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大多數“七七”“七八”級同學一樣，我也是上大學后、已經二十幾歲才開始學英語的。不過，從上大學起一直到研究生，對英語興趣濃厚，相當多的時間花在學英語上。“一分耕耘一分收獲”早是不耐人聽的套話，但事情還真是這樣，雖然從零開始，但功夫花到了，英語水平自然突飛猛進，到研究生畢業時，已能大本大本讀書了。1985年來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工作后，所里英文中國近代史著作藏書之富令我吃驚。那時與現在不同，國家外匯緊張，即便是重點大學的圖書館，中國近代史專業的外文書也少得可憐，有限的外匯要用在理工和“涉外”專業上；就是北京大學的中國近代史老師，當時也常常要到我所來讀、借一些外文書。許多書，我都是久聞其名而未能“一睹芳容”，現在就在身旁，如同蜜蜂突然發現一大片一大片花叢，可以自由地飛來飛去，拼命吸吮花蜜。好一段時間，英文閱讀量甚至超過中文閱讀量。讀多了，不禁技癢，也嘗試翻譯。從20世紀80年代中到90年代初，一口氣竟翻譯出版了三部譯著，其中兩部列入“海外中國研究叢書”。

一直對思想史感興趣，一段時間對分析哲學、科學哲學尤其感興趣，甚至有些入迷。所以1987年，讀完郭穎頤教授的《中國現代思想中的唯科學主義（1900－1950）》就著手翻譯。那時真是年輕，沒有任何功利考慮，沒有聯系出版社，根本沒想過能不能出版，只是出于興趣自己悶頭翻譯。龐樸先生是中國思想史研究大家，我當時經常向他請教。80年代“文化熱”，近代中西文化碰撞、科學與中國傳統文化等等，都是熱點。有次向龐先生談到郭穎頤先生觀點，他極有興趣，聽說我已基本翻譯完畢，就對我說，哲學所博士劉東正在為江蘇人民出版社編一套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你可以和他聯系。經龐先生介紹，與劉東兄相識，一拍即合。他聽我說完，翻翻幾頁譯稿，相信我的選書和英文，立即決定出版此書，并且邀請我參加叢書工作，主要負責中國近代史部分。參與這套叢書的初創工作，至今深感榮幸。此書由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獲中國社會科學院首屆青年學術獎譯著三等獎。

首投即中，對年輕的我當然是極大鼓勵，于是一鼓作氣，與羅檢秋合譯了柯文先生1974年出版的成名作《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1994年出版。此書英文名“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現在說來令人難以置信，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學界知道這個“modernity”的人還寥寥無幾，我也是第一次碰到。查字典，是“現代性”，但并未解釋何為“現代性”。當時耳熟能詳的是“現代”“現代化”，何謂“現代性”？與“現代”“現代化”有何區別？不清楚。曾想將書名譯為“在傳統與現代之間”或“在傳統與現代化之間”，又總感可能不妥，為何作者不用“modern”或“modernization”，偏偏要用個大家都不知道的“modernity”？當非偶然，肯定有他的道理。于是廣查資料，向柯文先生請教，終于弄清了這個“modernity”。將譯稿交到出版社后，社方對書名也提出疑問，什么是“現代性”？建議改為“在傳統與現代之間”，一來大家都知道“現代”而不知道什么“現代性”；二來“傳統”與“現代”非常對仗，讀者印象深刻。但我知道“現代性”有自己的學術內涵，不能輕動，堅持譯為“現代性”。真沒想到，幾年后“現代性”就成學界最熱門的詞匯、術語之一，且往往與“反思現代性”“現代性質疑”“現代性批判”“現代性視域下的……”等等緊密相聯，有關論文論著數不勝數。對文、史、哲及社會科學領域來說，時下幾成“開談不說‘現代性’，讀盡詩書亦枉然”之勢，筆者也算是小有貢獻吧。翻譯完后，我寫了書評《超越“傳統”與“現代”》發表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3期。書評強調了這本書的一個中心觀點，近代改革的新思想總是產生在“沿海”，特別是“香港—上海文化走廊”，但是，這種“沿海”的新觀念能否成功，能否獲得“合法性”，則要經過“內地”的批準。沒有“內地”批準，“沿海”的創新就沒有合法性，就無法成功。

