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謇（1853—1926）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標志性人物，他頭頂有諸多光環：清末狀元、立憲派領袖、民國“產婆”和民初政府重要成員等。同時，作為中國早期現代化的開路先鋒，他興辦一系列實業和事業，創造了十多個耀眼全國的第一，把家鄉南通打造為中國近代第一城。如果把張謇富有傳奇的一生“復盤”，不難發現，其身后有這樣一群人，在張謇人生的起點、節點和拐點處，起到過至關重要的作用。

一、家庭

是怎樣的家庭環境，造就了張謇？

張謇之子張孝若把自家的家風，提煉為“安貧樂道、獨立自重”八個字。張謇不少個性品質，傳承于其務農兼做瓷貨小生意的父親張彭年。他如父親一樣酷愛讀書，樂善好施，忍辱負重，豁達大度。在張謇身上不時看到其父的影子，比如，張彭年生性節約，對廢銅舊鐵、竹梢木段分類儲放，“遇有造作，按簿取資”，張謇也是一生節儉，創辦實業時去工地巡視，撿起地上的木頭廢料說，可以做痰盂、糞勺、泥桶。張彭年告誡張謇：“日后無論窮通，必須有自治之田。”這種進而科舉入世、退可終老家園的理念，深深影響了張謇的一生。張謇達則從政、窮則經商，進則謀全國大政、退則經營地方。

張謇母親金氏雖為家庭婦女，卻頗有見識，“左右唯吾母是賴”（張謇語）。她重視對子女教育，“夜篝燈，教識字，益擁絮，手衣履針作，且作且覆問謇等。深宵寒風凜冽，室中蕭然，顧視謇兄弟，輒淚下”，金氏寒夜教子讀書的場景甚為感人。“我一生艱難困苦，就是希望你們成才有為，以實現我的志愿”，母親的愿景更是激勵張謇向上的原動力。“學而優則仕”的傳統觀念和父母的期待，支撐張謇熬過30年崎嶇而漫長的科舉之路。母親臨終遺言，“科第為士人歸宿，門戶名號，自須求之”。屢經場屋蹉跌，讓張謇心情起伏不定，甚至自比“中風狂走人”。到1894年恩科考試時，其實張謇已不抱太大希望，連考試用具都是向朋友借的。“兒試誠苦，但兒年未老，我老而不耄，可更試一回”，76歲高齡張彭年的懇求，促使張謇勉強應試。如果沒有這最后的一搏，張謇個人的歷史也許會改寫。

張謇兄弟五人中，對其幫助最多的是其兄張詧。來南通近距離接觸過張謇的日本友人內山完造，有過這樣動情的描述，“年逾古稀的張謇對其兄極為尊敬和照顧，每次都親自攙扶他上下黃包車”。張謇因祖上連續三代無人考取功名，故冒用他人名義獲得學籍，參加科舉考試，后被人要挾，張家為此債臺高筑。張詧自“廢舉業”，協助父親種田和做小生意，將讀書機會讓給比他小兩歲的張謇。年輕時，張詧成為張謇情感的依靠對象。游幕在外的張謇，每次辭別家鄉，張詧都要相送很遠，“弟兄相送遠于野，行行且止心旁皇”。張謇為興辦實業、推行地方自治，常年在外奔波，如1910年張謇全年住在家里只有42天，而張詧挑起“內當家”擔子。張謇把兩人關系喻為“蛩蟨相依，非他人兄弟可比”，蛩蟨各有分工，蛩采集鮮美果實與蟨共享，遇有險情，蟨則背負蛩逃跑。事業初成時，張謇說：“退庵（指張詧）無弟，則創之勢薄；嗇庵（指張謇）無兄，則助之力單。”晚年他更是感慨：“謇無詧無以至其深，詧無謇無以至其大。”的確，假如沒有張詧，張謇的事業很難走遠和做深。

二、老師

狀元的老師都是些什么人呢？

張謇4歲入塾，先后師從海門常樂邱畏之、通州西亭宋蓬山、宋紫卿父子和宋璞齋、海門師山書院孫壽琪等。張謇跟隨鄰居邱畏之學習，10歲時讀完《詩經》“尚不曉平仄”，可見邱畏之教學平平，張彭年只得延請水平更高的宋蓬山施教，兩年多后，宋蓬山不幸病逝。張謇在師從宋紫卿和問業宋璞齋時，兩位先生都力主其“冒籍”應試，張彭年“唯兩宋先生之言是從”，“冒籍”風波給張謇留下錐心之痛和終生陰影。

