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比世界晚熟》的作者胡安焉從1999年步入社會的第一份工作開始講起，回顧和坦述二十年打工生涯的經歷、見聞、思考和感受。《我在北京送快遞》著重于講述職業經歷，而在《我比世界晚熟》里，他嘗試從自己的心理狀態、性格、觀念等精神內容出發，去追問為什么，“我何以成為今天的我”。

在與澎湃新聞·思想市場欄目的專訪中，胡安焉談到了成長過程中的經歷如何塑造了他的性格，工作讓他陷入的精神內耗、厭倦“和人打交道”的境地，以及寫作以怎樣的方式幫助他完成自我的剖析和診療。

胡安焉

澎湃新聞：作為一本誠實的自我剖析之作，展現出作者的許多面相與矛盾性。在序言中您寫道：在離開學校之前，我幾乎是一個沒有個性的人，沒有自己的價值標準；但在后文我們看到您在工作中一直對自己有著某種道德要求，甚至與他人有些格格不入。在您看來，您的工作經歷是否“喚起”了您對自我的道德要求？

胡安焉：二十幾歲的時候，我對人生、對社會、對自己都沒有一個清醒和準確的認識，所以不可能有自己的價值標準。我遵從的那些行為規范，談不上是道德要求，只是教條而已。我在同齡人中感覺格格不入，主要是受到家庭的影響，我父母都是和社會脫節的人，活在一些脫離現實的理念和宣傳里，然后他們把這些當作現實傳授給我。工作經歷確實會激發我對道德問題的思考，可惜我思考得并不深入。有時我會故意和那些“無恥”的人反著來：他們孜孜以求什么，我就故意唾棄什么，以此表達內心的鄙視和憎厭。但在我會這么做的年齡，我意識不到自己這么做的心理和動機。

澎湃新聞：書中提到您的父母信奉集體主義，從不和您談個人利益、計較得失，這導致您變得喜歡迎合他人；卻又覺得和他人打交道是件令人討厭的事情。兒時的教育經歷是否讓您相信集體主義代表著某種統一的道德感？當您在與他人的相處中，為什么會對被人挑出道德上的瑕疵感到不安？在與形形色色、受到各自利益驅動的人們的相處中，您的認識是否遭到了沖擊？

胡安焉：今天的我當然不相信，大家為了一個共同目標奉獻，人和人之間的齟齬自然就少了，但這和道德感無關。我的討好型人格主要源于兒時缺乏安全感。我缺乏安全感是因為父母從不袒護我，總是秉持所謂的公正，以嚴格的要求對待我，以寬松的態度對待外人。他們習慣在外人面前貶低我、批評我，認為這能起到鞭笞的作用。每次我和別家的小孩發生紛爭時，他們首先不是問明是非曲直，而是立即站在外人的一邊，共同批評教育我，要求我更嚴格地約束自己。這些教育方式令童年時的我非常惶恐，感覺自己無依無傍，很害怕和人發生沖突。這也是我害怕被人挑出道德瑕疵的原因，我必須占據道德高點才有安全感，作為一種心理機制它是自發的、非理性的，哪怕我意識到它的錯謬，也克服不了內心的焦慮、惶恐。關于對集體主義價值的認知，在我踏入社會的頭幾年，確實是和誰相處都覺得難受，但這不是價值觀的差異，二十歲出頭的我笨頭笨腦、懵懵懂懂，哪里懂什么“主義”，這本質上是我性格和心理的問題，我在書中追溯的也是這點。

澎湃新聞：您提到自己曾經會為了照顧他人的感受，不惜犧牲自己的利益，這點在您做銷售時體現得尤為明顯，您會很輕易地放棄推銷，甚至把客源拱手相讓。在某種程度上，您是否認為通過推銷等手段將自己的需求轉移給他人，直面自己的利益需要存在某種道德瑕疵？

胡安焉：那時候我二十歲出頭，不會從很深刻的角度思考問題。但當我是一個消費者時，我極其反感“強行推銷”（hard sell）的營業員，那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當我是一個營業員時，如果我對顧客死纏爛打、軟磨硬泡，內心又如何能夠自洽呢？但“強行推銷”肯定不是個道德問題——除非是以要挾或辱罵等手段推銷——否則也是種泛道德主義。

澎湃新聞：您在書中寫道：其實我希望待在一個人人都不認識我，我也不認識人人的地方。然而在同一章中，您坦言自己喜歡被他人夸贊，卻不習慣被人抱以太高的期待，擔心自己名不副實，甚至會主動解釋自己并不優秀。在您看來，您和他人之間的關系為何如此矛盾而復雜？

胡安焉：受到夸贊總歸讓我安心，說明自己起碼沒有犯錯，更沒有引起別人的反感，但這同時也是一種心理負擔，因為以后別人就會以此為標準要求我，這只會讓我的壓力越來越大，因為我害怕讓人失望。我早就認識到這是一種心理障礙：我不可能總是討好所有人，也無此必要，我只是克服不了而已。當我去到一個陌生的地方，人人都不認識我，更不了解我的情況，這會讓我獲得一種安心感，因為我知道別人吃不透我，他們沒有現成的評判我的標準，所以我的心理負擔就輕了。我不喜歡和人建立關系，但這是無法避免的。我在書里總結了很多我的人際障礙的成因，這里很難用幾句話去概括，但它本質上不是我和他人關系的問題，而是我的心理問題；或許也不是特別矛盾和復雜，假如有人認真去探究的話，大多數人的心理問題都和我的同樣矛盾和復雜，甚至比我的更矛盾和復雜。

