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文學海外傳播備受矚目，已是彰顯中華文化原創力的重要標志。這一現象的發生，既體現了數字媒介強大的內生動力，更與進入新時代后中國文化的創新發展、自信自強形成了同構關系。網絡文學是媒介革命的產物，以網絡空間為媒介生產和傳播。但是從中華文化“走出去”的角度看，它自身又成為一種文化傳播的媒介載體，以全世界都“聽得懂”的話語方式講述中國故事，讓中華文化知識和文化精神跨出國門、遠播異域，在光大文化傳統的同時壯大中華文化的世界影響力。就中華文化的傳播方式和途徑而言，一方面網絡文學以作品或產品的形式進入海外市場，其中包括網絡翻譯文本和IP開發后的不同形式，后者如不同語種的實體書、影視劇、動漫等；另一方面是生產機制在海外落地，邵燕君即指出，網絡文學“基于當代文學生產特點和文化消費環境，創制出一套深深植根于互聯網媒介屬性的文學生產機制”，“在一個文學傳統悠久的國度，激發出蓬勃的文學生產力，讓千千萬萬的人實現了文學夢和寫作夢。”如今伴隨海外傳播，這一機制正在對世界文學產生影響，在全世界范圍內“有力推動了文學創作從印刷時代向網絡時代變遷的進程”。

除了看到網絡文學作為傳播載體的工具性職能，對于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發揮重大作用的同時，我們還需要目光向內，觀察和思考網絡文學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組成部分的主體身份問題。長期以來，由于要格外突出與傳統文學的差別，我們對網絡文學本體的研究和論說集中在媒介技術特征、商業屬性和娛樂消遣功能等方面，例如關于它的數字化文本形態、作為IP的衍生開發及其產業性、粉絲消費和亞文化特征、對虛擬體驗的反映和游戲化向度的書寫等最受關注和重視。雖然這對認清網絡文學的特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但對這些問題的研究路徑主要沿著媒介對文學的影響展開，并沒有聚焦網絡文學文本的敘事規范、審美特征和人文價值等文學屬性。以價值為例，大部分研究者將網絡文學的社會作用歸結為它的休閑娛樂功能，而忽視了其所負載的文明教化作用。網絡文學是最能體現大眾文藝“寓教于樂”特征的文體，但是我們偏重于“樂”的形式，而忽視了“教”的內涵。事實上，作為網絡時代文學的新變，網絡文學固然有很多傳統文學所不具備的新特性，但文學所蘊含的人文價值和社會功能并沒有減少，反而隨著新媒介傳播效率的提升而得到加強。海外傳播現象的持續走熱，對于網絡文學的文學身份建構提供了新契機。

一是網絡文學中豐富多彩的故事世界，使之成為網絡時代中國人現實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審美映照。其中多有被傳統文學疏離或無法表達的部分，例如帶有同人志性質的亞文化生活、被社會秩序所遮蔽或者排斥的情感世界，以及對虛擬生活體驗的反映等。傳統文學（五四以來的新文學）注重作品與作者生活經驗的關系，把文學作品看作生活的反映，反映現實生活的現實主義于是成為中國文學的主流。但網絡文學與生活的關系不再只是圍繞作者個體、私人化的經驗來建立，而是通過大眾的情感和愿望這些社會化的媒介為紐帶，秉持一種放棄自我轉而為大眾代言的身份，網絡文學從傳統文學的自我敘事轉向了為他者敘事。這一點是網絡文學在文學發生學上的本義。通俗一點說，傳統文學從個性中切入中國人的情感和精神世界，網絡文學則是從共性中。網絡文學所反映的甚至是全人類的共性，如此才會引起海外讀者的興趣。

二是“粉絲共讀”的模式在于能為個體化的情感和審美趣味找到同類，由此獲得一種他者認同的歸屬感、安全感。放大到網絡文學與社會生活的關系中，通過對網絡小說的讀與寫，讀者和作者形成“想象的共同體”。按照安德森的觀點，現代印刷品的誕生促進了“想象的共同體”產生，強化了現代民族的形成。與之相對應，互聯網的文化多元化和去中心化實際上裂解了印刷文明時代形成的共同體。但是，網絡文學的誕生，重新將大眾凝聚在關于共同體的想象中。網絡文學的聚落化、粉絲化，促成了基于想象的新的共同體的誕生。海外傳播正是通過這種方式加強了對中華文化的認同。

三是在審美表達方式上承接并發展了文學傳統，是中國文學傳統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典范成果。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是網絡文學的表演性敘事。網絡文學講述的故事與作者個人的情緒和趣味沒有直接關系，而是為了取悅、表演給讀者看，網絡的即時性和交互性使之成為一種現場的表演。它的連載形式也與此相關。其次，對世情的映照和道德宣喻姿態，使網絡文學的情感和道德立場是淺顯的、直白的，而且是黑白分明的，對價值的傳遞帶有比較明顯的說教色彩。

我們注意到網絡文學與日本“御宅族系”文化在原理上的關聯性，二者在價值表達上有部分相似之處，但內容并無瓜葛?！坝逑怠蔽幕瘜θ毡緜鹘y文化有強烈的熱愛，網絡文學也同樣對中華文化有強烈的熱愛。但網絡文學誕生之初，似乎并沒有證據表明受到“御宅族系”文化的直接影響。例如，我們看到網絡文學里面的“?！迸c“御宅族系”的“萌要素”之間的差別，“?！迸c它所表達的對象一般有必然的關系，例如“打工人”這個梗，直接與“社畜”的含義有關。但是“萌要素”一般只起到符號作用，與所表征的對象并無直接的意義關聯，例如貓耳朵、制服少女在年輕人那里引起的共鳴。這種差別其實深刻反映了社會現實：“御宅族系”文化是資訊的資料庫消費的結果，與大敘事凋零有密切關系，“在哪里沒有所謂的中心，也就是說，所有的網頁背后并沒有隱藏著偉大的故事在規范著它們”（東浩紀《動物化的后現代》），但是中國網絡文學仍然出現在一個大敘事流行的時代，無論是對現實的疏遠、反叛或者貼近，都無法擺脫社會主流敘事的影響，二者之間的消費模式是有差別的。

總之，網絡文學的海外傳播提供了一個反觀自身的視角，讓我們得以思考網絡文學自身的主體身份問題。從以文學的方式對中國當下社會生活和大眾精神生活的反映，到關于中華文化想象共同體的建立，再到對中國文學傳統的延續與發展，正是網絡文學的海外傳播強化了這樣的意識。

（作者系中國作協網絡文學委員會委員，河北網絡作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