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歡房間里的小事物，

恬然簡單的無用之物容易使人快樂，

容易動搖那些類似鐵石心腸之類的

病癥。”

——張曉雪

如同詩句所言，詩人張曉雪由長江文藝出版社推出的新作《石壁與野花》中，處處散落著對尋常事物的注視和贊美，自然主義風格、自由的語調、深度的情感組成了這本詩集的詩性和純粹性。在豐富的言說中，她用字詞構建起一種充滿陌生感的審美視角，賦予事物以全新表達和意蘊。

記者：詩集命名《石壁與野花》，集中同名詩作中有一句話很打動人心，將開在石壁旁的野花比作“像是在一個極偏僻的地方安放了童心”。在詩集的許多篇目里，“童心”始終不離，而這種童心似乎不僅是我們尋常意義上的孩童純真，對你來說，“童心”指代的是什么？

張曉雪：在我的意識中，童心具有天然的詩意，是唯一可以信任且可靠的審美，是詩歌當然的主角。我希望我的作品具有健康、拙笨的底色，甚至無知而涉世未深，但同時它又是不同尋常的東西。

這個“童心”可以說是我詩歌書寫中極其重要的心理經驗和精神姿態，技術含量近乎零而情感卻密布每一個字詞的縫隙，深深淺淺將生活、人生、宇宙構筑成一個澄凈、不受污染的世界。這是我一直迷戀的那種素質——手法不那么高妙卻真摯、自然、松弛，任何時候都能夠給讀者帶來一種全新的感覺。

在這里，童心有比自由更多的含義。沒有名利場里的雜色，不含一個實用主義音符。正如詩中的表達，我喜歡在廣袤的世界里選擇最偏僻的落腳點，不被管束和審視的生命最有安全感，甚或還有對嚴肅社會產生的輕蔑之意。

記者：螞蟻、鐘聲、月光、棉花、青瓦……從某個角度而言，《石壁與野花》是一本日常之書。其中充滿了我們生活中熟悉的事物。為什么會以這些事物為言說對象？或者說，在你看來它們的詩意何在？

張曉雪：是的，這些物象在我書寫它們之前，是極為平常的存在，與很多人匆匆掠過視而不見沒什么兩樣。但有時候可能因為一個畫面、我聽到的一句話、陽光或陰雨天籠罩下的某一個瞬間，而使我的情緒本能地植入到這些物象身上，并與它們保持很深的私密性，我會因此加倍關注它們。我之所以對這些尋常事物從未產生過那些固定的、局限的、因熟悉而厭倦的感覺，是因為心靈的欲求像生存的需要，一直在我的寫作中攀援直上，不斷地向外延伸，自然而然地就映照出了它們的豐富、冷暖和詩意景象。

另外因為螞蟻、鐘聲、月光、棉花、青瓦……的存在，讓我認識到什么是簡單、自在、獨立，一步一步我把時間留給觀察、思考、寫作它們，我助它們一臂之力的同時，也使我感受到了自身的存在。對我來說自然萬物就是藝術最好的方向，我在世俗穿梭時，無時無刻不與它們保持著關系，它們給予我的感動與啟示對培養我敏銳的觀察力和感受力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我承認我所具備的人性視角和對自然對生命的好奇心是與生俱來的，這種能力里具有天賦的成分。但自然萬物的充沛和浩蕩對精神的洗禮更加細微、美妙，使我詩歌的空間更加敞開。

記者：當走近具體詩篇，會發現其中許多事物并非單純“被看見”，而是擁有自由舒展的意志、用自己的意志在表達，但其中又有與我們慣常理解的對事物的“擬人化”有所區別之處，這是否是刻意設置的？

張曉雪：我寫作時的目的是相當明了的，每一個瞬間都須是美妙而獨特的，而且是生命中從未發生過的。有時候用第一人稱來表達，清楚地提供我所感覺到的東西，任何時候都不會離題太遠，一個人的意志主宰這首詩，又時常被詩主宰著。不宜直接說出的就用第二人稱，我稱“你”時，它們可以是花草、樹木和莊稼，也可以是一道生活的痕跡，或是一個抽象的愛人，肉體和靈魂都隱藏其中，被自由的意志驅使著，憑空就有了生命氣息，比單純的擬人化要生動、耀眼得多。用第三人稱時，有點猜測他者命運的意思，隱隱約約體現出表達者的強大。總之，當我的敘事視角發生變化時，神色給予詩歌的意識是截然不同的。

我不刻意設置任何場景、任何情節和人物命運，所有的敘述完全根據詩歌發展的需要。日本詩人高橋睦郎曾經忠告，原話大概是這樣的，主動去尋找詩意的詩人是可恥的，詩人要恭敬備至，耐心等待詩歌的降臨。創作多年我追慕各種情緒的自然生發和心理沖動，該寫的敢于寫出來，且充滿誠意。偶爾也有不愿寫出來或沒有能力表達出來的情況，懦弱和怠惰一旦發生就很難從一首詩里得到慰藉。

