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夏是孔子的高徒，魏文侯、李悝、吳起等人的老師，孔、孟之間最有影響和成就的儒學大師；是孔子身后《六經(jīng)》的主要傳人，經(jīng)學鼻祖和《論語》的主編者之一。但是，由于宋儒片面推崇思孟學派、疑古思潮盛行等原因，學界對子夏及其開創(chuàng)的西河學派，長期缺乏應有的認識和評價。筆者依據(jù)20多年的研究，在此略陳管見。

一

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公元前507年生于晉國溫邑（今河南省溫縣），卒于公元前420～前400年之間。其先祖世為卜官，故以卜為氏，六世祖為晉文公名臣卜偃，頗有家學淵源。他15歲拜師入孔門，跟隨孔子周游列國，患難與共；弱冠之年任衛(wèi)國行人（外交官），頗有政績；自衛(wèi)返魯又任魯國莒父宰，兩年后回到曲阜協(xié)助孔子“作春秋”，并為其他弟子解疑釋惑。

據(jù)《論語·顏淵》：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司馬牛想到自己“無兄弟”，不免憂從中來。子夏先以聞于孔子的話開導他，進而講道：“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nèi)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以仁愛為準則談君子修養(yǎng)，創(chuàng)造性地描繪出一幅構(gòu)建和諧社會的藍圖。又如：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去見子夏，陳述了孔子的話和自己的困惑。子夏一聽便深刻理解了孔子的話，隨即舉出舜“舉皋陶”、湯“舉伊尹”的歷史典故，在闡發(fā)孔子“舉賢才”之語的同時，提出了“選于眾”的思想：即舉賢才，需要在眾多的待舉對象中慎重選擇，只有選中真正的賢才，才能取得預期效果。這就為孔子的政治思想，增加了新質(zhì)。

以上兩例說明：子夏在孔門求學的后期，已經(jīng)成為孔子事實上的助教。他為司馬牛、樊遲解疑釋惑的言論，表現(xiàn)出一個大思想家、教育家的潛質(zhì)和思想深度；他對孔子思想的繼承和發(fā)展，實發(fā)端于孔門求學的后期，被列入孔門“四科十哲”絕非偶然。

二

作為孔、孟之間的儒學大師，子夏為孔子服喪三年期滿之后，回到家鄉(xiāng)溫邑，在北流黃河之西的廣闊地域設(shè)教授徒，長達半個世紀。魏文侯、魏成子、李悝（即李克）、吳起、田子方、段干木、公羊高、穀梁赤等，眾多名流出其門下。史稱：“子夏居西河，教弟子三百人，為魏文侯師。”《史記·魏世家》記載：“文侯受子夏經(jīng)藝，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于諸侯。”可見子夏影響之大，堪稱名震諸侯。在子夏的教育影響下，魏文侯、李悝等人對魏國的治理，可說是孔子“內(nèi)圣外王”之道的第一次成功的實踐，使魏國在戰(zhàn)國初期成為在經(jīng)濟、政治、軍事、文化等方面最為強盛的諸侯國。子夏開創(chuàng)的西河學派，與魏國同時崛起，互相促進，相得益彰。其成就和影響，在當時的文化教育界獨樹一幟。

三

子夏是孔子身后《六經(jīng)》的主要傳承者，經(jīng)學的開創(chuàng)者，是當之無愧的經(jīng)學鼻祖。先秦所謂“文學”，大致相當于今之古文獻學。作為孔門“文學”高徒，子夏在西河教授期間，繼孔子之后整理和傳授古文獻，對《六經(jīng)》做出初步的分章、斷句和必要的解釋，創(chuàng)立了詮釋儒家經(jīng)典的“章句”之學，即最初的經(jīng)學。經(jīng)過子夏及其弟子、后學一代代薪火相傳，形成了一批解經(jīng)之作，如《春秋三傳》《子夏易傳》《毛詩故訓傳》《韓詩內(nèi)傳》《儀禮·喪服傳》等。漢代立于學官的多家經(jīng)學，都把自家的學術(shù)淵源追溯到子夏。東漢名臣徐防上疏曰：“臣聞六經(jīng)，定自孔子；發(fā)明章句，始于子夏。”子夏“發(fā)明章句”開創(chuàng)經(jīng)學，在中華文明史上的意義不可低估。

古文獻是文明的載體。我們說中國擁有五千年一脈相承的文明史，究竟憑什么呢？在很大程度上，憑的是孔子、子夏等人在“周衰，禮樂廢，詩書缺”的亂世中勇于擔當，以文明傳承為己任，下功夫搜集、整理、傳授下來的經(jīng)典文獻。倘若這些經(jīng)典失傳，或者沒有貼近經(jīng)典的經(jīng)學，夏、商、周三代文明將茫無可尋，所謂五千年文明史也會大打折扣。

