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是有根的詩意。文學是人類精神文化的豐美綻放。優秀的文學作品是民族精神高度的呈現。中國現當代文學在中西文化碰撞中應運而生并不斷發展，其百年發展歷程是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中西文化交流互鑒的重要體現之一。在中西文化大變局中，中國現當代文學創作、批評和研究，積極推進文化的轉化和創造，并由此折射出現代中國的時代光譜。但是，也應該看到，作為現代學科之一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從建立之初，有著強烈的斷裂沖動，這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名”（現當代文學之名）與“實”（中國文學創作事實和特性）的錯位，給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者帶來了普遍的焦慮。后來無論是關于學科命名的不斷調整，還是文學史的持續重寫，都在不同方面和不同程度上回應了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的這一矛盾，但又無法解決根本的焦慮。

在文學研究和批評范圍上

存在一個“提純”和“窄化”的趨向

縱觀目前的中國文學史書寫、文學史研究和文學批評，我們會發現一個普遍的現象。在中國文學研究中，隨著從古代到近現代再到當代的推進，研究范圍的選擇往往呈倒三角趨勢：即越是接近當代，文學研究中的文體越少。也就是說在文學研究和批評范圍上，存在一個“提純”和“窄化”的趨向。關于研究對象的認識，在當代的古典文學研究者那里，根據研究對象的實際情況，基本上是持傳統的文學文體觀念，照單收入的。而現當代文學研究者則將許多不符合現代文學概念的著述創作予以清除，于是“我們就出現了兩種標準：對古代文學史，我們采取的是泛文學的標準，凡屬文章，不論文學非文學，我們都收進去；對現代文學，我們采取的是較為狹義的文學的標準，只收文學作品。這樣一來，從古代到現代，我們的文學史在邏輯上便銜接不起來。各講各的，而從來也沒有人細究這個邏輯上矛盾的問題”。（羅宗強：《文學史編寫問題隨想》）從古代文學到現當代文學研究批評對象的斷裂和雙重標準的出現，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學者對“文學”概念的認識發生了突變，而文學事實的演變并非唯一的根源。而問題的實質在于，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與批評，一直在試圖與中國古代文學斷裂中謀求自己的合法性，斷裂之后過于強調“現代”，簡單地從“現代”概念出發去尋找現當代文學的新質，而忽視了基于中國文學事實本身建構現代文學的觀念。

現當代文學這種“斷裂”沖動，從一開始為后來的諸多矛盾和危機埋下了伏筆。“五四”以來，新的“文學概論”和“文學理念”引入，并成為一種權威性的不證自明的觀念。作為“五四”之后成長起來的文學學者，自然也是秉持這樣的現代“文學”觀念和學科認知。帶著這種觀念去衡量文學，自然對何者是文學、何者非文學進行了現代性的剪裁。

從如何處理通俗小說在文學史中的地位，到舊體詩給現代文學所帶來的挑戰，再到書話隨筆雜述等文體我們應如何放置等等，這一系列問題的相繼揭出，引出的不是文學史和文學研究接納抑或拒絕的簡單問題，也不僅僅是文學邊界的擴充或退守等問題；這可能更涉及了對“現代”的“文學”概念的界定、對現當代文學研究和批評范疇等一系列的更為根本、更為整體性的調整。

中國“文學”是如何被“現代”的

一個問題首當其沖：中國“文學”是如何被“現代”的？事實上，“現代”的“文學”觀念不是從來就有的。我們現在所持的現代“文學”的概念，與中國傳統的“文學”概念所指并不相同。現代的“文學”觀念，是“五四”以后尤其是近70年間受到現代學科化的“文學”觀念影響的結果。

在中國，關于文學的概念，我們還得從源頭說起。許慎《說文解字》說：“文，錯畫也，象交文。”在此原初意義的基礎上，后來形成和衍生出了多重的意義。諸如“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周易·象傳》）“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周易·系辭下》）“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賁卦》）“叁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周易·系辭下》）對此，劉師培曾總結道：“三代之時，一字數用，凡禮樂法制、威儀言辭、古籍所載，咸謂之文。是則文也者，乃英華發外，秩然有章之謂也。”（劉師培：《文說·耀采篇第四》）直到劉勰從文化的意義上轉向了審美意義上的文的用法：“傍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文心雕龍·原道》）即便如此，總的來講，“西學東漸之前，中國并無西方文化意義上的所謂文學概念……說到底，是‘文’而不是‘文學’這一概念奠定了中國文學觀念最堅實的基石。”（彭亞非：《中國正統文學觀念》）

到了近代，對文的認知依然有著不同的指稱。一種是采廣義之說，依然延續著傳統觀念，將文看作與一切文化領域相關。如章太炎說：“文學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凡文理、文字、文辭皆稱文；言其采色發揚，謂之彣。以作樂有闋，施之筆札，謂之章。”（《國故論衡·文學總略》）而在此前后，竇警凡《歷朝文學史》、林傳甲《中國文學史》、黃人《中國文學史》等陸續出現。尤其是黃人在現代西方文學觀念傳輸過程中更具有先鋒性。與黃人相似，王國維也提出“感情之最高之滿足，必求之文學、美術；知識之最高之滿足，必求諸哲學”（《奏定經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書后》）。魯迅亦持此種文學觀念：“由純文學上言之，則以一切美術之本質，皆在使觀聽之人，為之興感怡悅。文章為美術之一，質當亦然，與個人暨邦國之存，無所系屬，實利離盡，究理弗存。”（《摩羅詩力說》）可見在近代知識分子的觀念里，西方現代文學觀念已經得到相當程度的認識接受。金克木對這一概念的引入及權威性的確立有著敏銳的認識：“五四運動以來，講駢文的‘選學妖孽’和講古文的‘桐城謬種’一同都被掃蕩了。從此文學的范圍標準便是從歐洲來，而推翻了從第一部文學總集《文選》以來的傳統。”（《疑“散文”》）

