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廈門大學講學時，接到社里編輯發來的微信，說要舉辦“海外中國研究叢書”出版35周年紀念活動，邀請我參加。我作為這套叢書曾經的參與者之一，自然感到十分高興，當即不加思索就答應了。活動在2023年12月5日舉行，我乘4日的航班回家，已是深夜。第二天一早趕到活動所在地——問象藝術空間的頤和路展館。到場的大都是出版社和學術界的熟人，尤其有年屆八旬的周文彬先生，他是這套叢書的創始策劃人，彼此相見自然感到十分親切。座談的形式頗為輕松，各位嘉賓從各自角度談了這套叢書的緣起、意義和影響，我則從參與者的角度談了一點自己的感想。會后撰寫此文，既是為這次35周年紀念活動助力，也借此留下一點往事記憶，算是存史以惠后人。

接手叢書

我于2005年開始接替周文彬先生負責“海外中國研究叢書”工作，從編輯統籌的角度講，算是第二棒。當時這套叢書的出版生態環境（無論社內社外）已大為改善，出版的品種有時一年達十余種之多。2008年底，我們召開了叢書出版20周年的座談會，反響很好。我隨后寫了一篇《孰為創新，何以堅持？》的長文，發在《中華讀書報》上。文中所述的一些早期情況，我是向周文彬先生請教的，他作為叢書的創始策劃人，前因后果最為清楚；另有一些是我與劉東先生的交往中聽說的，他作為這套叢書的主編，一直像對待親生兒子一樣對這套書疼愛有加，再瑣碎的事也能記得十分清楚。他們二位也寫了些回憶文字，與我所記的大致不差。倒是我在該文中劃分的叢書發展的五個階段之類，或許是犯了作史者之癮。大概今之視古，或后之視今，皆不免如此，非理出個子丑寅卯不可。難為一些研究當代出版史的學者與學生，竟把我的那些說法當作重要資料，做了更多分析闡發。真是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編輯的主動性”

我接手這套叢書的編輯統籌，與劉東的合作是極為融洽的。一是緣于同為南大哲學系系友之故，他是77級，我是80級，高攀一點可算是師兄弟關系。二是有著共同的學術興趣，雖然他的學術方向主要是美學，而我的學術方向主要是佛學，但我們都愛涉獵不同領域的成果。三是他作為學者，雖然教學科研是主業，但長期浸潤出版，稱得上是個出版人；而我從事出版以來，一直負責學術圖書的編輯，同時做些相關的研究，還算是個學界中人。有此因緣，共同的話題就多，溝通就十分順暢。

那時因有E-mail，我與劉東的交流比之早時周老師多以紙信往復便捷得多。我記得有時與劉東的通信一天多達十余封，很多事情都能在短時間內解決。現在有了微信，交流自然更為方便，效率也會更高。不過以我的體會，編輯的“主動”交流是十分重要的，如果編輯疏于交流，就是天天面對，也難以把事情做好。這就是我在此次座談會上所說的“編輯的主動性”問題。從周老師到我，后到王保頂，再到幾位青年編輯，蘇人社與劉東一直保持著極為緊密的聯系，這是此套叢書能夠存續并不斷壯大的一大原因。綜觀其他叢書或一些重大項目，其興也勃，其衰也忽，多半是與出版社編輯的主動性不夠有關。

編輯（特別是統籌編輯）的“主動性”，當然不限于與主編的交流，還有更為寬泛的含義，那就是與學界的多方面接觸。我接手這套叢書時，隨著其影響越來越大，經常有不少學者推薦來書稿，大都是推薦給劉東的，但有不少是直接推薦到我這里的。來稿有各種途徑，有些是海外的原作者自薦來的，有些是國內的專家推薦來的，還有些是譯者主動投來的。原作者的自薦，是看重這套叢書的品牌，認為如能入選就確立了自己在中國學方面的地位。專家的推薦大都是在教學和科研中發現該書的學術價值，希望譯介過來嘉惠學林。而譯者的投稿，多半是基于個人學術興趣，先行翻譯起來的，往往對版權問題也是懵懵懂懂。我在負責這套叢書時，收到的來稿有二三十種之多，有不少來稿我覺得學術水準不夠，就直接回絕了。有一些書稿我覺得很有價值，就發給劉東，最后商定納入出版計劃。這也是我們達成的默契，即無論我看中什么稿子，都會尊重叢書主編劉東，并由他做學術評判（有時他會進一步征求相關專家的意見）；而劉東選定的書目，也會即時發給我，由我在社選題會上論證出版的可行性（包括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我覺得這種方法，能讓叢書主編與出版社保持一種良性互動的關系。

當時直接推薦給我并最終納入出版的有：酒井忠夫的《中國善書研究》，那是劉岳兵介紹來的；安國風的《歐幾里得在中國》，那是由紀志剛通過江曉原介紹來的；胡司德的《中國古代的動物與靈異》，那是藍旭通過倪培翔介紹來的；馮客的《近代中國的犯罪、懲罰與監獄》，那是徐有威介紹來的；雷金慶的《男性特質論：中國的社會與性別》，是社里某位編輯介紹來的。前兩年我還接到一本白欲曉推薦來的《通過儒家現代性而思》（畢游塞著），覺得很有價值，最終也出版了。

