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重要作家之一，出版過《種谷記》《銅墻鐵壁》《創業史》3部長篇小說。但少有人知曉柳青在長安還寫過一部關于老干部思想、“干預生活”的長篇小說（未完稿）。這部小說是柳青最特別、最神秘的作品，它隱匿于中國農業合作化波濤洶涌的時代大潮，被作家雪藏了25年，繼承這部手稿的柳青大女兒劉可風又妥存了45年。

這部7萬多字的小說遺稿，最近以《在曠野里》為名，刊發于《人民文學》2024年第1期。

2016年1月，捧著人民文學出版社寄來的《柳青傳》樣書，柳青的大女兒劉可風喜憂參半。喜的是歷經十多年的艱苦寫作，紀念父親的傳記終于出版；憂的是自己年過古稀，還有一個難以釋懷的心病——那就是父親和她接力守護了幾十年的未刊長篇小說手稿（原小說無題，劉可風暫以《縣委書記》為名，發表時以《在曠野里》為名）仍然靜靜地躺在抽屜。

遺愿

“沒用就毀了（它）吧”

1978年3月，柳青住在第四軍醫大學附屬醫院一邊治療肺病，一邊緊張地修改《創業史》（第二部·下卷）。那時他的身體特別不好，不知怎么又感染了危及生命的綠膿桿菌。他的咳喘加劇、咯血，精神狀態雪上加霜。或許察覺到了病情的逐漸加重，一天清晨，他突然對女兒劉可風說：“你回家，把我留有的文字全部拿來。”

劉可風匆匆趕往幾十里外的臨時住所——長安縣韋曲干休所。他們在皇甫村的家被造反派搗毀后已經荒廢。經過多次抄家和搬遷，家里東西已經非常少了，父親讓她帶來所有存留文字，除了《創業史》手稿不必拿，其他裝完連一書包都沒塞滿。趕回醫院已過正午，柳青坐在病床一份份地看，然后不時囑咐幾句。劉可風回憶，記得父親拿起兩張紙，見上面記著些零碎文字，說“這個沒用”，就當場撕了，“父親最后拿起的就是這部書稿，他一只手用力擎起，用另一只手來回撫摸，眼光中有著像對親子的留戀和不舍，他緩緩地說，‘以后，以后……沒用就毀了吧。’”這是柳青與世長辭前3個月的事情，也可以說是他對自己作品“最后的遺囑”。

曾在陜西省委宣傳部工作的金葳曾說，1953年他奉領導之命動員柳青發表新作。柳青表示不滿意自己當下的創作，已將成文焚燒。但柳青唯獨沒有燒毀這些手稿，劉可風認為父親是割舍不下，覺得還是有它的價值。父親去世后，對柳青及《創業史》的評價褒貶不一，爭論不休，還時常夾雜著令人費解的攻擊和居心叵測的謾罵。因而，劉可風一次次打消了將其公之于世的念頭。

就這樣，幾十年來，這部手稿一直靜靜地躺在劉可風的抽屜里。在《柳青傳》“書稿余燼”一節，她曾隱晦地提及手稿的存世：“他實在不滿意這部新作，劃著一根火柴……這也是自己勞動的成果呀，他又不舍地掐滅了剛剛燃起的火苗。”

隨著年事已高，加之柳青研究氛圍的活躍，劉可風動手將遺稿錄成電子版，決心公開發表。2019年3月28日，她與北京某出版社簽訂了圖書出版協議。5月18日，筆者初訪劉可風老師并開啟訪談，她十分信任地將自己錄入的手稿電子版、手稿復印件和出版社繁體打印稿交給筆者校對。不久圖書出版因故取消。經她授權，筆者聯系到某著名期刊——該刊早年與柳青有甚深淵源。刊物主編告知將于2019年年底全文刊發，但最終也因故被迫撤稿。刊物主編和劉可風都遺憾不已。

手稿

賞心悅目的書寫

2021年3月18日，筆者見到了從北京寄回的手稿原件。

手稿用棉線裝訂在一起，紙張自然泛黃，前后幾頁稍有些許卷角和殘損，正文完整無缺損，字跡清晰無漫漶。手稿紙張為印有淺色豎列暗紋稿紙（柳青寫《創業史》用的是橫排稿紙），A4大小，卻比A4寬些；每頁14列，每列37個字格，滿頁可容納518字。每列之間有窄的間隔，因而字格扁平。這種稿紙現在看來質地普通，但上世紀50年代初紙張供應緊張，這種稿紙已是稀缺。

筆者見到的手稿共189頁，除首頁寫有毛澤東引文無頁碼，其他手稿頁碼從“1”一直編到“188”。手稿按稿紙格子計算有9.79萬字，文字錄入后電腦統計7.5萬字。留存的手稿是一部長篇小說的開頭，已有篇章內容連貫，故事也基本完整，只是有頭無尾。手稿未寫書名，為方便稱呼，劉可風結合內容稱這部“無名小說”為《縣委書記》。

