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典故眾所周知。但“毛之不附，皮將焉存”卻是錢鍾書先生為我們抉出的同一事物的另一面。其《管錐編》有曰：“毛本傅皮而存，然虎豹之鞹，狐狢之裘，皮之得完，反賴于毛。”鞹，指去毛的皮即皮革。《論語》中講到，虎豹的皮如果拔光了毛，就如同狗皮羊皮，一點不受人的待見。而狐狢之裘（皮草）卻因為上面的毛茸茸所以格外地為人們珍惜。錢先生此說，是針對東漢焦延壽的《易林》而言的。

《易林》是一部占卜書，作者深知“言之不文，行之不遠”的道理，所以措辭藻飾十分用心，四字一句，優美雅雋，瑯瑯上口。到了明代中葉，大為文藝之士如鐘惺、譚元春輩所青睞，竟推為詩筌藝筏，認為與《三百篇》并為四言詩之矩矱。對此，清代的馮班斥之為“直是不解詩，非但不解《易林》也”。于是，錢先生便有了這樣的一段議論：

卜筮之道不行，《易林》失其要用，轉藉文詞之末節，得以不廢，如毛本傅皮而存，然虎豹之鞹，狐狢之裘，皮之得完，反賴于毛。古人屋宇、器物、碑帖之類……厥初因用而施藝，后遂用失而藝存。文學亦然。

不僅占卜之書的《易林》被當成了文學之書，輿地之書的《水經注》，伴隨著地理科學的發達而失其輿地之用，同樣被當成了文學的創作。如張岱《跋寓山志之二》有云：“古人記山水手，太上酈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時則袁中郎。”錢先生反詰：難道這也是“直不解文，非但不解《水經注》”嗎？

錢先生沒有舉宗教藝術的例子。那些中外偉大的宗教藝術品，如敦煌莫高窟、云岡石窟、龍門石窟、麥積山石窟、大足石窟的雕塑畫壁，如達·芬奇《最后的晚餐》、米開朗琪羅《末日審判》、拉斐爾《西斯廷圣母》，當初的創作宗旨，無不是為了更好地吸引信眾以宣傳宗教的思想。人們在它們面前的頂禮膜拜，更多的也是起皈依之想，而絕不是審美之思。然而，當文明的發展走出了迷信的虛幻，我們便買櫝還珠，津津于欣賞其藝術之美而全然無視其宗教的蘊涵了。具體如謝稚柳先生，當年應張大千之邀西渡流沙，面壁敦煌，敘錄石室，自述：“由于我的不懂佛經，以及當時手邊又無此類書籍……因此，只能籠統的記下‘經變’或‘佛傳圖’而已。這說明都是很不夠的。”但佛學上的“不夠”，一點不妨礙他從中取得明清的卷軸畫與眼前的壁畫“正如池沼與江海之不同”的藝術真經！

這就告訴我們，古代那些旨在“用”而兼具“藝”的圖書文獻，當“用”失其用后，人們仍記著它、談論它，卻忘其所“用”而止嘆其“藝”，完全是正常之事，不必予以“不解”的譏笑。如果它不是兼具“藝”的話，那么，伴隨著其“用”的過時失效，如《九章算術》，它就從后人的日常生活中徹底地消失了。當然，如果其“用”仍不失其用的話，人們即使賞嘆其“藝”也決不會忘懷其“用”。如《孟子》《史記》，其“用”在“志道弘毅”的經和“資治通鑒”的史，同時它們也富于文采，被用作中國文學史上的經典。但直至今天，無論我們怎樣高度評價它們的文學成就，也始終記著它們作為經學、史學“與天地無終極而存”的更偉大成就。

圖書如此，人物亦然。千古的歷史人物，為當時、后世所敬仰的，或以立德立功，或以文藝立言，或以立德立功而兼文藝立言。如唐初凌煙閣的大多數功臣，多以豐功偉績著時名世；個別功臣如虞世南包括凌煙閣外的褚遂良、顏真卿、韓愈乃至宋代的范仲淹、歐陽修、蘇軾等，于立德立功之外兼以文藝立言并開唐、宋文風；而李白、杜甫、柳永、張先、米芾、姜夔等則“以文自命”而“止為文章”，專以文藝立言為當時所稱。

“德成為上，藝成為下”，這是儒家一貫的“用”（皮）“藝”（毛）觀。所以，歐陽修反復強調：士君子“自能以功業行實光明于時，亦不一于立言（文藝）而垂不腐”。而文藝“不足恃”，所以“勤一世以盡心于文字間者，皆可悲也”。劉摯則誡子孫曰：“士當以器識為先，一號為文人，不足觀矣！”“器識”即立德立功的擔當使命。

