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老舍回國邀請函實考

1949年4月，世界保衛和平大會第一次會議中國代表團成員致老舍信函，現藏山東中國文學藝術博物館

無論從作品的深度與廣度，還是從作品的國內外影響力上看，老舍都堪稱中國20世紀最杰出的作家之一。近年來，在諸多老舍研究課題中，“老舍在美國”一直是備受關注。

老舍和曹禺于1946年應美國國務院之邀到美國講學一年。一年后，曹禺歸國，老舍一人滯留美國進行文學創作，直至1949年10月13日離開舊金山踏上回國之路，前后共計三年半的時間。

按舒乙說法，這段歷史時期“多年來處于一種未被充分揭開的境況，有著深入挖掘的潛力。這種細致深入的挖掘不僅對老舍先生的生平傳記有著巨大的參考價值，而且由于其內容涉及的時間段較長，必然是相當重要，又相當有趣的”。

近年來，這段時期的很多歷史細節、檔案遺存等陸續被發現、挖掘出來，令“老舍在美國”這段史實愈加清晰起來，可是，仍有一些細節尚無定論。比如，老舍當年受邀回國的聯名邀請函，都署著誰的名字？又是誰執筆書函？

關于這段史實，舒乙曾撰文指出：“一九四九年六月在解放了的北平召開了第一次全國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兩路文藝大軍會師北平。會上周恩來向會議主席團成員表達了邀請老舍歸國的意愿，決定由郭沫若、茅盾、周揚、丁玲、馮雪峰、巴金、馮乃超、陽翰笙等一二十位老朋友聯名寫信給遠在紐約的老舍，盛情邀請他回國。這封信由中共在美國的地下黨員司徒慧敏成功地轉到老舍宅中，老舍決定立即動身回國。”

事實上，邀請老舍回國的信函并非只有這一封。山東中國文學藝術博物館館藏一件當年的信函草稿又披露出幾分真相。

信函底稿用箋紙書寫。內容大致如下：

美國紐約老舍先生 前自布拉格寄函計達，文藝界渴盼你能即日回國 郭沫若 茅盾 葉圣陶 李德全 洪深 田漢 胡風 曹禺 鄭振鐸 丁玲

其后又用英文附上地址：1）American Committee for a Democratic Far Eastern Policy， 111 West 42 St.， New York City

2）China Daily News

105 Mott Street

New York City

此信透露出三個細節：其一，“前自布拉格寄函計達”，說明此信之前，至少還有一封邀請信函，而且是從布拉格寄出；其二，聯名邀請之人與目下學界的認知有所區別，而且在信中亦有所修改；其三，信函寄往的地址并非老舍寓所。

先來看第一個問題，“前自布拉格寄函計達”。信中提到的這封信函，為什么會從布拉格寄出，又是什么時間寄出的呢？

在世界現代史大事件中掃描“布拉格”這個特定的城市，可將時間拉到1949年4月20日。這一天，世界保衛和平大會第一次會議正式開幕。此次會議源于“二戰”后冷戰興起，爆發戰爭的可能性繼續威脅著世界和平。一些國際組織和著名人士因而發起召集世界保衛和平大會，反對侵略和戰爭。彼時，離“二戰”結束不足四年光景，飽受戰爭苦難的人們尚未從傷害中走出，對戰火的厭惡與對和平的渴望，讓72個國家的兩千多名代表參與了此次會議，中國亦派出代表團。會議地點是法國巴黎，但當時新中國尚未成立，法國不允許新中國代表團入境，所以會議被一分為二，分別在巴黎和布拉格同時舉行，中國代表團輾轉去往的會議地點正是布拉格——當時的捷克斯洛伐克的首都。郭沫若是赴會的中國代表團團長，成員有曹禺、艾青、丁玲、田漢、洪深、馬寅初、鄭振鐸、程硯秋、古元、曹靖華、翦伯贊、錢三強以及徐悲鴻等。

可以想見，赴會的中國代表團，抑或是代表團中的某些人，還另外領受了寄函邀請老舍歸國的任務。這封信函于1949年4月20日左右，自中國代表團下榻的城市布拉格寄出，前往美國。

可以確定的是，這封來自布拉格的信函并沒有立即促成老舍回國。他，不想返回故土嗎？舒乙文中恰有對老舍這個時間段的記述：“由一九四八年下半年起，老舍患坐骨神經痛病，行動不便，一九四九年四月病重，入Beth Israel Hospital 開刀，但動手術的效果并不好，行動越加不便。”