在這些老師中，張謇心里最為感激的，是在其最困難時期幫助過自己的趙菊泉。“冒籍”風波發生后，張謇舉步維艱，故而尋求歸籍海門。1871年初，張謇師從時任海門廳訓導的趙菊泉，3年間學雜等費用均由后者資助。趙先生將張謇過去所學的功課全部廢棄，重新確定桐城派方氏所選四書等為新課講授學習。張謇初作制藝文，被趙先生涂抹修改過半；重寫后，依舊如此。張謇用心苦讀，反復揣摩，半年后，文筆漸佳。在趙菊泉的嚴格訓練下，張謇學業長進不少，課業中需要修改的地方越來越少。當然，這個時期他還談不上真正的治學，只是從內容到形式上更加符合科舉應試的規范。此后，張謇科試取中一等第十五名，取得參加鄉試資格，在科舉道路上向前邁了一步。

后來，張謇來到六朝古都和東南文化中心的江寧（今南京市），如饑似渴地學習“治經讀史為詩文之法”，開始和許多有聲望的師友結交。當地鐘山書院山長李小湖、惜陰書院山長薛慰農、鳳池書院山長張裕釗，都是知名學者，其中又以桐城派大師張裕釗對張謇的影響最大，1885年張謇中“南元”后，第二天就寫信給張裕釗報喜。張謇逐漸接受其集義理、詞章、考據為一爐的理念，慢慢擺脫制藝文章的套路。他平素讀的書不限于經類，而是擴大到子、史、集部，甚至連有些禁書也去瀏覽。隨著學風變化，張謇在思想上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有意識地尋求治國平天下方略，藏器以待來時。

這時期，張謇在科考時寫下“學以務實為歸，極千秋不朽之事功”，反映了他學以致用的宏大抱負。看來，大師們不僅僅“傳道、受業、解惑”，更帶給他經世致用的學習力、思考力和變通力。

三、官員

張謇不是行走于江湖的獨行俠。在其人生之旅中，有哪些人提攜過他，他又得到過怎樣的幫助呢？

張謇的社會交往極其廣泛。在科舉求仕、興辦實業、推行地方自治的過程中，他同形形色色的人打過交道，包括清末民初的一些頭面人物，如光緒帝、攝政王載灃、孫中山、袁世凱，還有很多朝廷重臣和封疆大吏。不過，在張謇人生關鍵處能給其幫助的，盤點一下，卻也屈指可數。

孫云錦算得上是給張謇命運帶來轉機的第一位官員，他幫助張謇走出人生困境。當張謇為“冒籍”風波所困時，憐士惜才的通州知府孫云錦對張謇施以援手，為張謇歸籍海門起了決定性作用。1874年，已調任江寧發審局的孫云錦邀張謇到江寧，幫助辦理文牘，兼教其兩個兒子學習，從此張謇開始游幕生涯。孫云錦為張謇提供了了解社會、展示才能的機會。張謇曾隨孫云錦到淮安辦理疑難案子，了解民間疾苦，拓寬社會視野，后來又作為開封知府孫云錦幕僚，為河南巡撫代擬治理黃河方案，提出“治水、務工、理農”對策，出手不凡。經孫云錦推薦，張謇結識并師從張裕釗等一批學者，更重要的是與淮軍儒將吳長慶相識。

吳長慶是引領張謇走向更高平臺的關鍵人物。吳長慶仗義疏財，禮賢下士，賞識張謇的才華。在吳長慶再三邀請下，張謇加入慶軍幕府。1882年，朝鮮爆發“壬午兵變”，張謇隨吳長慶赴朝東征，在處理棘手問題和復雜軍事斗爭中，顯示出應變處置、組織協調、化解危機等實際能力，引起張樹聲、沈葆楨、張之洞、夏同善、潘祖蔭等樞臣疆吏注意，連李鴻章也有意把他招為幕僚。吳長慶對張謇愈發信任，就連被提拔為浙江提督赴京城拜見光緒帝時也帶著他，張謇因此結交了不少政壇高層，嶄露頭角。

翁同龢更是鼎力相助，直接將張謇推上歷史舞臺。張謇在“壬午之役”中聲名鵲起，在《代吳長慶擬陳中日戰局疏》的觀點給翁同龢留下深刻印象。翁同龢在致吳長慶信中，時常附筆問候張謇，視其為不可多得的“奇才”。1885年順天鄉試，33歲的張謇高中“南元”，作為南派清流領袖的翁同龢有心要把他拉入自己的陣營，考前親自去張謇下榻處看望他。張謇能夠狀元及弟，和兩朝帝師、朝廷重臣翁同龢三番五次的爭取是分不開的。翁同龢在光緒帝前稱贊：“張謇，江南名士。”不夸張地說，沒有翁同龢的極力栽培，也就沒有狀元張謇。兩人志同道合，交往密切，張謇逐漸成為以翁同龢為首的“帝黨”骨干，后來翁同龢支持張謇舍棄仕途，投身實業。多年后，為了紀念葬于常熟虞山的恩師翁同龢，張謇特地在長江對岸南通黃泥山上修筑虞樓，“以示后之子孫”，他自己時常登樓遠眺。

