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研究者早有成果提及到回憶的建構性，認為人們對過去的回憶，會隨著個人情況、環境、時間和社會話語的變遷而產生變化。愈是對自己身體力行或感受強烈的事情，記憶愈是深刻。2023年，適逢鐘敬文先生誕辰120周年，回想受教于先師門下的過往，最難忘卻的是令我受益至今的教澤三道。

一道：“不規矩”的讀書之道

鐘敬文先生愛書成癡，所居之處總會被書籍占據了大部分空間。他在20世紀40年代中期，曾撰文專門細究了自己的買書之好。這種被他稱為“癡情欲望”的喜好，會因求而不得或輾轉遺失帶來“好些妨害和痛苦。但那也是一種魔法，它給我們許多難以想像的希望、快樂。它甚至能夠移心換骨，使我們超越卑俗，驀進于高遠神異的境界。”（鐘敬文《談買書》）購書不斷的結果是，他的居所常年保持著處處皆書齋、滿室俱藏書的特色：“這些可愛的精神寄托物，雜然分散在臥室、會客室、飯室、過道以及臥床、沙發底下，不，還有窗臺、地板上……”（鐘敬文《始終沒有一個“專職”的書齋》）初登師門，我坐在窄小的沙發上，努力集中注意力去聆聽先生的問詢，但那滿屋的著述總在招引著我的目光，讓我覺著它們都在光芒耀眼地向我微笑。

鐘先生愛買新書，更愛重溫舊書。在我的記憶里，受教于先師的讀書之道，向來是要兼顧博覽的開放與精讀的專注的。鐘先生讀書很少按照“入門書籍為先、深沉著作在后”的理想順序來進行，而是常常采用他自稱為“不規矩”的“瓜蔓式”方法，遵從個人興味或研習目的的需求來博覽群書。同時，他也是一位精讀主義者。按他自己的話說，總有一些書要成為自己的看家本領，這些書是要反復研讀的，“誦讀已經讀過的好書，正像和老朋友晤談，那種味道絕不能夠是從新交那里得來的。而且從效果上說，對我們的人生修養和學藝精進最有幫助的，正是那平日讀得爛熟的少數書本。”（鐘敬文《讀書經驗瑣談》）

鐘先生囑咐我讀的第一部書，不是專業論著而是朱自清先生的文集。他希望我能從佩弦先生的詩文中習得文辭曉暢之美，從其論說評述內可學不受因襲之困，從其斗士人生中領會知識分子應有的堅韌風骨。那是我首次聽聞鐘先生談論讀書目的，即讀書是求識之路，也是養心之道。后來看鐘先生自己的讀書心得，方才知曉這是他從個人“不規矩”的經驗中總結出來的讀書大道。對為何讀書這一問題，鐘敬文先生有數篇圍繞如何讀書而撰寫的文章都有討論。《三談讀書》這篇文章是依據他在1998年12月8日為北師大全校師生所做有關讀書方法的學術報告整理而成的。他在該文中談到，讀書的目的有顯隱之分，顯性的目的是“為了獲得學業上的知識，以準備將來為社會服務……另一個讀書的目的，不大彰顯，是隱性的，但卻十分重要，即為了獲得精神上的修養，培養健康的人格而讀書……這種讀書，用俗話說，就是學習怎樣做人，強調要充實人的心靈，錘煉人的品格。”古人常言，撰文如其為人。實際上，讀書亦是習得為人之道。對待那些作為看家本領的書，是要手不輟卷地溫故而知新的。

二道：淡泊的“糊涂”之道

對公眾而言，鐘敬文先生是著名的民間文藝學家、民俗學家、文藝理論家、詩人、散文家和社會活動家。與他相關的話題，多是圍繞著他對中國民間文藝學和民俗學學科的奠基與開拓所做的重大貢獻展開的。但對從師于門下的學生而言，他一直是溫厚的師長。讀書的時候，我在修習自己的課業之余，還承擔著協助鐘先生工作的任務。我跟進跟出的樣子，被他笑稱為“小書童”，也常被同門戲稱為“鐘老的拐棍”。

在做“小書童”的日子里，除陪同鐘先生出席學術會議、講座之外，我最常做的便是每周有兩到三天的時間到鐘先生的書房幫他處理一些諸如收發信件、整理文檔的瑣事。初入書房，一定會被滿室藏書吸引注意力。日子久了，藏在書桌下零食盒的魅力，漸漸地與書房內滿室藏書的吸引力齊平。叫它零食盒不一定妥當，因為我自始至終也沒見過它具體的樣子。只是每每在我答出了一些自己的思考或說了一些連我自己也不知哪里觸動了先生的話時，他總會神奇地從書桌下拿出一些水果或糖果作為給我的獎賞。“鐘氏零食”的投喂，常會讓我感覺他更像是親長而非師長。

初入師門，對于像我這樣尚處在專業懵懂期的新生而言，鐘先生的啟蒙是從談論他的人生經歷和世事感悟開始的。很多次從不同事由開啟的談話，最后總會落定在一句“小事糊涂，大事絕不糊涂”上。在鐘先生看來，知識分子始終要做優秀國學事業的中流砥柱，故而做學問要以國家、民族、社會的利益為重。在事關國家、民族的大是大非問題上，要秉持原則，做到大事不糊涂。他在《知識分子是“中流砥柱”——談談抵制學術腐敗》中談到，面對生活中的名利浮云，要待以淡泊之心，因為淡泊者方能糊涂。雖然淡然處之并不容易，但小事上是應該糊涂且可以糊涂的。做學生時，我也曾爭辯過：歷盡人生波瀾可以淡泊，但正處年少搏擊時如何能淡泊得了呢？鐘先生給予我的回應是，淡泊是有時間性的，但可以超越時間束縛的淡泊，還需要有正直和勤奮作為基礎。

