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本人談不上豐富的閱讀經驗而言，有時會產生這樣一個可能沒什么根據的感想：一些大的學問家，他們最讓人心折和佩服的，往往是他們學問長河里面的“第一篇”。

這個“第一篇”，并不一定便是他們巨富的文集或全集中編年上排在“第一篇”的文章，甚至也不一定便是他們公認的“成名作”，而只是在他們的年輕時代，經過了博學深思，由博取約出而“收束”結晶成的“第一篇”。它們往往最是可喜有特色，最為大膽無掛礙卻已有了厚重的學問的功力。有些學問家，他們獨有的風格，當然一生都是多少隱顯地保持延續著，但是最鮮明、最為靈動 的那一種“神氣”，卻只 有在那個“第一篇”當中，才能尋找得到。

一次，偶在書店看見一套新編的馮契先生的文集，就拿起來隨意一翻，卻沒想到一翻之下，有點放不下來的意思。過去對于馮契先生所知很少，記得他有一本著作，名為“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多年前曾經略略翻讀過一次，內容上似乎留下的印象不深，而行文之中，即使是已到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卻依然不可免地有一些特定時代字眼語句上的痕跡，略“刺目”。其實，如今能夠設身處地為當時學者來著想，總還是能夠理解，不能過分地去責怪他們。但當時的自己卻是做不到，像吃飯吃到細碎的砂石一樣，迫不及待地整個兒“吐哺”出來，廢書不觀了。

而這一次的翻讀之下，卻是對于馮契先生有了新的領會，覺得在他那一輩的中國自己的哲學研究者中，馮先生總還是在辯證唯物論的總框架里，多少能夠保持自己的獨立思考，希望獲得一點真正屬于自己的獨立思想之一人，這是可以讓人佩服的。根據馮先生自述，他在抗戰時的后方昆明以及五十年代的初解放時，都是金岳霖先生的學生及晚輩的同行，得之于金先生的最多，與金先生的切磋也是最頻而且最富有成績的。金先生有名的大作《知識論》曾經留有一個尾巴，總覺得西洋源之于古希臘邏各斯的知識論，太過于客觀，有點缺少人性的“溫度”。金先生與馮先生這師生兩人，對于靜安先生年輕時攻讀康德和叔本華哲學所得出的一句總括語“可信者不可愛，可愛者不可信”，都是印入心間，而且深長思之。他們的燕譚中，時時會說及這樣一個命題：世間到底有沒有一種哲學，既是可信又是可愛。馮先生從金先生那里得到啟發后，可以說一輩子沒有忘記這么一個命題。無論環境怎么樣的變化，或者在給定的語境中需要作怎么樣的適應，馮先生的內心始終忘不了金先生所傳給他的那些寶貴的思想火花，終其一生都在努力讓這些火花放出光芒來。馮先生后來寫出的智慧三論，可以說是他這一輩哲學研究者中難得的獨創之論。馮先生認為，哲學說到認識論，還不能完結，還要“說下去”，要由知轉智，把知識轉化成為智慧，天道與心性會通，知識與理論化作方法與自由的德性即智慧，那才是圓通的境界，也即“可信者亦復可愛”。這一次匆匆翻讀新編的《馮契文集》，覺得最吸引我，讓我讀了喜歡得有點放不下來的，全在他早期于金先生指點下寫出的《智慧》這一篇原創的論文，完全可以當得“靈氣逼人”這樣的贊語和的評。

后來，與一位友人閑談，偶言及季羨林先生，又引動了我的聯想。無獨有偶，季先生文章中，最吸引我的，也是他四十年代后期從德國留學剛回國時，發表在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上的第一篇論文《浮屠與佛》。季先生可能比馮先生年歲要大一點，但還應該算在一輩里面的。他們那一輩的學人，這個“第一篇”現象，實在是有意思。

季羨林先生可說是難得的語言天才，語言天分十分了得。留德，卻是遭逢二戰，滯留長達十年，師從德國東方語言的研究宗師，在東方語言，特別是巴利文、吐火羅文等中亞古語上面煉出扎實的功夫。此一段經歷具見季先生后來寫作的《留德十年》一書。胡適之及陳寅恪先生賞識季先生，他一回國，這兩位老師即舉薦其主持開辦北大的東方語言系，一個短暫的過渡，季先生即升任北大教授。當時人愛才惜才有如此。回過來說季先生那一篇《浮屠與佛》，實在可說是一篇“靈氣之作”，并且有其師寅恪先生之風，從一般人不注意的細小之處，卻能見出文化發展中的根本問題。季先生后來在回憶文中也認為，他得之于寅恪先生的影響是很大的。

中國古來譯經里，最早的對譯梵文里面表示釋迦牟尼名號Buddha的，是兩個字的譯名“浮屠”。后來出現了“佛”。一般人都認為佛是佛陀之省，根本看不出有什么問題。但季先生卻認為，佛教入華，譯經者對之崇敬，譯釋氏名號不大可能用如此省稱而行“腰斬”也，一定是別有來源。中亞西域小國各處吐火羅文中對于釋氏的稱號，都是相當于“天中天、天中王”的這么一個有形容語的詞，意思是“神之神”，而落實在那個名詞上的“神”（pud）便是單音節，是對于Buddha的對譯，這是譯經里面“佛”的來源。

由這么一個“小地方”，季先生進而借討論《四十二章經》的真偽，論及佛教入華的時間及途徑的大問題。佛教入華必有前后兩個來源和兩條途徑，一為“浮屠”的路，一為“佛”的路。前者在時代上可能早至前漢，季先生一開始猜測是由印度直接入華，后來在八十年代末再做了一篇《再論浮屠與佛》中做了修正，認為是由居大夏國的大月氏由大夏文譯為漢文入華。后一條“佛”的路，則晚至后漢三國經中亞西域小國入華。所謂《四十二章經》真偽問題，實則是“浮屠與佛”兩條路徑上的兩種譯本也。

讀學術文章，像季先生《浮屠與佛》這樣，在人所不經意的細小微末之處，能步步掘進，拈出深者、精者、大者，最能夠使人佩服，成為第一流的成果。而那些做足架式的所謂“宏篇巨制”，由“宏大”而至空虛，總還是能力與靈氣之所未逮也。季先生的這個“第一篇”，實在是醞釀了這樣一派可喜的學問上的“氣候”。這之后，季先生也是著作等身，但與那個靈動的“氣候”和當時敏悟辨析的原創力量比較起來，當然不能說反而縮減了，也不好說后來的就一定超出當初，無論如何，總是有點可惜。此外如費孝通先生等學問家亦是如此，雖不敢說其后的鄉鎮工業及小城鎮理論不重要，但與《江村經濟》這個“第一本”和《鄉土中國》這個“第一冊”一比，僅就靈動程度和創造力而言，總覺得距離還是不小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