澎湃新聞：您在書中寫道日本漫畫家古谷實以毫無保留的誠實態度和一種深刻且單純的目光審視自己和生活，并從中提煉出素材。然而他的全部心思，卻只是為了逗人一笑；但之后他的作品開始轉向探索“人生究竟有什么意義”的嚴肅問題。在您看來，他的作品是否影響了您的寫作？您的寫作是否也在嘗試追尋這些問題的答案？

胡安焉：古谷實的漫畫沒有直接影響過我的寫作，更多的是影響我的審美趣味、人生態度等，而且這種影響的發生建立在我讀到他的那個年齡上，假如我是今天才讀到他的，那么可能就不會那么喜歡他了。我的寫作沒有帶著追究“人生究竟有什么意義”這樣的意識。當我寫自傳的時候，我面對的是自己——我經歷了些什么、為什么會有那些經歷，過程有些像一次心理治療，去面對問題、袒露問題。而“人生意義”太宏大了，不適合作為我的寫作目的。但話也可以這么說：當我們認真地面對自己、面對生活時，無論借助任何途徑，寫作或是其他，最終都可以歸結為對意義的追尋。不過不是每個問題都需要一個答案，就像不是每趟旅行都需要一個目的地。

澎湃新聞：您在序言中提到：我不是一個孤立的個體，我必然部分地是某個時代和社會、某些文化和觀念的產物。您在書中記錄了在廣州、上海、北京、河內、南寧、云南工作和生活的經歷。在不同的城市生活的經歷對您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是否如您所說，“在新的城市生活，讓我成了一個全新的人”？

胡安焉：換一個地方，或換一個城市，肯定會重置某些生活內容，比如你的人際關系就清空了，重新和一個個陌生人認識、交往，而這肯定和跟彼此知根知底的人交往很不一樣。我喜歡這種疏離的人際關系，彼此不太熟，禮貌而客氣，保持距離感。一旦和周圍的人混熟了，建立了更深的關系，我就經常渾身不自在。我是從類似這樣的意義上，表達“成了一個全新的人”，即拋棄那些熟了的人際關系。

澎湃新聞：您在描述貨運中轉站工作的經歷時寫道：這份工作才是我的“舒適區”，無需和人交際，只需要埋頭苦干。體力工作比腦力工作的價值更即時、直接、具體和誠實。在《刀鋒》中，拉里有過這樣的表述：我認為從事幾個月體力勞動對我有好處；這會使我有時間把自己的思想理理清楚，使自己平靜下來。從事體力勞動是否對您有著相似的影響？

胡安焉：我從沒借助體力工作厘清思想，就只是專心地干活，幾乎不想別的事情。物流工作需要集中精神，一心多用很容易出錯，以你提到的貨運分揀為例，我隨便弄丟一個快件，或是貼錯一個標簽，都會招致處罰。而下了班之后，因為太疲累了，我也沒有精力和心情去厘清思想。但體力活確實能讓我內心平靜，是那種體力被耗盡后的疲憊帶來的平靜。

澎湃新聞：在本書的結尾，有這樣一句話：在寫作中，我漸漸看清真實的自己。您在書中談到討厭自己時常焦慮、自卑，也不喜歡自己孤僻的性格。在某種意義上，寫作是否也是您自我療愈的過程？寫作是否成為了您表達那些內心深處感受、釋放自我意識的契機？

胡安焉：我同意你的概括，寫作對我來說確實有療愈的作用，甚至有時我就是為了克服心理障礙而寫。

澎湃新聞：在后記中有這么一段話：我漸漸慶幸于自己的晚熟，以及我的父母和家庭教育以一種陰差陽錯的方式給予我的饋贈。或許一個人很早具有目的意識，人生確實會過得更高效，但未必會更豐富和深入。在您看來，所謂的“成熟”、 “晚熟”分別意味著什么？作為一個“格格不入”的人，您對自己和社會的理解經歷了哪些變化？

胡安焉：“我比世界晚熟”這個書名是出版社的編輯想到的，我在寫作時并沒有思考過“晚熟”、“成熟”的問題，對我來說它不是特別重要，因為晚熟在我身上只是現象和結果，我更想追究的是本質和成因。但是編輯讀了書稿后想到這個書名，說明我寫下的內容確實涉及到這方面，只不過我是從別的角度切入時涉及到這方面內容的。而你提到的后記，是在確定書名之后我補寫的，這時候我才開始思考這個問題。后記里提到的“成熟”，主要是指一個人清楚自己想要些什么，對人生應該如何度過有一種相對確定的眼光。但是，對于很多人來說，這種清楚和確定并非來自個人的思考和意愿，而是因循守習、隨波逐流，或受到家長的規劃和安排。而我說的“晚熟”，是指不清楚自己想要些什么，也不知道人生應該如何度過，是一種更開放但也更迷茫的人生階段或狀態。我對自己和社會的理解所經歷的變化，很難用幾句話去概括，不僅是我的理解在不斷發展，我本人和社會也在不斷發展和變化。

《我比世界晚熟》；作者：胡安焉；2024年1月；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總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