“一九四九年四月病重”，且不管老舍當時對歸國一事是否有著其他考量，至少在收到這封信時，即使信中言辭懇切、情誼殷殷，行動不便的他也是不可能立刻動身回國的了。

再來看聯名邀請人。對國內文藝界來說，一次不成，仍有下次。1949年7月，新中國成立前夕，第一屆“文代會”召開。據舒乙先生撰述，“會上周恩來向會議主席團成員表達了邀請老舍歸國的意愿，決定由郭沫若、茅盾、周揚、丁玲、馮雪峰、巴金、馮乃超、陽翰笙等一二十位老朋友聯名寫信給遠在紐約的老舍，盛情邀請他回國”。

這封信函底稿雖無時間落款，但筆者推測，極有可能出自這個時期周恩來的授意，只是聯名之人有所出入。信中的聯名之人有郭沫若、茅盾、葉圣陶、李德全、洪深、田漢、胡風、曹禺、鄭振鐸、丁玲，共10人。從字跡上判斷，這個底稿應當出自鄭振鐸之手。有意思的是，底稿之上有藍筆修改的痕跡，要緊的地方除了增加“前自布拉格寄函計達”等文字外，亦將周揚的名字劃掉，改為丁玲。

最后來看信函的寄往地址。從這件底稿上注明的兩個地址來看，邀請函首先到達的地點并非老舍旅居的寓所。“American Committee for a Democratic Far Eastern Policy， 111 West 42 St.， New York City”為美國遠東民主政策委員會，西42街111號，紐約；“China Daily News 105 Mott StreetNew York City”為中國每日新聞，勿街105號，紐約。前者是二戰后美國一批進步人士發起成立的組織，亦出版新聞通訊；后者的歷史信息倉促之間未能查詢到，但其所在地“勿街”幾乎可視作中國城的起源，20世紀上半葉很長一段時間內，勿街都是紐約中國城的商業主街。這里聚集了大量的華人，那么，這條街上有一兩份關注國內動態的報刊也不算稀奇，“中國每日新聞”從字面上理解應是一份這樣的報刊。而邀請函之所以標注這兩個地址，可以推測，其中必有人員與老舍有所往來，可以將信轉交到老舍手中。

為什么文藝界會如此大費周章地邀請老舍回國？除了老舍本身的文學成就外，其在文藝界的影響力恐怕也是至關重要的因素。抗日戰爭時期，為廣泛團結抗日力量，在周恩來和馮玉祥的倡議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于1938年3月27日在武漢成立，發起人包括文藝界各方面代表97人，老舍被推選為總務部主任，主持文協的日常工作。山東中國文學藝術博物館則收藏有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簽到簿一張（老舍、郭沫若等一百余人簽名），協會成立時用綢緞印制胸前可佩戴的小條幅標志一件，以及文協往來資料一百多件。又有老舍在美國期間寫給鄭振鐸、葉圣陶、梅林等信札16件，老舍在美國與朋友間的通信7件，這些資料大致能夠勾勒出老舍在美國期間的基本情況。文協存續期間，其影響力十分之大，正如當年《新華日報》所指出：“這個協會的成立，是我們民族解放斗爭發展中的一件大事，是我們文藝發展史上最光輝的一頁！”而老舍作為“文協”的主要領導人，在文學界亦積累起崇高的威望。新生的中國百廢待興，文藝界同樣如此，怎能不期盼老舍的回歸？

這封邀請信函的底稿源自某個機關的檔案，左下方有“歸檔24”字樣，后入藏山東中國文學藝術博物館。多年之前，我曾給舒乙先生看過實物。據他回憶，正式的邀請函曾被老舍鄭重地保存起來。20世紀60年代，老舍買了一套《魯迅全集》，信函就被他夾在了第一卷中。可惜，“文革”中遺失掉了，一直到現在都沒有找到。

年深日久，諸多資料都消失不見，諸多記憶也難免產生偏差，這封信函底稿就成為珍貴的歷史見證，既可以表明當時文學界邀請老舍回國的迫切，又可以補闕這段史實——當年究竟有何人聯名請老舍回國的歷史懸案終于可以蓋棺定論了，聯名的10人中，既有當時文壇的領軍人物郭沫若、茅盾等，又有與他關系親厚的老友如葉圣陶、鄭振鐸等，亦有馮玉祥將軍的夫人李德全和當年在青島時的票友洪深，諸般人物齊齊出馬，姿態情感考慮周全，老舍的回國也就此成了歷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