整部手稿用藍色墨水書寫。劉可風說父親是用剛解放時買的派克鋼筆寫的——柳青非常珍愛這支筆，《創業史》也是用這支筆寫出來的。手稿卷面工整、書寫流暢。字是繁體行書，一字一格，從左至右，工整有序。雖然字小如綠豆，卻蒼勁舒展，氣韻生動。柳青曾指著這一列列雋秀的手跡說：“我喜歡魯迅書稿中娟秀的豆豆字。”對照魯迅手稿《魯迅手稿選集三編》，不但稿紙樣式相似，字跡更是神似。

手稿共20章，每章文字相對均衡，平均9頁上下。作者用“一”“二”等序號標注章節，每個新的章節都另起一頁書寫。所有章節序號皆占三列，序號首字統一從第二列第8個空格寫起，正文從第四列第3格寫起，非常規范認真。在文句修改時，個別單字涂成方塊，若一連刪減多字則作條狀或菱形鏤空涂抹。即使長句大段補充修訂，從連線遠近及起筆高低就能看出作者的深思熟慮和書寫上的謀篇布局。所以手稿修改涂抹之處眾多，卻并不顯得潦草雜亂。

手稿末頁落款“一九五三·十月七日”，這是完稿時間。落款上一行寫有“（未完）”二字。此處筆墨明顯異于正文，不是一次寫成，劉可風早年確認是柳青筆跡，說是后來補上的。各頁手寫頁碼字跡闊大、位置各異，應該非柳青所書。

初心

寫作緣由及初衷

結合相關材料推測，《在曠野里》的主題大約醞釀于1951年10月至12月底訪蘇期間，至1953年10月7日輟筆。

這部“關于農民出身的老干部在新的形勢下的思想問題”的長篇小說，到底寫了什么？

其實小說故事情節較為簡單，寫的是新任縣委書記朱明山深入農村，帶領廣大干部群眾開展大規模棉田蟲害防治的故事。小說通過縣委書記朱明山和縣長梁斌在治蟲工作中所采取的不同工作舉措，展示的不同工作態度，取得的不同工作效果，批判了基層個別領導干部的官僚主義和作風飄浮現象。此外，“作品中還提出了新老干部之間的矛盾問題，工農干部和知識分子干部，曾在白區工作的干部和解放區干部之間的關系問題”等。

柳青寫作這部小說，“目的是想鼓舞大家向社會主義前進”。1952年7月17日，《群眾日報》發表了他的長篇書評《我們這里已是早晨》，揭示了他關注干部思想問題的心路歷程：“最近，我回到西北。我看見我在陜北工作時期的一些農民出身的老同志和老朋友。有些農民出身的老同志當前令人惋惜的思想情況，使我內心感到不安。為什么一些經得起戰爭的殘酷考驗的同志，在全國勝利以后竟然想到自己不行了，要回家種地呢？為什么在戰爭的年代或者說在最困難的年代，令人敬愛的老同志絲毫不考慮家庭的困難，而在勝利以后，父母和子女的問題成為他們最苦惱的問題呢？為什么在嚴重斗爭中表現了艱苦卓絕的優秀品質的同志，在新的形勢中因為一點物質享受或一個老婆的問題，在自己的光榮的奮斗歷史上抹一把灰呢？由于其中有許多是我的熟人，我感到特別惋惜。”柳青“向那些面臨著新形勢的老干部們介紹、推薦”《我們這里已是早晨》，希望他們學習書中曾經為人民立下許多功勞的主人公、蘇軍少校杜洛寧，“在戰爭勝利后，是怎樣由不愿意到愿意，最后以滿腔熱情，把全部身心投入到新的、生疏的經濟建設中去”。

筆者認為，這篇書評不但是柳青針對當時某些干部開出的一劑“醒腦湯”，也是他動筆寫老干部思想小說的“宣言書”，更是開啟他這部作品中心思想的“金鑰匙”。

舍棄

柳青一次決絕的“斷舍離”

柳青心思縝密，卻為何半途而廢放棄此稿？

一是沒有達到新的更高的藝術高度。劉可風曾這樣總結父親的藝術創作：“他對自己的作品是否滿意有兩個判斷方法：一是在概括和反映社會現實與矛盾上要有深度與廣度，二是在藝術上比過去要高。如果與之前的文學水平相當，就不行。必須一步比一步高，這是一個作家對藝術的不懈探索與追求。”而這部手稿“與自己要達到的藝術效果相距甚遠”。

二是遇到難以突破的創作瓶頸。柳青對作家王汶石講過自己寫這本書的情形：“寫不下去了，苦惱得很，吃力得很。因為許多現實生活的問題，于自己都是生疏的，不夠了解，而除過主人公之外，其他二等、三等角色，則更不熟悉。”

1954年，柳青在回答《文藝學習》編輯部關于“有無中途寫不下去的時候”時講，“每一部作品都是對一個作家的考驗”，除了考驗他的“堅韌性”，更“考驗他的生活基礎、文學才能和思想修養。這三方面如果是不及格的，甚至只有一方面不及格，那在他來說就是打一個沒把握的仗，隨時都有對困難放下武器的可能。”

