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上世紀90年代以來，日記、書信這類私人文獻越來越受關注，出版界也很樂于推動它們的出版。利用日記做研究，從史學界、文學界開始到科學史界，逐漸向整個學術界蔓延，但教育史學界利用日記者還不多見。浙江大學田正平教授2008年以閱讀惲毓鼎日記為始，開啟了數十年如一日的持久閱讀，相關研究成果不斷。我作為田老師的“私淑弟子”，對他這些年來對日記的興致自是了然，他的幾篇近作在完稿后第一時間就先睹為快，還曾就其中一篇“膽大妄為”地提過修改意見。2023年9月，收到田老師簽名版《日記里的教育世界》，自然歡欣雀躍。

在近代日記大量整理見刊和影印出版的當下，如何在學術研究中合理利用這類數量劇增的史料，選擇哪些閱讀對象，自然成為一個重要問題。田正平教授給出了他的考量標準：“出于專業背景和閱讀興趣，我在選擇閱讀對象時，大致遵循這樣的思路：一是努力把近代以來的一個多世紀連貫起來，做到在時間上不斷線，特別是幾次大的教育變革，不能留下空檔；二是人物的涵蓋面盡量廣泛，力爭做到各個群體都有代表性人物，不留空白。”《日記里的教育世界》一書所關注的13位日記作者，既有晚清朝廷重臣曾 國藩（1811-1872）、皇帝近臣惲毓鼎（1862-1918）、地方學政嚴修（1860-1929），也有普通塾師管庭芬（1797-1880）、劉大鵬（1857-1942）、劉紹寬（1867-1942）和朱峙三（1886-1967），有新式大學中的管理 者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1890-1974）、西南聯大總務長鄭天挺（1899-1981）和清華大學中文系主任朱自清（1898-1948），有民間社會團體江蘇省教育會核心人物黃炎培（1878-1965），還有風云人物梁啟超（1873-1929）。

這十三位記主，社會地位懸殊，年齡、地域不同，即便同處于大致相同的環境之下，對同一歷史事件，日記中留下的個人感受也可能完全不同。但他們有一個共同特征，就是他們都親歷了近現代教育變革——科舉停廢、新學堂興辦、中西文化之爭以及知識分子的定位等，有著異中有同的感受。比如對停廢科舉的態度，科舉世家的惲毓鼎在日記中流露出來的感受和認知，與山西舉子劉大鵬在《退想齋日記》和湖北秀才朱峙三在其日記中的情緒就大不一樣，但觀念與行動之間的“錯位”卻異曲同工；比如教育子侄，曾國藩和梁啟超雖展示出不同的教育理念、途徑和視野，但傳統文化的影響卻同樣深鐫心底；同是觀察美國教育，臨時海外考察的黃炎培和留學七年的胡適，在日記中給出迥異的心得，但“救天下蒼生為己任”的傳統士人擔當卻一般無二。

利用日記這種承載個人情感的文本作研究，需要學者的學術研究與生命體驗的珠聯璧合。但在學術操作性越來越強、技術至上的當下，體念記主所說的那些事情，感悟他的內心活動、世態人情，追問那些壓在紙背的情懷，已越來越稀缺。《日記里的教育世界——晚清、民國士人日記閱讀札記》感動我的，不僅是學識，更感動于作者詮釋了壓在紙背的士人情懷。作者深情寫道：“閱讀的過程對我而言是與日記主人一起重新穿越歷史的過程，我常常沉浸其中不能自已，有時甚至有一種受到強烈震撼并提升境界、凈化靈魂的感受。”“這些年來除必需的教學和培養研究生工作之外，我確實一直沉浸在晚清、民國士人日記研讀的苦樂之中，真有一種欲罷不能的感覺。”閱讀日記的過程，仿佛就是跟隨記主將其生活體驗一遍。也正因為如此，記主一個個從歷史深處走來，成為活生生的人。比如作者通過日記，分析身處廟堂之上的惲毓鼎作為正途出身的科舉受惠者，在清廷宣布立停科舉當日，惲氏不敢流露對皇帝的不滿情緒，卻對力主此舉的張之洞、張百熙大加撻伐，“他日公道猶存，非追削官謚不可”；但道義上的抨擊并不等于將家族命運與之捆綁，這位憤懣溢于言表的皇帝近臣，卻在廢科舉的第二天迅速改弦更張，令長子“專一研究政法學，為他日致用之道”，此后又令多位子侄進入政法學堂讀書。普通士子劉大鵬面對科舉停廢，同樣表現出思想與行為的嚴重脫節。作者由此指出，從朝廷高官惲毓鼎到民間的劉大鵬，都在新舊兩種教育制度的雙重夾持下表現出進退失據的矛盾心理，是清末民初教育變革下的士人中一種十分常見的現象。

再如通過解讀浙江海寧的鄉村塾師管庭芬的日記，發現鼓浪而來的西方列強沒有給其生活帶來一星半點的近代信息，揭竿而起的農民起義只是進一步加強管氏對圣恩之下享受平靜生活的期盼和向往。面對19世紀中期中國社會的大變動，面對中國步入近代大門，管庭芬和他的朋友們依然在既有的軌道上踟躕前行，日常照樣結伴郊游、飲宴、對弈、吟詩聯句，傳統士人的生活方式沒有絲毫改變。“對絕大多數普通讀書人來講，對待這些變革的態度歸根到底是受個人利害得失制約的”，作者寫道。