至此，近現代學人已經開始有意識地按照現代西方學科化意義上的文學觀念來建構和判斷中國的文學事實。但是，內在矛盾也由此出現了。這些概念含義在表述和區分的時候，似乎清晰，然而一旦具體指向某種文學作品、文體文類的時候，就不那么明確、奏效了。面對這些情況，現代學者也往往棘手惶然。近人蔡振華曾言：“中國民族，自有他的特性，就思潮的轉換與變遷而言，便和西方民族，完全不同，根本上決不能用西方文藝上的各種主義，來衡量一切的。”（《中國文藝思潮》）蔡振華已經敏感地意識到了西方文藝的各種概念與中國傳統固有的文學事實之間的名實錯位。

然而這種困惑焦慮，到了后世的文學研究者那里似乎就消失了。困惑的消失，并不意味著錯位與矛盾得到了解決，而是將問題擱置了。而擱置的方式是將不適應現代學科化的“文學”概念的中國文學創作剪裁干凈，從而選擇和描述出符合現代學科化“文學”界說的中國文學對象。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現代的中國文學在某種意義上只是一種想象，是被建構起來的“文學神話”。所謂“現代”文學，或者文學的“現代”性，必須是經過反思的。我們不能先驗地認同于這個概念的自明性。重新認識中國文學的內涵與外延，重新認識中國文學的特殊性及其與中國文化的一體性關聯，就成為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發展面臨的無法回避的課題。

以系統觀念重審文學研究與批評

對“現代”的“文學”觀念保持“警惕性”是必要的。現在通行的“文學”的內涵和外延從來如此嗎？這樣的“文學”概念真的完全符合現代中國文學著述的實際情況嗎？那些中國固有的文體文類，它真的在中國現當代文學中完全消失了嗎？對這些問題，我們必須有清醒的意識。

按照現代學科化的文學觀念“提純”之后進行科學化的研究和批評，這一方面確實給文學研究帶來顯著的革命，研究大幅度推進。但是這也會帶來新的問題。將中國文學“提純”，進行隔離之后進行專門的研究，就像將文學這棵樹木從原生態的人文森林移植到另一個專門建設的現代化的植物園中，并為這棵文學之樹搭建了一所玻璃房子，然后學者、批評家開始在玻璃房子的實驗室中對其進行科學研究。于是，這就將文學得以生長的原生態的自然文化森林和土壤拋開了。事實上，文學是人類精神文化的豐美綻放，文學之樹得以成長，保持鮮活、生動，緣于其在人文森林中與其他的學科自然地共處、竟放和融合。

所以，在經過了百余年的科學化、專門化的文學研究之后，應該將文學之樹重新還原到那個本屬于它自己的人文森林和文化傳統之中，使之自由呼吸、自由生長，而文學研究者所做的則是在大自然中去觀察，而不是在實驗室中去剖析。正如錢穆所言：“欲求了解某一民族之文學特性，必于其文化之全體系中求之。換言之，若我們能了解得某一民族之文學特性，亦可對于了解此一民族之文化特性有大啟示。”（《中國文化與中國文學》）重新反思中國“文學”被“現代”的過程，調整現代“文學”觀念，將“實驗室”中孤立的文學還原到現代中國文化的生態中，喚醒文學研究與批評的中國文化意識，恢復中國文學與文化、生活的內在一體性關系。

故應重新認識中國文學的“文”的張力及其啟示意義，前述所論的“文”的一系列意義，可以提示我們中國文學的復雜性和文體的豐富性。前述“文學”觀念的“切割”，會將很多優秀的、豐富復雜的文學成分與文學層次切除，置之不顧，對很多原本屬于中國文學的因素視而不見，或者無法看見。這也就是將中國現當代文學與中國的人文傳統相區隔。比如，將那些被延續下來的傳統著述體例、創作現象、文人作家等摒棄于文學史書寫、文學研究和批評的范圍之外，限制了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創作實際的全面立體觀照。所以，一次次的文學史重寫，一次次的文學研究和批評的反思，仍是在既定的文體觀念的框架內展開的，一定程度限制了對中國文學獨有特征及其豐富性與復雜性的認知。

陳寅恪曾言：“能于吾國思想史上，發生重大久遠之影響者，皆經國人吸收改造之過程。”（《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唯有知道我們從哪里來，才能明白向哪里走。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和批評，亟需在理清現代中國“文學”概念被“現代”的過程中，汲取中國傳統“文”的豐富意義，重新認識“文學”的內涵，實事求是地著眼于“五四”以來中國文學創作事實和中國文學的文化特性，在中國人文森林和文化生態系統中重建現代“文學”觀念及文學研究和批評。如此，中國現當代文學之樹方能愈來愈茂盛，中國現當代文學之路方能愈來愈寬闊。

【作者系暨南大學文學院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百年中國書話重要文獻整理研究與數據庫建設”（項目編號19AZW018）的階段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