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末日那一天

我想種下一棵樹”

——W.S.默溫

愛爾蘭作家保羅·林奇（Paul Lynch）的長篇小說《先知之歌》（Prophet Song）是一部引送讀者凝視深淵的“驚心”之作，一出版即獲得了廣泛贊譽，并贏得2023年度的布克獎，布克獎評委會稱其“震撼心靈……真正的杰作”。這部小說講述的是，當末日來敲門，“世界一片混亂，你腳下的土地飛向空中，太陽照在你的頭上，卻一片漆黑”，一位母親試圖帶領家人幸存的故事。小說的出色之處在于，它以詩意的語言呈現出險惡能量與個人現實的尖銳沖突，犀利猶似巨獸的利齒，給閱讀帶來了超乎尋常的刺痛感和心理深處的顫栗。《先知之歌》不是批判現實主義地展示苦難，而是完全原創地預演了愛爾蘭民主社會快速滑向極權并全面崩潰時的毀滅性景象，逼真地捕捉到了政治恐怖的噩夢性質和陷于其怪圈中的人的不幸、不信與不屈。從某種意義上說，末日實際上是被人為引爆的災難，它具有地方性。在小說的結尾處，林奇寫道：

先知們吟唱的不是世界末日，而是已經發生、將要發生、對某些人而不是其他人正在發生的事情，世界末日總是一次又一次地發生在某個地方，而不是另一個，世界末日總是一個地方性事件，它來到你的國家，造訪你的城鎮，敲響你的家門，而對其他人來說，它不過是一些遙遠的警告，新聞里的簡短報道，或已成為民間傳說的事件的回聲。（Paul Lynch, Prophet Song: A Novel, Atlantic Monthly Press, 2023, p.304）

保羅·林奇

保羅·林奇的五部小說都獲得了廣泛的國際贊譽，均獲得了著名的文學獎項。回看他之前的幾部作品，幾乎全部聚焦于觸及生存底限的極端情況下的個體的反應。他曾說過，他的所有小說都是關于“人類面對冷酷和陌生世界時的尊嚴”。其處女作《清晨的紅色天空》（Red Sky in Morning, 2013）是一部險象環生的逃亡小說，故事從十九世紀的愛爾蘭多尼戈爾郡荒蠻的沼澤地展開，一路被兇猛追殺的主人公科爾·科伊爾橫渡大西洋，逃到美國賓夕法尼亞州鐵路勞工的營地，仍未能逃脫厄運的追獵。第二部小說《黑雪》（Black Snow, 2014）的主人公巴納巴斯·凱恩帶著家人離開美國紐約那“吞噬他們的空虛”，返回愛爾蘭多尼戈爾的荒原，然而他們辛苦勞作了十二年的農場被一場意外的大火夷平，四十多頭牛全部被燒死，一個雇工葬身火海，之后災難接踵而至，巴納巴斯拼盡全力試圖重建家園，卻發現自己孤立無援，是故鄉的異鄉人。這部小說獲得了法國書商獎的“最佳外國小說獎”，被《星期日泰晤士報》譽為“杰作”。第三部《格瑞絲》（Grace, 2017）故事以愛爾蘭大饑荒為背景，十四歲的女孩格瑞絲被母親趕出家門自謀生路，經歷流浪與死亡，通過歷史現實與回顧性虛構創造的一部具有幻覺之美、史詩般成長小說。這部小說是《巴黎評論》和《紐約時報書評》的推薦書。《大海之外》（Beyond the Sea, 2019）被譽為“大師之作”（《愛爾蘭獨立報》），是一部貝克特式戲劇化的絕境求生小說，不但探索了生存與存在危機，也帶出了氣候變化與海洋生態惡化的問題：成堆的海洋垃圾、胃里塞滿白色塑料顆粒的海龜和信天翁，金屬殘骸、破舊的漁網和魚線、褪色的塑料制品。《泰晤士報》稱其“具有梅爾維爾、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威廉·戈爾丁的影子”，并贏得了2022年法國海員文學獎。

