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中文系2024年的第一個噩耗，是1月13日晚上吳曉東老師從北醫三院發來的——孫玉石老師已經在重癥室堅持了二十多日。當天我們專業的大部分老師都在參加研究生閱卷，次日一早，就開始幫助曉東完善訃告和接收校內外的唁文。很多師友都為孫老師剛剛過了米壽卻未能活到90歲而惋惜，但我在頭兩天的研究生開題時問過曉東關于孫老師的病情，曉東說這兩天情況甚好，很快就可以出院回家。我當下心中便有不祥的預感，可是不好表露，只能暗暗祝福。此時不禁一邊瀏覽往日關于孫老師的文章，一邊回憶起我與孫玉石老師的紛紜往事。

在我們“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專業，一般都把孫玉石老師和嚴家炎老師一并看做“第二代”學者中的重要代表。很多朋友望文生義，認為嚴家炎先生是“嚴上加嚴”，覺得他以“嚴”為主，甚至以訛傳訛，把他的名字錯寫為“嚴家嚴”。相比之下，孫玉石老師則“溫潤如玉”。我多次指出這個判斷不夠準確，并專門撰文講嚴家炎老師是“劍膽琴心”，待人非常溫厚，令人“敬而不畏”。而孫玉石老師，則是令很多同仁特別是學生真正敬畏的。我就多次親歷過孫老師板起鐵面，不讓研究生論文通過，或者通過得如履薄冰、九死一生。好像越是自己的研究生，孫老師就要求得越嚴格，甚至還聽說他覺得學生寫字很差，命令弟子每周練習書法交給他。我暗自慶幸當初沒有考孫老師的研究生，免受了多少“折磨”啊。

我之所以這么說，是深有個人私心的。因為當初，我本來是要考孫老師的碩士的。孫玉石老師1985年晉升教授，1989年評為博導，是80年代中文系的“擔綱主力”學者，從1989年到1994年擔任系主任，50多歲就已經“德高望重”，想考他的研究生者“伙矣”。

那時孫玉石老師不僅在魯迅《野草》研究上成就卓著，而且剛剛開創中國現代詩歌流派研究，這是當年影響廣泛的顯學。孫玉石和嚴家炎一樣，講課并不生動，甚至有幾分枯燥。嚴老師講課如同念論文，孫老師講課不但如同念論文，還帶回車鍵——語速慢聲音小，偶爾再停頓片刻。孫老師夫人張菊玲老師就多次公開調侃他——說話那么慢，聲兒還那么小，你當系主任，得耽誤多少事兒啊！ 但是選孫老師課的同學非常多。80年代的北大學生散漫得很，不選課不上課是家常便飯，但是孫老師的課堂上，座無虛席。他語速慢，大家就等著他。他講個笑話講到一半，大家都猜到結局了，但還是等到他講完，才一起發出笑聲。這都因為他講的內容是干貨，是他潛心下功夫從史料中挖掘出來的“玉石”。

我也是因此，不但本科階段就聽了孫老師的課，而且研究生階段還選了他的課。我的作業也獲得孫老師的表揚和引用。相比對其他同學的鐵面無私，我覺得孫老師對我是多次流露出喜愛的。當時中文系還在靜園五院，孫老師兩次在五院內外跟我談過我的作業。我暗忖自己偶爾幽默一下的風格，可能孫老師不喜歡吧，但他卻專門說這是我的優點，指示我去讀讀李健吾的文章，讓我體會和學習李健吾的優長。加上我們都是東北人，言談之中很有親切感。到1987年本科畢業前，以我當時的各方面“績點”，我覺得考上孫老師的碩士，應該是把握極大的。只是因為有其他同學矢志要考，以我素來不愿與人競爭的“傲慢心理”，我就改報了與我根本不熟的錢理群老師，為了此事，還受到班主任溫儒敏老師的一頓批評，孫老師也表示了幾分遺憾。

