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叫文學批評，還是文學評論，這種文體本質上是一種針對當下的言說。它當然需要批評主體具備歷史意識，但這種歷史意識必須跟當下現實結合起來，形成鮮明的現實指向。如其名所示，文學批評就是對當下文學的“批評”，而不是關于當下文學之所以如此的賦形和論證。我們應該把賦形和論證的工作留給需要較長時段觀察的文學理論和文學史處理。美國學者雷納·韋勒克和奧斯汀·沃倫合著的《文學理論》一書，就把文學批評、文學史和文學理論進行了區別論述，同時也指出，文學批評者必須同時熟悉并穿越文學史和文學理論陳見。這意味著，前瞻性和創新性是文學批評的核心品質。

文學批評當然是要聚焦文學文本、文學語言。但是，按照特里·伊格爾頓在《文學批評的革命者：五位改變我們閱讀方式的批評家》中的觀點，文學語言并不是孤立的，它深受社會發展、媒介變遷的深刻影響。因此，伊格爾頓聲稱，重新界定的文學批評，是診斷這些“癥候”的一種方式，它的任務是研究一種完全不同的話語形式的運作原理。這種話語形式，將語言從一個粗俗的技術社會所利用的純粹工具性目的中解放出來。在被解放出來的不同的生活方式中，“語言、人、價值觀和關系本身都將被視為目的”。由此可見，這時候的文學批評，其實是一種起于文學而絕不止于文學的思想言說。只有不斷介入當下社會現實，方可發現真正的問題，最后形成批評文本。顯然，這是與“從一個文學文本到另一個文學文本、從一種文學理論到另一種文學理論”完全不同的批評實踐和方向。

基于這樣的理解，我們要在批評實踐中處理好文學批評與文學作品（批評對象）之間的關系。瀏覽當下評論類文章，會發現這樣一些現象：評論家要么一味地贊美、吹捧作品，要么被激越的情緒所左右，對作家作品說反話、唱反調；真正做到細致分析，好處說好、壞處說壞，并且讓人信服的文章，并不是太多。順著作品闡釋，容易很快彰顯出作品的優點，但前提是，它必須是真正優秀的作品。而且，無論是再怎么優秀的作品，都仍然有許多進一步探討的余地。這就需要我們秉持批判的視角，但這種批判不應該是情緒化的，而是有理有據的。這樣的評論，從作品出發，同時又能夠結合現實生活中的相關議題，作出富有思想啟發的判斷和闡述。

我們還經常看到這樣一種評論文章，它似乎是“文學史規定性知識的機械填充”。寫這類文章的，基本都是學院里的教師，他們熟悉文學理論和文學史。由于學院化知識的長期熏陶，“梳理知識”成了他們習慣性的話語方式。這時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從文學史上看”“梳理其中的譜系”等表述會那么頻繁地出現在他們的評論文本中了。這是一種學科行話，似乎只有浸淫其中，文章才具有合法性。可實際上，順著文學史的脈絡，將作品硬往里套，并不見得有多高明。有時候，打破路徑依賴，才能有自己的創見。我最近讀了美國學者約瑟夫·諾思的《文學批評：一部簡明政治史》。打破“范式”，是該著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創新之處。在他看來，每當一種批評思想耗盡之時，必然要有人站出來顛覆那種讓人備感無力的知識慣性，真正的批評才得以露出頭角。令人氣悶又不能一下子找出原因的那個生產機制，便是范式。而當代最突出的范式，便是大同小異的“文學史知識印證法”。這類文學評論，似乎致力于為作品尋找文學史定位。然而，未來文學史只要不是評論者親自操刀，這種美麗承諾很容易變成一樁騙局。

既然文學創作首先面向社會現實和歷史現實，而不是沖著文學史寫作，那么文學批評就應該而且必須結合幽深的歷史隧道和紛繁復雜的社會現實去評判文學，而不是僅僅依據板結化了的文學史知識。文學批評工作不是為哪個作家個體撰寫功勞簿，也不是為哪種文學風格預定文學史席位。從根本上說，文學批評的思想言說為的是推動真正的理想生活的實現。文學作為形象表現這種生活的話語，研究它的目光理應射向最基本的現實底盤。而那些應景式的、過度知識化的批評寫作，無法從批評的角度促進作者、讀者走向實際的生活。

總之，進行文學批評，要帶有鮮明的問題意識，以發現真問題、關注重要精神疑難為旨歸。它帶有開放性，需要從業者投入全部的精神，至少需要有直面現代人普遍訴求的切實的表達激情。否則，一切動機上的投其所好、一切形式上的追新逐異，都將與批評的真正價值無關。

（作者系寧夏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