然而，正如孔子所感嘆：“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德”者，歷史人物之“用”之“皮”；“色”者，歷史人物之“藝”之“毛”。在當時，重“用”輕“藝”，“請君暫上凌煙閣，若個書生萬戶侯”；到后世，尤其是今天，好“色”忽“德”，如果不是因為小說、傳奇、戲曲、影視，還有誰記得長孫無忌、房玄齡、杜如晦等的功績呢？李白、杜甫、張先、米芾的詩詞、書法則萬口傳唱、萬手臨摹！至于褚遂良、顏真卿、韓愈、蘇軾，雖然也名聲甚著，但我們對他們的認識，究竟是在其“功業行實”呢？還是其詩文書藝呢？包括長孫無忌等在內，我們之所以會忘懷他們的功業，是因為他們的功業，除岳飛的“精忠報國”、文天祥的“天地正氣”等作為“天下之大閑”，一般都有特定的時間、空間、條件、對象，時過境遷，“人不可能第二次踏進同一條河流”，所以“用”失其用，其人便只能以藝傳了。一旦無藝可傳，便不免“身與名俱滅”了。顧亭林《日知錄》認為，韓愈文起八代之衰，如果但作《原道》《原毀》《平淮西碑》諸篇而不作詩文，“則誠近代之泰山北斗矣”。但問題是，如果不作詩文，韓愈的名字僅憑他的功業真能傳諸后世嗎？裴度的功業高出他不知多少，今天又有多少人知道呢？

“人以藝傳”有三種不同的情況：其一，像顏真卿、歐陽修，既有高尚的品德、豐偉的功績，又有華贍的文藝，至后世，“用”失其用，人們因其“藝”而猶重其人；雖重其人卻不一定知曉其具體的功業行實為何。其二，像李白、米芾，雖無值得稱道的品德功績而無大虧，但“天之付與，能者得之，故號一藝”，雖“不足恃”“皆可悲”，人們卻愛其“藝”而存其人。其三，像薛稷、趙佶、趙孟頫、張瑞圖、王鐸等，或品德低劣，或行有大過，但文藝成就卓著，我們不可因人廢藝，所以不妨重其“藝”而存其人，雖存其人卻不重其人。陳繼儒稱董其昌“生前畫以官傳，身后官以畫傳”；張之萬以狀元而達官，生前畫名藉甚，但實質畫藝平平，所以身后官名、畫名皆不傳，無不證明了“皮以毛存”的充要條件。

杜甫評薛稷有云：“惜哉功名迕，但見書畫傳。”對第三種“人以藝傳”情況的評價，大體是公允準確的。但米芾《畫史》卻斥為謬論，以為：

嗟乎！五王之功業，尋為女子笑。而少保之筆精墨妙，摹印亦廣，石泐則重刻，絹破則重補，又假以行者，何可數也！然則才子鑒士，寶鈿瑞錦，繅襲數十以為珍玩，回視五王之煒煒，皆糠秕埃壒，奚足道哉！雖孺子知其不逮少保遠甚明白。

珍重薛稷的書畫藝術當然沒錯，但因藝重人，把他的社會貢獻推到壓倒五王（張柬之、崔玄暐、敬暉、桓彥范、袁恕己）的地位，實在是顛倒黑白、倒置本末了！

五王于武則天重用張易之、張昌宗胡作非為、禍國殃民之際，發動“神龍政變”，迫使武周還政于李唐，為緊接著的“開元盛世”奠定了基礎。《新唐書》論其功績之偉相當于陳平、周勃的誅呂興漢。而薛稷則以唐王朝的累世重臣，參與到太平公主、竇懷貞的謀逆事件。五王乏于文藝，我們固然可以忘懷他們的功業“煒煒”，但怎么可以說他們的功業“皆糠秕埃壒”呢？薛稷確實文藝超群，但附逆謀反，怎么能說他的功績遠勝五王呢？米芾此論，實開今天的某些“孺子”把明星的成就置于兩彈元勛之上之先聲，是我們所決不能同意的。倒是《昭明文選》謝靈運的“石門新營……”詩“清醑滿金樽”句，李善注引曹植《樂府》：“金樽玉杯，不能使薄酒更厚。”謂美器無補于惡食——論“皮”與“毛”也即“用”與“藝”的關系，實在再清楚不過：我們可以同意并肯定“人以藝傳”“皮以毛存”“買櫝還珠”，但決不能盲目簡單地因藝譽人、因毛夸皮、因櫝贊穢。

所謂“君子好色而不淫”，我們不妨“好色甚于好德”，但絕不可好色而詆德、譽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