張之洞稱得上是張謇興辦實業的領路人。張謇和兩江總督張之洞交往，始于1895年。這一年的張謇日記，直接記載兩人的交往就有14次之多。在與張謇的接觸過程中，張之洞認為丁憂在家的張謇是辦實業的合適人選，稱他“向來講求時務，情形較熟，當經函商，力籌護持小民生計，杜塞外洋漏卮之策，屬其邀集紳商，剴切勸導，厚集股本，就地設立紗絲廠”。在辦廠過程中，張謇得到張之洞的幫助。1897年4月，張謇赴武昌考察，對已回任湖廣總督的張之洞興辦實業的氣魄極為傾倒，“于此見西人藝學之精，南皮要是可人”。在晚清高官當中，張謇覺得很少有人像張之洞這樣和自己談得來，“今天下達官貴人能知言可與言者，無如南皮”。

劉坤一是給予張謇有力支持的另一位“父母官”。在其接替張之洞回任兩江總督，到1902年去世5年多時間里，做了不少實事。為解決缺少資金難題，在推動大生紗廠由“商辦”到“官商合辦”、再改為“紳領商辦”的過程中，劉坤一起到積極作用，同意“聽商自便”。1899年10月，當大生紗廠走出重重困擾正式開機，劉坤一對張謇拱手稱慶，“俯首拊掌，嗟嘆久之”。張謇創辦的我國第一家農業股份制企業——通海墾牧公司，也得到劉坤一的支持，劉坤一奏請朝廷撤銷鹽場禁墾規定，并批示道：“舉辦墾牧，增課惠民，天利公溥。際此時艱財匱，有此自然之利，豈容聽其廢？”在離世前五個月，劉坤一批準成立我國最早的民立師范學校——通州師范學校，稱贊張謇此舉“用意深遠”。

四、偶像

古今有哪些人，能進入張謇法眼，為其推崇？

張謇精心挑選劉向、諸葛亮、顏之推、胡安國、朱熹等7位古賢的誡子名言，集成《家誡》，示范后人。他親筆書寫《家誡》，請人刻于石質屏風上，起初立在別墅東奧山莊的庭院內，后移至另一住所濠南別業的廳堂里。東奧山莊廳堂，正面掛著翁同龢畫像，兩側另掛有16幅先賢像，包括李白、顏真卿、王安石、文天祥、范仲淹、包拯、史可法、徐達、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

張謇對顧炎武、顏習齋經事致用的主張十分認同，痛斥“書生為世輕久矣，病在空言，在負氣”。他對辭官不受、遁居僻壤、匠心營國的田疇大為景仰，其地方自治的最初靈感，源自1700多年前的“無終山都邑”。張謇立志不做官，辦廠種田興教育處處以田疇自況，把墾牧公司廳堂題為“慕疇堂”，還寫下“雄節不忘田子泰”詩句，發動通師和農校學生探討田疇現象。

不難看出，這些人身上承載著張謇的家國情懷，體現其價值認同，寄托了他的精神追求。綜觀張謇的一生，他正是在汲取這些民族精神養料的基礎上前行的。當然，張謇景仰的不僅僅是故紙堆里的先賢。在內憂外患、列強環伺之時，年輕的張謇就為晚清中興名臣左宗棠所感動。19世紀70年代末，張謇就尖銳地指出：在手握重兵的權臣中，堅持民族大義死戰到底的唯左宗棠一人，其他的人都是紙上談兵，而不能讓天下人信服。

能讓張謇視野大開，給他帶來啟迪的，不僅僅只有國人。信奉“開放主義”的張謇，與上百位國外人士有過交往。在他創辦的大生紗廠、通州師范學校和牽頭的水利工地上，活躍著一群不同膚色的異域人士。有這么一個“老外”，雖和張謇僅一面之緣，卻讓他長久難忘，常常念及。1912年3月30日，張謇在上海與來華傳教40多年的李提摩太見面，請教中國通往“發達”的路徑，李提摩太的見解獨特：“中國如不能實行普及教育、公共衛生、大興實業、推廣慈善，必不能共和，必不能發達。行此四事，一二十年后，必躋一等國；能行二三事，亦不至落三等國。”李提摩太一席話，引起張謇共鳴，他“很為感奮激動”，思考了一夜。次日，揮筆寫下《感言之設計》一文，從教育、衛生、實業、慈善四個方面入手，為將南通建成“中國之模范”進行籌劃“設計”。此后10余年，張謇都在為這個目標而孜孜不倦地努力。在西學東漸背景下，張謇試圖將泰西學說與中國傳統精神結合起來，探索“建設一新世界雛形”，志在“以一隅與海內文明國村落相見，不辱我中國”。

張謇之所以能夠成為張謇，除了時代因素和個人努力外，還有伴隨其一路走過來的那些親情的溫暖、恩師的點撥、伯樂的提攜、偶像的激勵。當我們觀照站在歷史舞臺上的張謇時，千萬不要忽視其幕后的那些人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