近代史所英文書多，青年研究人員我也熟悉，知道各位的專業水平與英文水平，于是由我選書又選人，陸續選、校了一批書翻譯出版。有崔志海、葛夫平夫婦合譯的張灝先生著《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1890－1907）》，史建云譯、馬若孟著《中國農民經濟：河北和山東的農民發展（1890－1949）》。建云后來又翻譯、出版了彭慕蘭的《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此時我已淡出叢書工作，這部大名鼎鼎之作非我選、校，頗為遺憾。特在此說明，以免掠美。

義和團曾經是近代史研究的熱點重點之一。讀完周錫瑞先生大作《義和團運動的起源》大受啟發，他完全是從社會、文化角度分析這一運動。此書35萬字，史料繁多，還原實非易事，于是請本所四位青年才俊翻譯。統校之后，我寫了書評《社會結構與民間文化》，發表在《讀書》1993年第5期。任何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的產生，都需要一定的客觀條件，都是在一定的社會結構內發生的，而包括自然環境在內的客觀條件，還限制著社會運動的發展形式。但是，社會結構本身并不能作為解釋重大社會歷史運動爆發的原因。因為社會結構是相對穩定的，而歷史事件的爆發和演變則是動態的。作為歷史學家，主要關心的是對歷史事件的“解釋”，所以必須在社會結構與歷史事件間“搭橋引線”。周氏頗有見地的將義和團發源地魯西北地區的民間文化作為當地社會結構與歷史事件間的橋梁和引線，即不僅要分析魯西北地區的社會結構， 當時的國際、國內和省內政治形勢， 還必須分析當地的“社會精神”。他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借助了近年來西方人類學關于通俗文化的研究成果，向時也參考了馬克思關于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主觀與客觀條件等學說。

統校完《義和團運動的起源》不久，就接到柯文先生來信，仍希望由我翻譯他的新作《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對拙譯大加贊賞。承他謬獎，自然十分高興，甚至有些得意。無奈此時本人雜務纏身，翻譯又費力費時，不擬再事翻譯。統校數人合譯之作，最能比較出譯者的中英文水平。在統校周錫瑞先生大作時，感到四位譯者中杜繼東更勝一籌，于是向柯文先生表示由他翻譯，我遂字遂句校訂，質量一定有保證。繼東剛剛譯完“周氏義和團”，這次譯“柯氏義和團”更是輕車熟路，我的校訂工作也十分輕松。歷史三調的“調”在英文原文中的單詞是“key”，作者本人對此的解釋是“本書書名使用的key一詞系從音樂領域借用而來，它的一個含義是指樂曲的音調，另一個含義是指能為某種東西提供導入的設備和手段。這兩種含意對我在本書采用的研究方法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事件、經歷和神話是人們了解歷史的意義、探尋并最終認識歷史真相的不同途徑。不過，它們也是人們根據不同的原則塑造歷史的不同途徑，反映出來的是完全不同的音調或‘調子’。”在某種意義上說，翻譯就是“損失”。英語的“key”除了音樂上的音調外，還含有“鑰匙”“關鍵”等義，以此為書名，自然又暗含、隱寓了理解、破解“歷史”和“神話”的鑰匙、關鍵之意，即柯氏所謂“某種東西提供導入的設備和手段”。中文未能找與“key”完全對等之詞，只能以“調”譯“key”，照顧音樂之“調”，卻喪失了內含鑰匙、關鍵的豐富性，無可奈何地舍去了作者認為“非常重要”的“提供導入的設備和手段”。譯事之不易，此可為小小一例罷。

