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芭蕾舞劇《百合花》根據茹志鵑1958年發表的同名小說改編。據茹志鵑在《〈百合花〉的寫作經過》中的記載，小說里的戰斗，正是發生于1946年的蘇中七戰七捷，而這場著名戰役的指揮部所在地，就是現在的海安。這部短短幾千字的小說，發表于1958年三月號《延河》雜志，沒有高大上的英雄人物，卻寫出了解放軍和人民之間的血肉關系。其“清新、俊逸”的創作風格獲得時任文化部長茅盾的高度贊揚；認為其塑造人物時的筆法“由淡而濃，好比一個人迎面而來，越近越看得清，最后，不但讓我們看清了他的外形，也看到了他的內心”。

如今，蘇中七戰七捷紀念館坐落于江蘇省海安市城中心，它書寫了中國戰爭史上以少勝多的典范篇章，加速了解放戰爭的勝利進程，彰顯了蘇中地區的軍民魚水情，也激發了上海芭蕾舞團“讓《百合花》在申城舞臺重新綻放”的創作靈感。

甲辰龍年新春伊始，上芭特邀茹志鵑的女兒、著名作家王安憶執筆，為芭蕾舞劇《百合花》擔任編劇，母女兩代作家隔空“牽手”，為上海賡續城市紅色文脈，成就一段令人心動的文壇佳話。元宵佳節當天，穿行過夾雜著冰粒的凍雨，舞劇編劇王安憶來到上海芭蕾舞團熱氣騰騰的大練功房，在《百合花》開排通氣會之后，接受了記者的采訪。

記者：茹志鵑老師的創作談里寫到過，她在總攻團的前線包扎所做戰勤工作，接到的第一個工作，也正是去借被子。無數以“新媳婦”為代表的當地百姓，將自己所能提供的一切物資都奉獻了出來。這段經歷讓她在多年后的上海，寫下了著名的短篇小說《百合花》。半個多世紀之后，您又將小說改為舞蹈劇本，對您個人而言有什么樣的意義？小說變芭蕾，您形容“這是個奇跡”，其間有哪些藝術處理特別值得說說？

王安憶：在1998年母親去世，到今天已經讓很多人記憶模糊。我很感動上海芭蕾舞團的藝術家們還想到母親和她的作品。

當時，家里面因父親被打成右派而在各方面陷入低谷，就在最低迷的時期母親這篇浪漫主義色彩的《百合花》發表了，并得到茅盾先生的高度肯定，對她個人和我們的家庭影響是很大的。其實，在《延河》發表之前，母親也曾經經歷反復退稿，小說動筆之初母親應該還不到三十歲，還非常年輕，這是一部青春寫作。

小說變芭蕾，這是個奇跡，真的是很難得，是靠大家一起努力。因為核心情節“借被子”的故事和動作都是非常簡單樸實的，舞蹈編導要非常有招兒，才能把這些處理得非常生動。

我很喜歡導演的兩個處理：一個是倒敘起筆，由一位年長的女同志時隔多年再回看這段戰火中小故事。有她在，這故事好像同我們的距離也出來了，有了距離感，然后就會有感情，在回望中產生更多更深的感情。

還有一個是新媳婦抱著被子幻想新婚之夜的段落。這里的處理很巧妙、很大膽——新娘翻卷在花棉被里，大紅色被面朝外把她裹起來；但等她再翻身起來，變成白色一面朝上蓋在了戰士身上，完全是另一個畫面、另一種情緒了。這段特別好，因為舞臺表演是個直觀的藝術，不能像小說那樣文字交代，所以，這一場戲強調了這床被子對新媳婦的重要性，這里有一個姑娘對婚姻、對幸福的向往，包括新婚夫妻間情欲的表達。這段很大膽，我非常喜歡，甚至覺得應該反復出現。

記者：這部小說是寫于半個多世紀前的文學作品，今天看依然有能打動我們的地方。這是為什么?

王安憶：那時候大多作品只寫大歷史，但《百合花》是寫了幾個普普通通的小人物。在母親寫這部作品的那個時期，突出個體性幾乎是不可能的，太難得了——與如今思想解放、個體性表達是主流的時代不一樣，那時，個人性在集體性面前是被遮蔽的，很難被看見、被表達。如今在舞臺上看，個體性反而是最容易被理解的，與當代藝術觀是相符合的。所以，這個故事在今天的觀眾、今天的年輕人眼里，應該是很容易接近的。

還有一點，上芭這次創作的定位很好，它是紅色題材，也是一個青春劇，這一點特別好。青春總是最動人的。

記者：做舞劇編劇的過程中，有沒有覺得困難的地方？

王安憶：有困難的。《百合花》的故事要搬上舞臺，它必須要加東西，不加東西是不行的，原來的本子那么短，太簡單了。之前北京電影學院的學生曾經拍過《百合花》電影短片，沈丹萍主演。應該是學生的畢業作品，很短，所以故事的內容（較少）始終是個問題。