如今，我也做了師長，經歷的事情多了，越發明白了鐘先生的糊涂之道，誠如他的座右銘，并非是渴求超脫世事的難得糊涂，而是講求務實實踐的正直、勤奮與淡泊。

三道：堅韌向前的為學之道

師者，傳道授業解惑者也。鐘敬文先生為師，所傳的為學之道，大抵有兩個重點：“首先是務實，實實在在下一番苦功夫，不要偷懶和取巧。其次，是敢于超越。所謂超越，不但是對于前人的（當然，要正確地承認前人在他們的歷史條件下所取得的真正成果），同時也是對于自己。一個學術工作者如果真像老鳥那樣固守著舊窠，那是沒出息的。”（鐘敬文《神話·傳說·民俗》）

這里提及的“固守舊窠”，或許是來自法國兩位作家安德烈·紀德和羅曼·羅蘭之間的論爭：“記得紀德批評羅曼·羅蘭時說，羅曼·羅蘭好像一只鳥，他為自己筑了一個巢，進了去，卻出不來了。”在接受神話學者馬昌儀有關民俗文化學的訪談中，鐘先生曾借用法國作家安德烈·紀德對羅曼·羅蘭的批評——“羅曼·羅蘭對我的攻擊使我痛心，這只老鷹已經筑好它的巢了”，反證自己對實證治學的積極態度，并用《九十自壽》中的“世途驚險曾經歷，學術粗疏敢自珍？”強調學者的治學之路需要不斷前進，不能停步。鐘先生十分喜讀羅曼·羅蘭的著作，鐘先生認為，羅曼·羅蘭所撰寫的多部人物傳記，影響了自己30歲以后的生活道路，令其一生受用無窮。但他并不認同羅曼·羅蘭執守窠臼的止步不前。鐘先生欣賞的是如朱自清先生那般不屈服于惡劣社會處境，不斷向前的剛強。因為他自己所堅守的，同樣是不畏仄徑與危灘，“抱著‘有一分熱發一分光’的精神，要把所放射的微光，融入時代英雄們的強光里去。”（鐘敬文《我愿做培花的泥土——在政協北京市第六屆委員會上的發言》）

我從師的五年，是先師百年人生的最后五年。常人會感慨，人到暮年萬事休。但鐘敬文先生卻是歲至遲暮“碌碌不肯自休”。“碌碌不肯自休”是鐘先生對自己暮年工作狀態的評價。他認為，“在眼前正充滿亟待動手的工作，我不能放開它去回顧過去。放棄今天，就將失去明天！那將是多大的損失！”時代的波折、歷史的風暴，都未曾遏止他以筆耕不輟、執教不止的方式，展示對社會和學術事業責任感的熱誠與堅守。在求學期間，我常聽鐘先生強調，做學問要坐得住冷板凳，越是面對學術道路上的艱難，越是要有“持此必勝心，戰彼萬濤瀾”的韌性。

鐘先生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有影響的散文家，曾獲郁達夫先生的盛贊。郁達夫認為，“鐘敬文出身于廣東汕頭的嶺南大學，本為文風極盛的梅縣人，所以散文清朗絕俗，可以繼周作人冰心的后武。可惜近來改變方針，去日本研究民族傳說等專門學問去了，我希望他以后仍能夠恢復舊業，多做些像《荔枝小品》《西湖漫拾》里所曾露過頭角的小品文。”我也曾經和先生談起他的散文，我說自己喜愛他寫于杭州的《殘荷》，《殘荷》是鐘敬文先生1928年于杭州暫居時所寫的散文。他在自傳中曾提到，時值大革命遭遇挫折，心中深感悲憤，加上當時他個人感情生活上也有苦惱，使其陷入頹廢和悲觀。但先生說，“那太頹廢了些，我更愛新綠。”這篇散文的文末雖有“等待青春重來的消息”這樣昭示希望的表達，但更多的是借殘荷抒發事業與生活的不順遂。因此，才有鐘先生的“頹廢”之言。在當時，我覺得先生的回答多少有些文不對題，但今日想來，我愛的文辭之美不過是少年的為賦新詞強說愁，他喜的生機勃發卻是耄耋之年對學科責任的“學藝世功都未了，發揮知有后來賢”。這是《擬百歲自省一律》中的一句，全詩為：

歷經仄徑與危灘，步履蹣跚到百年。

曾抱壯心奔國難，猶馀微尚戀詩篇。

宏思遐想終何補，素食粗衣分自甘。

學藝世功都未了，發揮知有后來賢。

“新綠”所指代的年輕一代的學術傳承，與詩中“后來賢”含義相通。

鐘先生在百歲時鑄愿自省：“一種思想要得到普遍的認同是需要時間的。當年孔老夫子游學講道，曾被人譏笑為發癡，然而，后來儒學卻在中國歷史上起到了極為深遠的作用。我愿學孔夫子，不怕人笑癡。”這是因為他堅信“吾儕肩負千秋業”，只要持之以恒地不斷前進，終有一日，民間文學與民俗學會像儒學那樣對中國社會起到極為深遠的作用。鐘敬文先生暮年時曾說“我一息尚存，就要為所從事的科學竭盡智能”“要把秾華飾暮春”。我輩從鐘敬文先生那里承襲的教澤，更應遵從先生堅韌向前的為學之道，要更為自覺地投身于為民族、為世界、為人類的學術建設當中。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中國民俗學會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