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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鼓樓西戲劇出品的獨角戲《一只猿的報告》改編自現代派作家卡夫卡的短篇小說《致某科學院的報告》，描寫了一只猿在非洲原始叢林不幸被人類捕獲，頓悟了獲得出路的唯一方式是加入人類行列，于是學習人類社會的行為與規則，最后從猿變為人的故事。

與卡夫卡的小說《變形記》里人類社會中被異化的小職員格里高爾一覺醒來變為大甲蟲的遭遇相反，該劇主要從猿的視角，反思了人類社會的種種行為與現象。這是一只“放棄執著，懂得變通”的猿。它在去動物園還是去馬戲團的選項中選擇了后者，因為動物園只是單純地被“囚禁”，而馬戲團可以進一步尋求“出路”。它寧可不要自由也要尋求出路，發現融入人類社會變成“人”才是唯一出路，于是它模仿人類社會的種種行為包括各種劣習，最終靠掌握人類社會的規則而“化猿為人”——紅彼得。全劇以紅彼得向科學院作報告為開端，以獨白的形式描繪了從“猿生”變為“人生”的悲慘而荒誕的生活經歷，以及發自靈魂深處的所思所想與心路歷程，引發了觀眾對于“出路”“自由”“適應”等人類自身處境的深度思考。該劇獨角戲的形式與文本內核高度契合，更利于引導觀眾進入理性思辨之中。

作為舞臺上唯一的表演者，猿的飾演者李騰飛與導演郗望一道，在舞臺上展現了非凡的創造力與對主題的把控力。這部獨角戲的舞臺布景及道具很簡單甚至沒有，對于演員的挑戰很大。演員需要在“空的空間”中，憑借大量肢體動作與臺詞，精準把握住從猿、半猿半人、依舊帶有猿類基因的“人”這一動態的“角色弧光”，以極強的表演功力來完成對角色的塑造。如演員面向觀眾講述猿被射中捕獲的經過，對于猿痛苦落網及哀嚎的擬態生動形象；講述被囚禁關押在狹小底艙的悲慘遭遇時，以悲哀與絕望的動作、語調與眼神，配合舞臺燈光在猿身上形成的“牢籠”，表現出了強烈的被桎梏感。

全劇充滿了對于肢體動作細節的刻畫，淋漓盡致地表現出角色的進化過程與內心世界，如角色作為猿、半猿半人、帶有猿類基因的“人”，光是走路姿勢便各不相同。其他動作如吃虱子、翻滾、咆哮、瞪眼、跺腳、吐唾沫、握手、穿西裝、抽煙、喝酒等，演員對于角色幾個不同時期的形體變化把握得很精準。同時，演員在體驗角色與表現角色之間轉換自如，在時而痛苦、時而調侃、時而釋然等情緒表達中自由切換，整臺表演充滿了激情與思辨。為避免獨角戲的單調感，全劇共設計了三次演員與觀眾的即興互動，如演員跳下臺與前排觀眾互動，與觀眾握手、為觀眾“抓虱子”等。整場演出在演員、角色與觀眾的三向互動中取得了很好的演出效果。

獨角戲的另一個重要指標是精彩的臺詞。劇中佳句不斷，如“我不要自由只要出路”“學習是因為不得不學習呀！是為了找一條出路呀！”“我學會了喝酒，我學會了敬酒，我學會了勸別人喝酒”等，句句符合人類社會現狀，又充滿了對人類社會的諷刺和反思，頗具哲理性。紅彼得那句“往前走還來不及呢，哪有時間思考呀！”對在場觀眾發出了靈魂考問。當猿通過種種“誠心做人”的努力，說著“我學會了規則，各種各樣的規則，進群體就要學會規則”，當它將身上塑出猿型的外衣脫光，穿上黑色西裝，最終成功躍入人類世界時，觀眾體會到的，恐怕并不是猿尋找到出路之后的喜悅，更多地是感受到了其尋找“出路”后的孤獨感。在臺詞表達上，演員對角色大段獨白的演繹甚為精彩，表演出了絕佳的節奏感。如該劇的最后，紅彼得回憶被人類捕獲的那天，說出的獨白：“我應該去哪兒呢？我想回到鐵籠子的木板前頭，它的后面是森林嗎？”之后，是長久的停頓。這個停頓，正如俄國劇作家、導演丹欽科所言，“停頓不意味著生活的中止，而是一種無言的動作，能激蕩澎湃的內心動作。它不是沉默，它不但表現一種剛剛經歷過的內心紛擾，而且還表現一個正在來臨的情緒的爆發……”此處精妙的節奏，引發了觀眾不僅對角色，更有對自身處境的長久思考。全劇悲中有喜，喜中帶悲，正如人類本身的生活一樣，具有悲喜交集的意味，帶給人的震撼和反思是長久的。

作為先鋒戲劇的創作成果，演員將體現角色與表現角色很好地結合在一起，融合了亞里士多德式戲劇與布萊希特式戲劇的精華。亞氏在《詩學》中，認為悲劇是對于行動的摹仿，摹仿方式是借動作來表達，并強調悲劇對于觀眾情感陶冶、靈魂凈化的作用，該劇都很好地完成了。同時，借助猿的視角來反思人類社會，角色獨白在刻畫動作的同時又大量采用敘述法，以新穎奇特的陌生化方式來表達人物與主題，這種手法比常規的寫實手法更生動、更深刻，有效地啟發了觀眾的理性思考，又是對于德國戲劇家布萊希特所提倡的“間離效果”的成功運用。正如導演郗望所言：“我們把劇場最應該有的東西帶回了劇場，這是我最高興的。”《一只猿的報告》不愧為當代先鋒戲劇的一股清流。

（作者系中國傳媒大學戲劇影視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