我也是第一次參與這樣的工作。我沒有寫過舞劇的腳本，只能把它大致地分個場次。其實我覺得腳本，在整個舞臺的編舞里面，它的作用不是很大的。但編劇不是一個人寫作那么寂寞，在集體中（創作）很開心。舞蹈表演是個直觀的藝術，它很依賴于生動性，這一點跟小說的傳導是不一樣的，小說是靠文字，自由度大一點，局限性也大一點，因為你不能直接看到它；而在舞蹈表演中，使用人體表現，就變得非常的感性，大家坐下來看舞蹈的時候，看的就是舞臺上的表現。

上芭選擇了這個小說作為創作題材，他們面臨的困難更大。因為我們的民族、民間舞有很強的戲劇性，然后又有豐富的地方色彩；而芭蕾相對來說是抽象一點的。但我覺得，他們對這次挑戰是有信心的。

記者：您在創作過程中，有沒有想到這是一次和母親之間在文藝創作上的回應或延續？這個故事里的女衛生員，有沒有，哪怕一剎那，仿佛在舞臺上看到媽媽年輕時候的樣子？

王安憶：女兒想象中的母親，總是成年的樣子。母親寫的是小說，我寫的是舞蹈臺本，這里是有隔閡的。但是我在想，這也是一種儀式。從我母親留下的一些東西能看出來，當年陳白塵先生是想讓她改成電影劇本的；而當我寫這個臺本的時候，找到了一些電影劇本的草稿本——可見曾經是想過要把它移植成別的藝術形式或劇種的，但是今天似乎在慢慢地實現了。

我很感動，因為我覺得這么久的一個作品居然沒有被忘記，大家還能記得它，真的是很令人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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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文重讀

時任文化部長的茅盾讀到《延河》1958年三月號上的《百合花》之后表示，《百合花》創作風格“清新、俊逸”“是我最近讀過的幾十個短篇中間，最使我滿意，也最使我感動的一篇。它是結構謹嚴、沒有閑筆的短篇小說”。茅盾在《談最近的短篇小說》（發表于1958年六月號《人民文學》）文中詳細分析了包括茹志鵑的《百合花》在內的多篇短篇小說。其中，高度贊揚了《百合花》，認為“結構上最細致嚴密，同時也最富于節奏感”“人物形象是由淡而濃，好比一個人迎面而來，越近越看得清，最后，不但讓我們看清了他的外形，也看到了他的內心”；在創作方法上“善于用前后呼應的手法布置作品的細節描寫，其效果是通篇一氣貫串，首尾靈活”“盡量讓讀者通過故事發展的細節描寫獲得人物的印象；這些細節描寫，安排得這樣自然和巧妙，初看時不一定感覺到它的分量，可是后來他就嵌在我的腦子里，成為人物形象的有機部分，不但描出了人物風貌，也描出了人物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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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排那天，主創們這樣說

編導王舸——

這是三個普通人——普通的小戰士、普通的鄉村小媳婦、普通的女兵，講了他們之間關于一床被子的故事。但不僅僅是一床被子，也不僅僅是一個小戰士的犧牲，其實講的是這場解放戰爭，這場戰爭中有多少種被子（一個家庭中最柔軟最幸福的象征）啊，千千萬萬的老百姓“傾其所有”加入進來，有母親送孩子上戰場，妻子送丈夫奔赴前線，每個犧牲的戰士背后都是一個家庭的偉大犧牲。共產黨為什么打贏了？因為得民心才得天下，這三個小人物的故事講的是一個最簡單的真理。看似最單純的人物關系，折射出來的是人性的真善美，是充滿青春氣息的、最純凈的美好。而更重要的，折射出的是，共產黨率領的解放軍打贏的每一場戰爭背后，都有無數普普通通老百姓在后面撐著，贏得民心才贏得了天下。

燈光設計蕭麗河——

《百合花》的故事從特殊的年代而來，那些解放軍、老百姓的面貌與造型都是最樸實無華的，但他們的精神氣質是極其浪漫、充滿光芒的，我要努力用光來呈現出這份美好。

作曲楊帆——

那些遠去的英雄不該被忘記。一直很喜歡這篇小說，在課本里讀到時就覺得很好讀。這個故事無疑有著時代跨度，但我們應該能也必須能讓現在的年輕人接納和喜歡這個故事。

團長辛麗麗——

從零開始的創作很辛苦，但太容易的我也不喜歡。上海芭蕾舞團的一部部戲之所以能留下來，都是一步步堅持下來的。創作過程再辛苦再艱難，導演罵也好，演員哭也好，但我們始終抱在一起，心在一起，一起奮斗，一起堅持。

(本版內容實習生孫彥揚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