除《大海之外》，林奇小說的故事發生地主要是在愛爾蘭，小說開篇給人一種暴風雨前的平靜感，特定的歷史背景遠遠呼應，隨即迅速切入某個或一系列極端性事件，在巨大旋流中制造激烈的小漩渦，主人公則在其中顛蕩陷于絕境，其命運多舛，其人性如黑夜里微弱的燭光，他們的內心無時不在苦思，試圖探明事情真相，探尋自身存在的真義，而不可測的命運渦流時刻都可能將其吞噬，游上救贖之岸的希望渺如星辰。他的每一部小說都揉入了愛爾蘭習語，攜帶著愛爾蘭文化中的諸多暗流，小說中人物豐富的內心世界與復雜多變的外在環境處于交融狀態，故事以自己的節奏擺脫線性推進的歷史敘事的束縛，夢境打斷敘事，敘事如夢如幻。林奇的作品語言精確，具有獨特的美感，完美地將真與幻元素藝術化地融為一體，帶有一種詩意的夏加爾式的奇異幻覺：

岸邊有一匹藍色的馬，它來到她身邊，她永葆年青，她騎行在水邊，騎行在光里，樓下大廳的電話鈴響了，她從夢中騎行入房間。（Prophet Song, p.15）

林奇還擅長使用一種環繞式敘事方式，他似乎創造出了一種動態的電影語言，也許這得益于他曾擔任報紙電影評論家，評論了一千多部電影，從中汲取了很多關于敘事的知識。被譽為優雅精確的抒情大師的林奇的文字具有穿透力，精致、細膩，其動感頗具電影鏡頭的表現力：

她用勺子舀起幾滴食物，在那一瞬間看到了地下深處的東西，一根被腐蝕的管道碎片脫落入水管中，它被水流沖走，水被鐵銹和鉛污染，水通過管道沖入城市的千家萬戶、企業和學校，從水龍頭流出，流入水壺、玻璃杯和茶杯，流入人們口中，鉛被胃腸道吸收，被組織和骨骼、主動脈和肝臟、腎上腺和甲狀腺儲存起來，毒素在隱秘地發揮著作用，直到在實驗室里通過尿液和血液顯現出來。（Prophet Song, p.67）

保羅·林奇的第五部小說《先知之歌》是迄今為止他寫出的最出色的作品。這部小說的寫作始于2018年，歷時四年，不難看出，已經發生或正在發生的全球歷史事件在其中有許多投射，但它并不是一部歷史小說，歷史在其中只是午夜異象，發出模糊不祥的預兆和警示。林奇在一次訪談中提到創作此小說的初衷是“想寫一本能夠洞悉現代混亂的小說”。他認為，西歐正處于“危險時代，空氣中彌漫著一種崩潰的感覺”，難民危機、右翼政權的威脅、民主國家正在發生的結構性轉變等等，他想借助這部小說探索在一個異化了的社會系統中處于絕境中的個人，究竟能擁有多少自由意志，或者借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話說：“一個人身上能有多少人性？”

《先知之歌》的背景設定在愛爾蘭，一場不知名的流行病后，執政的愛爾蘭聯盟黨（NAP）通過《緊急狀態法》以“應對國家面臨的持續危機”并借機無限擴張權力，引發了動蕩與內亂，最終導致戰爭爆發和難民危機，但是很明顯，林奇的重點不是深入這一系列的政治現象進行調研與批評，而是將其作為一種純粹的文學實驗場，關切于具體人物在其中的體驗、情感波動、思維活動以及如何行動，他聚焦的是災難性事件中的個體，是“那一顆心”在某一時刻的跳動，他盡可能以最豐富的方式展現這一刻。所以，它不是一部政治小說。林奇在一次訪談中提到：“我對成為一個傳遞政治信息的作家不感興趣，因為我覺得那樣做太局限了。我認為真正的復雜性需要無數的視角。”這種觀點在這部小說中得到了印證。小說以一種同步的視角，同時綻現內心活動與外部的環境與事件，讀者有時會感到自己仿佛被幽閉在女主角艾莉什的視界中，隨著她走動、察看，與她一起經驗絕境迫近時的恐慌與焦慮，經受難以忍受的窒息感。書中大段文字不分段落，交織著人物的對話、心理活動和場景描寫，增加了張力和壓迫感，使得整本書都“充滿推動力和對抗性”（布克獎評語）。