記者：同時想到的是，許多身處中原的作家會突出和強調本土厚重寬廣的文化資源作為自己的寫作底色，但在你的詩作中，地域色彩并不突出，或者說本土文化被內化在你的寫作中。

張曉雪：中原文化是我的基因和血脈，尤其是農耕文明展示出的土地的豐滿拙樸和多姿多彩的民俗風情、民間智慧使我的精神得以擴展，野草豆苗、晨露荷鋤、大河粼光無不對詩歌發出召喚，杜甫、白居易、李商隱、劉禹錫、韓愈……一代詩圣詩豪流傳下來的詩歌軌跡，讓我屢屢驚嘆，可以說我是佇立于文字的田野里長大的，是佇立于詩經的河流中逐步展露自己的。我的詩中有不少古典意味的表達就是中原文化氣息潛移默化的流露。

當然，歷史越悠久的地方，文明程度越高的地方，文化資源越豐富的地方，現代詩的寫作難度就會越大。這里的離奇、豐富、變化多端已經被一代一代人寫幾千年了，所謂的太陽底下無新事。我期望自己的靈魂、思想和語言處于離開又回去，回去又離開的狀態，且有能力抵抗地域文化的單向性，盡顯自己存在的新的價值和意義。所以中原文化對我的滲透，很大程度上幫我完成了如何對古典詩歌參照，同時又如何對古典詩歌回避。有意識地對自己的作品另辟風度和氣質，增強現代感，這就是我作品的思維和長相看上去并不中原化的一個重要原因。

記者：就像評論家高興所言，這部詩集的詩篇中也擁有一種陌生化美感的表達。其實當面對這些尋常事物時，陌生化是很困難的，既意味著要避開慣常表達，也要精準命中事物的本質核心，才能讓詩句不至于漂浮和過于玄澀。

張曉雪：面對熟知的事物、環境和人物，我的陌生化處理并不倚靠技術上的荒誕和在手法上對描述對象進行變形。陌生化并不是在白晝的體表上鍍上一層虛偽的光，而是讓美自然發生，以此拉近與生活的距離。這樣做這樣想的時候，某種意識的聚集也逐步確認了自己的詩歌觀——在求新成癖的時代，最大的陌生是樸素，樸素也可能是一種先鋒，返璞歸真的文字即使是審美薄弱的人亦能嘗到其中的況味，更能感受到詩性的光芒。

另一方面，習詩多年，最大的體會是語言更新的同時，感受力是不是也能同步更新？所謂表達的秘密，是你不斷有新的發現，且嗅覺和視覺繁復或單純的傳遞，能夠迅速形成精神的匯合。每一次創作都像是上帝給予的不可言說的機遇，讓我開始驗證一首富有生氣的詩。

當一首詩著力于自然的和本我的表達，又有情感發力，就足以迸濺其靈性、沉潛其力量，這種內在的精神將不會與任何單獨的個體雷同，它異樣的質感對讀者彰昭著一種說服。

記者：有評論家談及你的執著，并認為你是“一個不找到恰切詞句表達敏銳、細膩、豐富而繁雜心緒就決不善罷甘休的人”，這也是我在閱讀時的感受。當準確描摹日常時，詩篇中擁有很多種視角和很多種敘述的聲音，也是在多種藝術表達中的選擇和打磨，這對詩人而言并非易事。

張曉雪：這些年之所以感覺越寫越難，越寫越有逆游之感，根本的原因是對詩歌有了越來越多的義務、責任和愈加孤立的理解，越來越苛刻于對語言保持的種種精細和準確。就像一句話，沒有想好最恰切的表達就難以說出口。這是觀念問題，也只能歸結于觀念。多少次我會因為一個詞語花費很多心血，買菜也在想，做飯也在想，吃飯也在想，干什么都心不在焉，直到找到最確切的那個詞，如同獲得了上帝救我之感。所以詩好不好，下了多大功夫，肉體和精神可以為它作證。相信每一個嚴肅的寫作者都應該有過類似的經歷。

記者：的確，對于寫作者來說，也許反復的自省和察覺是最漫長的成長。

張曉雪：我有一個習慣，就是完成了的作品并不急于發表，長時間地擱置如同沉淀其雜質，將即興或縱情下的粗疏判斷、認知，經由時間去發現和修改。有一種說法叫詩歌寫作是一種通神行為，意在強調詩歌一旦發生就藏滿了確定性，但經驗告訴我，這種確定性預示既有完美和短缺，又有粗糙和暗淡，這種確定性只有伴隨著靈魂的一次次醒悟，才能一次次厘清，才是有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