未婚的松云先生，將畢生都獻給了高教事業。

在大學本科時，田汝康先生為我們世界史專業的學生開設了《印度史》課。先生是歸國華僑。新中國成立時，他是東南亞砂拉越地區第一個升起五星紅旗的中國人，后于1950年歸國。他曾獲英國倫敦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歸國后任教于浙江大學人類學系，1952年院系調整后來到復旦，任歷史系教授。他的學術成就涉及社會學和歷史學，論著甚豐，《復旦大學文庫·田汝康卷》，收錄了他的傳世之作。

有一事不可遺忘：1962年2月，上海市為貫徹中央文科教材會議精神，召開外國史學史教材會議，會議決定由耿淡如先生主編《外國史學史》，由田汝康先生主持編譯《現代西方史學流派文獻》。可惜的是，耿先生主編的這部外國史學史教材因“文革”而中止；而后者則在1982年得以出版，田先生為中國的西方史學史學科建設立了一功。

在我讀研究生時，田先生招的研究生多即將畢業，這些學長在談到老師的學問時，都是佩服有加。田先生也很關心和體貼他的學生，我在四川北路的潤德坊安家，恰巧他的學生施一飛住在隔壁一條弄堂。一次施一飛病了，我曾親眼看到田先生來一飛家看望他！后來由我陪先生去虹口公園乘公交車回家，也是有幸……

20世紀80年代，某日，我與蔡幼紋去高安路田府為即將赴美探親的田先生送行，以一條蘇州買來的織錦緞被面相贈，他看了后十分愉快地收下了。此后多年沒有消息，某天在校門口邂逅先生，交談甚久，知他探親歸國后回故鄉昆明長子家，安度晚年。

我經常對友人說起，教我英語的兩位老師，對我有莫大影響。一位是教兩年基礎英語的任治稷老師，他認真負責、教學有方。課堂提問總是根據某同學的專長，結果回答皆暢，師生同歡。我擅長長句分析，每到這方面的提問，他總是喚我的名字，也大多有一個滿意的結果。教到莎士比亞的悲劇《哈姆雷特》，心血來潮的任老師一面念著臺詞“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a question”（生存還是死亡，這是個問題），一面揮舞著手臂，很有王子的做派。

經兩年基礎英語的熏陶，我們進步甚快，大三時讀威爾斯的《世界史綱》英文版大多不成問題。后來我聽說，任老師教過我們后，不久就去香港落戶了，這樣的英才，可惜復旦沒留住。

另一是教我們專業英語的陳仁炳先生。陳先生是赴美留學生，先后獲得加利福尼亞大學碩士、密執安大學博士，有多部譯作出版。大三教我們專業英語時，他大約50歲開外吧，但已顯露出老成持重了，這與他曲折的經歷有關。他英語自然出眾，教材是自編的，皆英美偉人的演說、名人著作的片斷。比如他精講林肯《葛底斯堡演說》，聯系當年的時代背景，在我們面前栩栩如生地展現了演說的歷史情景，還要求我們把它背出來。為我們上這門課是在1961年前后，政治形勢相對寬松，雙百方針重申，他不時借機延伸，敢于放言，尤其是他回憶在美留學時的許多軼事，我們都聚精會神地聽他講。20年后，他又重上講臺，為讀史老張（張國偉）這批78級學生開設《世界史英文名著選讀》，年老體衰的他，已無力即興發揮、談吐自如了，但他的舶來品皮鞋還是擦得锃亮，很令人注目。

陳先生的晚年生活，說不上舒適，這可從兩次飯局中看出。一次，他上完課，在工會禮堂樓上的教工食堂（當時還沒有旦苑等）用餐，我已吃完飯，過去陪先生聊天。他確實餓了，先喝了一口湯，然后就大口地扒飯，而面前就一碗菠菜豆腐湯，湯上面飄著薄薄的一塊肥肉，他夾起肥肉咬了一大口，連說：“我不怕肥，好吃！”還有一次他去潤德坊鄰近訪友，我得知后便邀請他來寒舍做客。午飯的菜單是：炒青菜，炒三絲，蹄髈湯，都是內子的拿手菜，也是20世紀80年代初拿得出來的待客食譜。他自然是胃口大開，吃得開心。飯畢，他嘆道：“我妻子在美國，而我還是全國五個不能摘帽的右派分子之一，這婚姻不離也得離啊。”后來聽說，他真的與師母辦完了離婚手續，他的女兒或自己或委托他人照顧老爸——這是我們聽到的陳仁炳先生的僅有的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