我碩士畢業之際，遇到了一點麻煩。不由得悶極而暴，我徑闖系主任辦公室，請孫老師幫忙。孫老師溫和而鄭重地說：“慶東，你千萬要冷靜。你現在回宿舍，等我一節課的時間，我馬上跟學校領導溝通。”我回到47樓207等了40分鐘，只見孫老師穩穩爬上四樓，來到宿舍跟我笑呵呵地說：“慶東，OK！”那是我平生見到孫老師最溫柔的一次，那個畫面永遠留在我和我們宿舍同學的心上。

三年后，我回到中文系讀博，簽字的還是系主任孫老師。他和我一起從五院走到北大西門，說了一些輕松的閑話。孫老師還是那張溫和的面孔，只是仿佛多了幾絲白發和憂慮。

孫老師不茍言笑的一面給人印象深刻，但他其實很有生活情趣。課堂上，他偶爾念過他自己寫的已經不再時尚的白話詩。他的家里雖然堆滿了書刊，但都整理得盡量整潔有序，中間點綴著一些小擺件，表現出我們東北城市家庭的“講究”。這些“小擺設”中，孫老師最愛菊花石，我不懂石頭，但卻望文生義猜中了孫老師的心事，原來這里寄托著他對夫人張菊玲老師的深沉的摯愛。因此孫老師出差，最愛搜集的就是菊花石。

孫老師還有不少“雅好”。一次我與同學拜訪他，孫老師給我們泡了珍貴的正宗大紅袍——就是傳說的武夷山只有兩棵母樹，全年只產幾斤——他得到半兩。孫老師拿出指甲大的一小片，泡在壺里，轉瞬就變成一大片，泡滿了一壺，滿室芬芳。孫老師是北大最早開拓與日韓等國學術交流的學者，90年代初，一次他陪日本學者去逛以昂貴著稱的燕莎商城，看到日本學者購買了一些工藝品，孫老師心想總得買點東西，為國爭光啊。于是在那個工資微薄的時代，孫老師掏出二百元人民幣，買了一盆花卉，那大概是他一個月的工資了。

讀博以后和留系任教的歲月里，我與孫老師還有許多交流。直到十多年前，我們還在電子郵件中談學術、談政治，轉發一些有價值的資訊。孫老師做學問嚴謹扎實，嚴于律己也嚴于律人，但他也很關注現實問題，有很強的正義感，有很自覺的黨性。在我擔任現代文學支部書記的那些年里，每次過組織生活，孫老師都積極發言，言必有中。除了一般的社會問題外，對于學術界的浮躁之風，孫老師尤其感到頭疼。某年街頭曾經遍貼一個流行廣告畫“誘惑”，孫老師說：看，到處都是誘惑！ 這還怎么做學問哪？

說是這么說，孫老師自己卻絲毫不為各種誘惑所動。退休二十年來，他繼續為魯迅研究、為詩歌研究、為整個現代文學研究，默默做了大量工作。像錢理群老師在《漫說孫玉石先生的學術、人生境界》中所敬佩的：“面對如此多的誘惑，始終守住自己，清清白白，實在難得。認真，清白，就是不茍且，把治學和做人統一起來，做到時時、處處、事事不茍且，就給后來人樹立了一個基本的標桿。”

距離近的人，我們往往會多了解他的瑣事，但是也容易忽略了他內心。孫玉石老師跟謝冕老師一樣，研究詩歌，自身也是詩人，可是他不像謝冕老師那么外向，我們會不會忽略了他的某些不為人知的側面呢？ 比如我這篇談他鐵面柔腸的小文，會不會淡化了他另外的某些衷情呢？我想起孫玉石老師與夫人張菊玲老師攜手散步，也是燕園多年的一景，好像還有學生寫詩贊美過。夕陽西下，他們二位從北大西門進來，微笑無語，默契自然，經過校友橋和華表，經過南閣北閣，走向靜園五院的鏡頭，如今再也看不到了。

孫玉石老師七十自壽詩曰：“只愿一生清如水，茫茫心事寄煙霞。”今天我們送別孫老師，抬頭望望西天的煙霞，里面寄存著多少孫老師等老一代學者的茫茫心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