因書而結緣

周文彬老師提及，由于他創始策劃了這套叢書，頗得學術界的尊重，也讓他深感做編輯的自豪。我接手統籌這套叢書后，也時常獲此隆遇，幾乎在所有的學術場合（包括研究生答辯會），都會有人提到這套書，并向我表示敬意。不過，我總要特加說明的是，這套書的創始策劃人不是我，我只是接力者，只能說“與有榮焉也”。如果說有什么更多收獲的話，是讓我結識了各領域的許多專家學者，也讓我拓展了學術視野。其中有幾件事是印象頗深的。

大概是2006年，日本的濱下武志先生專程來社里拜訪我，對我們翻譯出版他的《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表示感謝。我在鳳凰臺飯店的四樓請他喝了下午茶，聊了一個多小時。席間我談到為出版他的這本書，劉東和譯者高淑娟都比較糾結，因為其中有近一半的篇幅是資料附錄，一般讀者不感興趣，怕出版社考慮市場而不愿出版或刪去附錄部分，最后是我堅持全本出版的，而最后的市場反響還不錯。濱下聽了，既表感謝又解釋道，他的這些史料都是辛辛苦苦從世界各地收集來的，他每年有一半的時間就是去各地收集史料，這次來南京也主要是到二檔館查史料，順便來拜訪。我對此肅然起敬，心想當初決定全本出版是正確的，如果僅出一個正文部分的節本，恐為學界所詬病，不便心生“腰斬紅樓”之懼。

由此想到同樣一本極為厚重的書，就是德國學者瓦格納所著的《王弼〈老子注〉研究》，這是由瓦氏的三本書結集而成的。篇幅很大，而受眾很小，社里當時對這本書的出版是有不同意見的。但我覺得這本書采用的解釋學方法論，反映了德國學者嚴謹而獨特的學術風格，對中國相關領域的研究者是很有幫助的，所以力主出版。后來2009年我去德國法蘭克福參加書展時，譯者楊立華先生正在海德堡大學訪學，得知我的行程，專門請我吃了個飯。我叫他不必專程而來，他說這本書出版不易，在異國他鄉與我相聚，更是別有意義。

美國的周錫瑞先生，我與他是早有郵件往來的，但直到2018年我們在北京召開叢書出版30周年座談會時，才得以相見。他見到我時，竟按著中國的習慣，一口一個稱我為“府總”，說是我們為他購買了頭等艙，讓他免去旅途勞頓之苦，十分感謝！ 隨后兩天里，我與他聊了不少閑話。一是聊到我們給他出版的《義和團運動的起源》，國內的學者時常會提到它，他說自己每次出席學術活動也總被人提起。二是說到現在的學生不愛看書，他說美國也是一樣，所以現在都不想帶學生了。那種夫子之憂的模樣，頗覺得可愛。

除了海外的學者，國內的學者自然接觸得更多，有些是這套叢書早期的譯者，有些是我統籌時邀請的譯者，有些完全是單純喜歡此叢書而結緣的其他學者，這份名單要列起來有上百人之多。一些譯者雖然沒有見過面，但因為有過書信往來，只要一見面，就像故友相逢一樣。還有些譯者，成為了我們其他項目的合作者，與我本人亦保持著持續的聯系。如今，這些譯者都是相關領域的著名專家，所以某種程度上講，他們與我一樣，既是這套叢書的參與者，也是受益者。

出版的堅持與傳承

這套叢書在10周年、15周年、20周年、30周年，再到此次35周年，都開過不同形式的座談會，許多專家在贊揚之余，也提出過不少有益的建議，對做好做大這套叢書大有幫助。我記得在20周年時，有一位書業界的朋友提過一個疑問，就是海外研究中最經典的圖書大都已出，以后能否持久維持這種品質？我當時的回答是，這確實是個問題，要維持早期那樣本本圖書都具經典性恐怕難了，這套書力求做到與海外中國研究相同步，只要海外中國學界的步伐不停止，叢書是可以維持下去的。

從那時到現在已過去15年，新出的品種有大幾十種，雖然不見得本本如早期所選的那樣好，但總體品質沒有下降。其原因，一是拓展了選擇的范圍，如以前日本學界的著作選得少，現在注重發掘這座富礦了；二是西方中國學界也在不斷變化，無論是研究對象還是研究范式都呈現出新的面貌，時不時有優秀的著作面世。從出版社角度來講，這些年的維護做得很好，接手的年輕編輯團隊在裝幀設計、新媒體營銷等方面開動腦筋，大有“雛鳳清于老鳳聲”之感，這是我們這些曾經的參與者所樂見的。

我常說，一項創新的事業有賴于韌性的“堅持”，這對于一套需要持續做下去的叢書來說，更是如此。而一個人的堅持如果化作一個團隊的堅持，并且代代相傳，那么就是一場無終點的接力賽。

（本文作者為原江蘇人民出版社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