柳青創作此稿做了一些準備，卻不足以支撐“寫四大部”的宏大主題，倉促動筆后遭遇困難。當時他已出版兩部長篇，創作經驗豐富，如果僅是敷衍寫完“四大部”不是問題。最終，他選擇了為保證藝術品質停筆，而非倉促寫完應付讀者。

三是被激情澎湃的時代和更為鮮活的題材所吸引。1953年10月，“一個轟轟烈烈的宣傳總路線和糧食統購統銷的群眾運動就很快在農村展開”，他在寫字臺前越來越坐不住了，他在《燈塔，照耀著我們吧！》這樣形容急切放棄遺稿寫作的心情：“我不說寫完一章，就是一頁也寫不下去了；正如外面是暴風雨，我在屋里不能工作一樣。”此時，站在時代潮頭、發現創作富礦的柳青，做出了人生艱難而又重要的選擇——拋棄舊稿，以無比熱忱投入到農業合作化運動新的書寫當中。

舍棄舊稿，意味著完全拋掉20多萬字的初稿，全然否定兩年多的艱苦創作。如果僅憑以上資料就武斷地認為這是柳青舍棄遺稿的全部因素，似乎有些蒼白和牽強。作者是否還有不便明講的原因？

首先，柳青對小說展示的內容或許心存顧慮。對時代的歌頌與對人民的頌揚，一直是柳青創作的主題。而這部小說一反“常態”，矛頭直指新中國成立后老干部的享樂主義思想，并對其進行無情揭露和批判。柳青對現實生活中尖銳社會問題的剖析，如果當時發表必將在文壇引起軒然大波。寫作前，他征求過時任中宣部常務副部長胡喬木、中宣部文藝處副處長林默涵的意見。不知胡、林給他了怎樣的建議，后來陜西省委宣傳部領導得知他新寫了一部小說，就動員他盡快發表，柳青“堅決地搖了搖頭”。若小說出版后將有太多的不可控因素，這也使他在后續的寫作中猶豫徘徊直至放棄。

其次，柳青或許對復雜政治形勢有不甚樂觀的預判。上世紀50年代，中國政治氣候復雜而又多變。柳青在收集素材及潛心寫作的兩三年，是否嗅到了政治形勢的異樣，意識到了潛在的危險，從而對作品命運忐忑不安甚至產生悲觀？在那幾年的政治運動中，柳青雖未受沖擊，但思想上絕不會沒有觸動。劉可風對筆者講：“柳青一貫講政治，也非常能看懂政治。他當時不發表這個作品，應該是對當時政治環境有一定認識，知道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這是一種政治清醒，也可以說自我保護。”政治考量，可能是導致寫作這部小說偃旗息鼓的最主要的原因。

第三，柳青對主人公原型近乎苛刻的挑剔。柳青寫《創業史》前，起初想把王莽村蒲忠智作為主人公原型，后來換成了根紅苗正、政治堅定的王家斌。遺稿中的主人公朱明山的原型是“當時的長安縣委書記李浩”。柳青小說寫過的重要人物，許多他都用散文形式再現，卻幾乎未提及李浩。筆者因資料匱乏，無法確定該人物原型是否存在“硬傷”等問題，只能存疑供大家研究。

隱忍

或許是最好的選擇

《在曠野里》（即使未完稿）能在70年后“橫空出世”，無疑是可喜可賀的！

客觀地說，《在曠野里》的文學價值是值得肯定的。雖然它在藝術表現張力和深度上與《創業史》還有較大差距，但在許多方面比《銅墻鐵壁》又略勝一籌，可以說是柳青當時個人文學水準的真實呈現。同時，這部小說或許是新中國成立后最早對享樂主義進行批判的重要作品，尤其是它作為“干預生活”的現實主義作品散發出的藝術魅力和重要價值！

柳青1952年9月來到長安縣，直至1959年4月《創業史》發表（最初發表的標題是《稻地風波》）。7年間，他唯一沒有停下的就是手中的筆。可是在他寫作《創業史》最艱難的歲月，不知經歷了多少白眼、嘲諷甚至謾罵：群眾說他在村里“休養”，同志說他在鄉下“享清福”，省上主要領導找他談話勸他知難而退，“寫不出來就不要硬寫了”，甚至在全國作協一次會議上領導點名批評他定居農村的寫作計劃，并預言他將失敗……但無人知曉他的《創業史》第一部早已寫完，他在一遍兩遍三遍四遍地修改，默默承受，不作爭辯。作為一名作家，他只有用高品質的作品回答關切、回報人民、回擊質疑！他對《創業史》責任編輯王維玲說：“所有創造性的工作，精神成本較高，有時又難以被人理解，有時會被誤解。”還說：“文學是一生的事業，要勤勤懇懇搞一輩子。”

自古圣賢多寂寞。柳青不是圣賢，但理解他的人何其少哉，誤解他的人何其多哉！包括這部塵封70年的遺稿，它的發表將為讀者打開一扇新的大門，所有人都將發現那個一直被誤解、被誤讀的更為真實的柳青。

（作者系柳青研究學者、寶雞文理學院陜西文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