《先知之歌》的主人公艾莉什是一個科學家，她的丈夫拉瑞是愛爾蘭教師工會的副秘書長，他們有四個孩子，安逸地生活在都柏林城郊一座帶花園的房子，原本計劃復活節去北美度假。小說始于夜晚的敲門聲，兩個“幾乎看不清面目的”便衣警察登門來找她的丈夫。“敲門聲”是許多小說開頭常用的一種文學手法，以引入懸念、謎團或敘事的轉折點，如卡夫卡的《審判》的開端，又氣又餓的K“隨即聽到敲門聲，一個他從來沒有在這幢房子里見過的人進了屋”，而《先知之歌》里的秘密訪客并不像《審判》里的兩個守衛那般強硬，他們彬彬有禮，甚至寬慰艾莉什“沒什么好擔心的”。但他們離開后，艾莉什卻察覺“一種無形卻能感覺到的東西”隨那兩個人闖入了她的房子：“當她穿過客廳，經過孩子們的時候，她能感覺到它正與她并肩潛行。”林奇用這種委婉隱晦而略帶驚悚的句子開啟了一場國家級噩夢，借由細微的個人感覺帶入世界的巨大動蕩，預兆艾莉什之前的平靜生活將由此滑入無法想象的混亂和災難。

幾天后，去參加教師游行的拉瑞失蹤，她身邊的同事和熟人不時被帶走、失去音訊：“丈夫和妻子們，母親和父親們沒入水中。兒子和女兒們，姐妹和兄弟們消失，沉入地下。”但即使這樣，家人和生活而不是外部動蕩的世界，才是艾莉什關注的焦點。生活，意味著持續的日常壓力，特別是當一切都在分崩離析，即使竭盡全力也不可能維持正常的情況下，當這個虛構的愛爾蘭社會陷入無序，食品與日用品日漸短缺，物價飛漲，斷水斷電成了常態，暴力事件頻繁發生時，她必須保證冰箱里有牛奶，必須接送孩子上學放學、安撫出牙哭鬧的幼兒，照顧年邁的父親，即使外面實行宵禁、暴徒在深夜打砸她的汽車、墻壁被噴污、房屋被空襲的炸彈擊中。艾莉什的父親西蒙很早就覺察到了時勢的嚴重性。西蒙也是一位科學家，在妻子離世后獨居，他晚年患了癡呆癥，記憶力在逐漸消退，他脫離現實的時刻多于清醒的時刻。但他一次次警告艾莉什：你得帶孩子們離開。離開，意味著完全拋開當下的生活，讓自己連根拔起。她無法離開，沒有選擇。正如她的鄰居，一位前城市規劃師格里·布倫南，在社區被轟炸后氣憤地說的：

很明顯，他們想做什么，他們想把我們像害蟲一樣趕走，這就是他們所做的，他們想把我們像老鼠一樣消滅，這只是時間和投入的問題……為什么我們要離開？告訴我，他們不能把我們趕走，實在沒法了我們就住到地底下，我要在我那該死的花園里挖個洞，如果你一輩子都住在一個地方，再想住到別處去是不可能的。這就是你說的那種，神經學上的，深植入大腦的，我們要挖洞，我們要挖，不管怎樣，你還能做什么，我不知道我還能去哪兒，就讓他們把我從洞里拖出來裝進棺材里吧。（Prophet Song, p.227）

災難背景下的人物難以看清他們所面臨的事件真正的危險程度，也很少有人能從目前的具體境況預測到未來命運的可能圖景，無辜而茫然的普通人幾乎難以偏離自己早已習慣的社會角色，日常生活似乎游離于歷史性之外，他們無法理解國家機器里的執行者的純功能、無道德、情感畸形的特質。艾莉什最初心存幻想：“這一切都不是真的，她想，這間廚房和花園里的小公寓都不是真實的，她將打開后門，外面將不再是蒙蔽的夢魔般的黑暗，她會醒來，側身，發現拉瑞仍躺在她身邊。”艾莉什擱置了父親的建議，選擇繼續留下來，留在自己的家里，等待丈夫，以及后來出走、加入反政府武裝的大兒子馬可歸家，直到……最后，匯入逃亡人流的她閉上眼睛，看到那有已被吞噬的，看到她全部的愛已所剩無幾，只剩下這具軀體，一具沒有心的軀殼，“一具用腫脹的雙腳馱著孩子前行的軀殼”。

