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歷代相沿、承傳有緒的民間故事，伴隨著我們度過了懵懂的孩提時代。人們在耳濡目染之際不僅初次體味到人世間的各種悲歡離合，更確立起衡量是非善惡的基本準則。恰如卡爾維諾所慨嘆的那樣，“民間故事通過對人世沉浮的反復驗證，在人們緩緩成熟的樸實意識里為人生提供了注腳”（《意大利童話·序言》）。盡管這一切還只是淺嘗輒止，但等到成年后再度回想起來，依然會覺得這些童年時的片段記憶彌足珍視。

然而毋庸諱言，即便是那些流傳最廣泛、接受程度最高的民間故事，諸如牛郎織女、孟姜女、白蛇傳、梁山伯與祝英臺等等，反映的也只是不同時代、特定環(huán)境下人們的行為方式和思想觀念，隨著時過境遷，其中有不少未必符合人情常理，甚至很有可能背離了現(xiàn)代文明所恪守的價值體系和評判標準。

例如前段時間，一段小學生質(zhì)疑牛郎織女故事的課堂實錄在社交媒體發(fā)酵。孩子們不能接受的是，兩人得以締結(jié)良緣，最初竟然始于牛郎偷窺沐浴、竊盜衣物等一系列行為。成年人囿于漸趨固化的思維慣性，也許對此習焉不察，或是因循固守。但如果撇開先入為主的成見而稍加覆按，其實不難窺見問題的癥結(jié)所在，覺察到故事中的織女始終深陷于“男性凝視”之中的尷尬處境。這也提醒我們，今人非但可以而且也極有必要依據(jù)現(xiàn)代文明的標準，重新去審視這些耳熟能詳?shù)淖髌贰?/p>

重新審視的最終目的，當然絕不是為了全盤否定這些民間故事，而首先應該促使我們更好地去追溯其源遠流長的歷史，并進而尋繹其層累演化的隱秘。仍以牛郎、織女的傳說為例，近現(xiàn)代以來，包括法國學者高延，日本學者長井金風、出石誠彥、君島久子、小南一郎，中國學者鐘敬文、范寧、王孝廉、洪淑苓等數(shù)代中外學人，相繼從不同角度做過翔實周密的考索，搜集排比了大量文獻資料，勾勒出這個故事起源、發(fā)展和變異的整個過程，尤其揭示出類似的傳說在世界各地都有著相當廣泛的流播，可以歸并在“天鵝處女”（又稱“羽衣天女”）的故事類型之中。故事中偷窺沐浴、竊盜衣物等情節(jié)也不能一概而論，原本還寓有祓除不潔、女性禁忌等宗教意識或民俗觀念，在其他民間故事里也時有留存，并不像現(xiàn)代人所想象的那么荒唐不經(jīng)。而在千百年來的流播嬗蛻中，牛郎、織女的故事又相繼與董永遇仙等神話傳說以及七夕乞巧等風俗習慣激蕩交融，互相滲透，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域形成了大量形態(tài)各異的文本，在某些文本里就并沒有涉及窺浴、竊衣等內(nèi)容。如果我們能夠充分調(diào)動自己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去耐心考索、了解隱藏在這個故事背后的種種原委，蓄積在心頭的困惑想必也就能夠渙然冰釋了。

在長期流傳和接受的過程中，許多民間故事其實都經(jīng)歷過這樣由簡至繁、饒有趣味的演化，吸引了不少專業(yè)研究者去一探究竟。顧頡剛編著的《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就圍繞“孟姜女哭倒長城”的傳說，裒輯了歷代詩文戲曲、小說筆記、金石碑刻、口傳文獻等各種類型的史料，窮原竟委，鉤沉索隱，堪稱這類研究中的典范。除此之外，他還相繼撰有《嫦娥故事之演化》《羿的故事》《洪水之傳說及治水等之傳說》《尾生故事》等論文，同樣致力于追尋各類民間故事紛繁的遞嬗遷變。這一系列辨章學術(shù)、考鏡源流式的個案研究，不僅激勵了大批學者投身于其他民間故事的調(diào)查研討，毫無疑問也為我們今天重新審視這些作品帶來了更為廣泛而深遠的啟示。面對復雜多元而良莠不齊的民間故事，究竟應該怎樣才能去蕪存菁？當務之急恐怕仍然需要做大量深入細致的考較和甄別，借此了解其始末源流及成因所在，這類切實的工作遠比敷衍塞責的宣傳或是率然盲目的指摘要來得重要得多。

牛郎、織女的故事在先秦的《詩經(jīng)·小雅·大東》中還只是稍具雛形，到了漢魏六朝的《古詩十九首》、崔寔《四民月令》、曹植《九詠注》、張華《博物志》、宗懔《荊楚歲時記》里開始逐漸增添了不少細節(jié)；此后如明人朱名世的小說《牛郎織女傳》，清代鄒山的傳奇劇作《雙星圖》，近人張恨水的章回小說《牛郎織女》、顧佛影的雜劇《新牛女》、吳祖光的詩劇《牛郎織女》等，更是依傍這一傳統(tǒng)題材，不斷加以鋪陳增飾或是補綴續(xù)寫；根據(jù)這個故事編排、搬演的各種地方戲曲，如粵劇《牛郎會織女》、評劇《天河配》、秦腔《牛郎織女》、越劇《鵲橋相會》、黃梅戲《天河配》等也層出不窮；至于從各地征集、搜求到的口傳故事，更是不勝枚舉。在歷代衍生的大量作品中，具體的內(nèi)容情節(jié)固然屢有出入，其思想主旨有時也大相徑庭。這也說明在充分理解、尊重傳統(tǒng)的基礎上，今人也不妨依據(jù)現(xiàn)代的思想觀念和價值標準，對大量民間故事的內(nèi)涵重新予以闡釋或是改造。

在這方面其實不乏成功的先例，魯迅的《故事新編》取資于女媧造人、嫦娥奔月等神話而出以借古諷今、戲謔辛辣的筆調(diào)，汪曾祺的《聊齋新義》在改寫蒲松齡《聊齋志異》中《促織》《陸判》等篇章時嘗試融入追求平等、崇尚趣味的現(xiàn)代意識，都給我們留下過極其深刻的印象。甚至在同樣的題材中，也應該允許不同的作者各出機杼而翻新出奇——在明人洪楩《清平山堂話本·西湖三塔記》、馮夢龍《警世通言·白娘子永鎮(zhèn)雷峰塔》里的白娘子還都只是以美色魅惑世人的蛇妖，而趙清閣的《白蛇傳》卻將其重塑為熱情善良、堅貞果敢的女性，李碧華的《青蛇》則從中審視了俗世男女的愛欲糾葛，李銳的《人間：重述白蛇傳》更借此反思了排斥異類的沉重話題，先后從同樣的舊題材中發(fā)掘出了不同的新價值，讓讀者真切地感受到其中蘊含著可以不斷引申和滋長的蓬勃活力。

歸根結(jié)底，在研究和傳承的同時，仍然需要與時俱進，通過不懈的摸索去刪汰繁蕪，吐故納新，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們的民間故事生生不息而歷久彌新。

（作者為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