子夏整理和傳授古文獻的功績，可以說是僅次于孔子，是其他孔門弟子難以比并的，其他學派的學者更難以企及。其他如墨、道、法、陰陽等學派中人，要想卓然自成一家，就不能不學習古文獻、不能不師從儒家。因此，子夏不僅對荀子及漢儒經(jīng)學一派有深遠影響，對于法、墨、道、雜、陰陽等其他學派，也起到了某種程度的催生或助長作用。他無疑是繼孔子之后，為戰(zhàn)國時代百家爭鳴局面的形成，做了奠基性工作的文化巨人。

四

子夏是《論語》主編者之一。漢儒鄭玄說及《論語》領(lǐng)纂者，兩次都提到子夏。有論者以《論語》載有孔子對其批評、告誡為據(jù)，排除其主編的身份，顯然是低估了七十二賢的道德水準。我們知道：在《論語》之前只有官書，沒有私家著書。囿于歷史慣性，孔子生前及逝世后的一二十年間，孔子言論僅有個別零散記錄，絕大多數(shù)內(nèi)容仍以口頭形態(tài)珍藏在弟子們記憶中，而沒人想到“著于竹帛”匯集成書。《論語》實誕生于孔門弟子授徒的需要，這里簡述如下：

孔子去世后，一些孔門弟子在授徒時，起初只是憑個人記憶引用孔子，隨著“教然后知困”的加深，逐漸萌生出匯編乃師言論集的想法。當此想法和需要日益強烈，才可能將合作編纂《論語》之事提上日程。但這時，前期弟子多已去世，中后期弟子也陸續(xù)步入老年。在發(fā)起和共同領(lǐng)纂的過程中，仲弓、有若、子游、子張等相繼去世，比較長壽的子夏、曾參在后期發(fā)揮了特殊重要的作用。從《論語》中有若、曾參皆稱“子”等情況來看，在曾參去世后，補充、調(diào)整、謄清定稿者，是以有若、曾參門人為主的魯國再傳弟子。其中收錄子夏、曾參語錄頗多，則是對他倆在后期接近成書階段所起重要作用的一種肯定。可以設(shè)想，要將個別弟子零散記錄的，眾多弟子記憶中孔子口述的、具體行為表現(xiàn)的、具有一定不確定性的思想材料，編寫成確定的文本，需要做多少廣泛搜集、反復琢磨、系統(tǒng)梳理、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創(chuàng)造性勞動啊！使《論語》比較全面、準確地記錄孔子思想，成就這個在中華文明史、世界文明史上不朽的經(jīng)典，子夏和曾參功莫大焉！全體《論語》編纂者功莫大焉！如果沒有他們的巨大付出，事實上存在過的孔子的思想學說，就有可能像子產(chǎn)、叔向、晏子的那樣，因為缺乏比較及時的傳述、整理和完善，而湮沒在歷史長河中，剩下的只是一些零散的，甚至是面目全非的記述。

五

春秋戰(zhàn)國是一個百家爭鳴，思想文化空前繁榮的黃金時代。德國哲學家雅斯貝斯稱之為“軸心時代”。他認為，在公元前800年—前200年（公元前500年是高峰期），一大批先哲在互相隔絕的世界東、西方出現(xiàn)，如希臘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中國的老子、孔子、墨子、孟子，以色列猶太教的先知，波斯的索羅亞斯特，印度的喬達摩·悉達多（釋迦摩尼）等。這期間產(chǎn)生了人類至今仍在思考的基本哲學思想，創(chuàng)立了宗教，是人類意識的覺醒期和歷史的突破性發(fā)展期。此后人類歷史每一次飛躍，都要回顧這一時期，從中獲取動力和希望。

子夏、曾子等人正處于軸心時代的高峰期，他們傳承和主持編纂的中華元典，積淀了中華文明的底色與特色，凝聚著最可寶貴的民族性格，蘊含著中華民族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在這些元典精神滋養(yǎng)下長大的中國人，無論走到哪里，都不難辨識。這種文明基因的決定性作用，不亞于血統(tǒng)與膚色。《論語》記錄孔門師徒的嘉言懿行，也記錄其缺點與不足，毫無造神的意圖；記錄孔子對弟子的批評性評價，并不回避主編者自己，毫無私心，值得稱道。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所以，國人靈魂的安放不在天國，在于現(xiàn)實擔當“內(nèi)省不疚”；中國也沒有占全社會統(tǒng)治地位的宗教，沒有教皇和宗教戰(zhàn)爭，沒有“黑暗的中世紀”，能夠在整體上長期處于古代世界的領(lǐng)先地位。

總之，子夏作為“軸心時代”高峰期的儒學大師，承上啟下的大教育家和思想家，為傳承和主持編纂中華元典發(fā)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對中華文明史的突破性發(fā)展，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奠基，民族精神的積淀，民族性格的塑造，作出過特殊重要的貢獻。

（作者：高培華，系河南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