古老的先知游蕩在大地上，他們以吟唱的方式發出預言，在歷史的軌道上投下暗影。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瀕臨絕境的情形都似曾相識，仿佛是人類共有的幻覺記憶。可以說，《先知之歌》是一部預言性小說，給出了毀滅的無情與緊迫性，它暗示歷史在不斷循環重復，相似的災難可能會被一代代人經歷，但荒謬的是，苦難與血跡連同悲傷都將被踩進土壤里，被一次次忽視甚至遺忘，這讓你不得不承認“人類從災難中學到的東西就像實驗室的兔子從生物學中學到的一樣多”（布萊希特語）。《先知之歌》讀者應當留意的另一個警示是，在面對難以估量的現實或潛在的破壞，面對政治災難帶來的物質和道德毀滅的速度和規模性，個體的任何經驗實際上都是無能為力的，人的自主性并不比科學家籠子里的動物的自主性大，如艾莉什所言：

我不明白，當你被這樣一個畸形怪物抓住時，自由意志怎么可能存在，一件事接一件事，直到這鬼東西有了自己的勢頭，而你卻無能為力。我現在看清了，我所認為的自由其實只是掙扎，根本沒有什么自由可言。（Prophet Song, p.302）

但這種悲觀，也許有可能成為個體醒悟、起而抗爭的起點。林奇將書名定為“先知之歌”的用意是：先知們從來沒有停止他們的悲歌，人類在每個世紀所經歷的災難只是下一場更深刻危機的開始，歷史進程的根本性轉變并沒有到來，但即使這樣，頑強的個體仍然需要承擔起自己的命運，這是救贖到來的前提。

林奇的創作以絕境為原點，揭示個體的無力但不臣服于厄運，尋求正義的渴望、據理力爭的勇氣，他讓我們看到，地獄升起成了世界的主宰，看到在世界詭譎驚悚的裂縫中掙扎的人，看到絕境中的人性必將極化，它不再只是作為一種虛設的理念，而是變成個體特有本性的裸露。林奇的創作視野越過了歷史事實顯現出來的明象，這為他的作品注入了超越具體歷史境遇的可能。林奇的哲學思辨在風景、人物自身及周圍環境的細節中展開，以人物現狀為出發點討論永恒的問題，將故事重新定位到政治、社會學已知事實之外，將其回歸到個體生活經驗與思索中，使得個人的不幸具有了普遍悲劇的特征。無論是十九世紀的佃農、大饑荒中的村民、二戰時期的移民，還是假想未來的都柏林的知識分子，他們遭遇到的命運——被連根拔起、流離失所——迫使其在形而上學的領域尋找根基。保羅·林奇殘酷卻優雅地推動著情節和思考，他的小說故事的每一元素都可看作是一張無邊之網的扭結，它們相互牽扯，個體與整體相互作用，其意義指向文本的外部，指向讀者的眼睛和心靈。

林奇從一個個錨定的思考點發出問詢，幾乎被零距離帶入小說人物的讀者需要回答一系列的問題：“當我們被限制和孤立時，思想和心靈會發生什么？”當我們失去了存在根基的，生活只有黑暗、迷失，陷入絕境甚至虛無時，能做什么？何以療愈社會對個人造成的創傷？如何識別社會謊言的編碼，解讀出真相？如何承受痛苦，與無盡的痛苦和解是否有可能？當通往真理之路被阻塞，是否還會有救贖，如何獲得？林奇的創作彰顯，文學依然承擔著對歷史時刻中的個體化描述，文學而不是政治和歷史承擔了個體遭受非理性的命運打擊時的理性的揭示，代替受難者向崩壞的世界發出指控，向患集體夜游癥的人發出警告，最重要的一點是，文學保存了個體和生命的飽滿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