通過對竺可楨、鄭天挺和朱自清三人日記的閱讀，作者為讀者呈現了知識分子特殊時期的家國情懷。執掌浙江大學的竺可楨在昏暗煤油燈下寫下的數百萬言日記，激蕩著他兼采中西、融匯古今的辦學理念，“只問是非，不計利害”的精神境界，克己奉公、以身許國的道德情操，一位有風骨的大學校長讓人印象深刻。鄭天挺作為西南聯大的總務長，他的日記則讓讀者清晰地看到一位有深厚學術造詣的學者，如何服從大局，為學校發展殫精竭慮、為瑣碎校務辛苦奔波的身影，通過日記解讀，一位臨事以忠、待人以誠、言行篤實、謹慎立身的傳統文化中的“君子”形象躍然紙上。朱自清對大學教職心懷敬畏，時時反省，刻苦勤奮，在貧困與疾病的考驗中彰顯了知識分子的氣節。

如何對待傳統文化，也是擺在近代士人面前的重大問題。中華民族千百年積累下的豐富教育文化遺產，向來為讀書人所服膺。在遭遇歐風美雨強烈沖擊下，那些傳統的士大夫以及有機會走出國門的游子們如何看待傳統文化和中國本土的教育經驗？作者給出了四個不同案例，兩兩一組，各有側重。第一組是曾國藩和梁啟超：一部150萬言的《曾國藩日記》中刻畫的讀書、修身和治家之道，是中國民族文化哺育下的簪纓家族教育子弟的精髓。而《梁啟超家書》展示了父親對兒女成長的殷切教誨，這些家書，一方面自覺承接了傳統的立志、求學、做人、治事的家教精神，充盈著中國傳統文化瑰寶；另一方面，又主動將西方現代文化中的先進觀念、思想融入其中，將“新民”理想和“少年強而中國強”夢想落入育子實踐中來。近代社會的劇烈變化，未能改變士人教子治家的文化傳統。第二組是胡適與黃炎培，胡適留美七年，個人興趣卻集中在中國古代哲學及宋明儒學論述，在他的日記中多次留下“讀《召南·邶風》”“讀《說文》”“讀《王臨川集》”，最終促使他將所學專業從農學改為哲學，青年胡適的自我期許發生了變化：“吾輩去國萬里，所志不在溫飽，而在淑世”，“舊學邃密”（蔡元培語）喚起了胡適“所要扮演的歷史角色的自覺”。黃炎培在1914-1916年期間，國內國外教育考察各進行了兩次，出版的四輯《黃炎培考察教育日記》核心思想便是“外國考察，讀方書也，內國考察，尋病源也”，立足國情，明辨擇善的態度，在經歷了一個多世紀的沉淀之后，讀來仍讓人感動。

按照作者設想，從2008年開始，每年讀一至兩部日記，期以十年能有小成，但落實到實際閱讀中卻甚為艱辛。“有些日記篇幅很大，像《竺可楨日記》有一千三百多萬字，一年時間根本無法讀完，我只好先閱讀他主持浙江大學校政期間十三年的部分；有些日記則是讀了幾遍后仍覺得抓不住要領，難以下筆，或者是寫出來之后，自己仍覺得意猶未盡。”“兩句三年得”“捻斷數莖須”，在當下“出快活”“跑馬圈地”的學術氛圍中，這種閱讀和產出方式透著強烈的“不合群”。

誠如作者所言，書中的一篇篇札記的背后，隱藏著巨大的閱讀量。私人日記作為最有人生感的第一手資料，記主逐日、逐月、逐年的具體瑣細記述，宏大的歷史被時光流年碎影化，轉化為他的言行、見聞、思想乃至情緒，被定格在紙面上。這些日記，動輒百萬字篇幅、百卷之巨，要在百萬字篇幅的日記中尋找出記主的教育情懷，使其能前呼后應，自成體系，除去高超的寫作技巧、條分縷析的考證功力，更需要大量的、沉得住氣的經年累月的閱讀和思考。可佩的是，作者以學識為基礎，以閱歷和才情為兩翼，配上適宜的寫作技巧，“跡淺而意深，言近而旨遠”，將這些定格的文字再次轉化為“活生生的個體”，施施然從歷史深處走向讀者。

通覽全書，或許會有某種“成功人士”的“躊躇滿志”“運籌帷幄”彌漫之感，恍如那種校友回憶錄，全是對昔日崢嶸歲月的慷慨激昂。這不是作者的問題，而是題材所決定的。書中所選的十三位記主，盡管境遇和立場不太一樣，但基本都是這個大變革時代的“弄潮兒”，在巨變之下或主動或被動，都能有較為從容的應對和轉身。那些“落魄江湖”的，或者不愿意或因為后人各種顧慮而日記未能行世的學人（比如紹興學人周福清臨終前一天還在記日記，留下紅條十行紙寫就的線裝、如桌子一般高、兩大疊日記，卻被1919年回鄉接母親入京奉養的長孫魯迅一把火付之一炬），或許有和書中所選記主不一樣的遭遇和看法。能流傳于世的，必定偏于“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惠風和暢”。說這些，也是提醒讀者朋友，歷史、私語和闡述之間是有張力的，日記的局限性和它的巨大價值同樣值得大家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