杜贊奇教授的《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方法新穎，獨辟蹊徑，影響巨大，讀罷立即決定翻譯出版。杜著的基本材料，甚至可說全部史料都是40年代的“滿鐵調查”，而我所經濟研究室青年研究人員王福明也研究華北農村，對“滿鐵調查”稔熟，自然請他翻譯。但此書并非是一部經濟史著作，而是一部文化、政治、社會的綜合性著作。杜氏深受“文化理論”的影響，注重文化與權力之間的關系，認為象征符號、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本質上都是政治性的，使用了一系列文化理論新概念，“經濟”只是他借以論證文化權力關系的一個支點。對文化理論及其概念、術語，福明并不熟悉，由我譯定，并寫了書評《文化與權力——〈文化、權力與國家〉一書讀后》，發表于1993年第6期《近代史研究》。

書評中，我著重介紹了此書一個非常重要而當時人們知之甚少的“內卷化”概念，恕我在在此略詳摘引：“國家政權的‘內卷化’以華北農村為例來探討中國乃至整個第三世界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的現代化發展 ，無疑是本書的重心所在，作者的許多結論確有洞見，給人以極大的現實啟發。在這一分析過程中，作者借用吉爾茲的‘內卷化’概念 。按照吉爾茲的定義，‘內卷化’是指一種社會或文化模式在某一發展階段達到一種確定的形式后，便停滯不前或無法轉化為另一種高級模式的現象，如農業的簡單再生產等。杜氏對華北農村的經濟—政治的變遷作了深入研究后，認為從清末新政直到整個民國時期，中國的政權建設實際陷入‘內卷化’而難以突破。歷史表明政權的現代化發展必然導致國家權力的擴張，但在近代中國，政權的現代化發展卻使國家對鄉村社會的控制能力低于其對鄉村社會的榨取能力，即國家的財政收入與地方的失控同步增長。稅收雖有增加，政府效益卻遞減，只得依靠各種非正式機構征稅。這樣，國家財政的增幅趕不上非正式機構收入的增長，國家對這些機構不僅缺乏控制力，還要靠這些機構來推行自己的政策，也就無從制止這些機構的貪污中飽。更進一步說，國家政權內卷化是指國家機構不是靠提高舊有或新增機構的效益，而是靠復制或擴大舊有的國家及社會關系，如中國舊有的‘贏利型經紀’體制來擴大其行政職能。”三十年前，知道“內卷”一詞的寥寥無幾，現在已成最熱門的詞匯，其中也有鄙人與“海外中國研究叢書”的“偉大貢獻”吧。

《超越‘傳統’與‘現代’》《社會結構與民間文化》《文化與權力—〈文化、權力與國家〉一書讀后》三篇書評都在1993年發表，足見當時鄙人參與叢書工作的緊密。

由于熟悉本所情況，所以大都是請本所才俊翻譯，但也有例外。

讀完艾爾曼教授的《從理學到樸學》，決定翻譯，又請杜繼東翻譯。他說自己對這個主題不熟悉，但他的大學同學、現在故宮博物院工作的趙剛，對這個主題有研究，并且英文也很好。與趙聯系上后，一番交談，就確定由他翻譯。譯完此書后，又趁熱打鐵，請他翻譯了艾爾曼教授的《經學、政治和宗族：中華帝國晚期常州今文學派研究》。翻譯完這兩本書，趙剛就考上了艾爾曼教授的博士研究生，赴美留學，現在美國某大學任教。附提一下，《從理學到樸學》的英文書名是“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一開始，我按字面譯定為《從哲學到語言學》，交稿時總感非常別扭，想來想去，根據內容，定為《從理學到小學》。但“小學”又容易使人誤以為是現在教育體制大學、中學、小學的“小學”，而不是中國傳統學術中的“小學”。記得在電話中與劉東兄談此問題，他沉吟片刻說用“樸學”怎么樣？“樸學”，確實恰當。此可為嚴復先生“一名之立，旬月踟躕”的譯界名言作一小小注腳乎？

“非本所”的另一位譯者，是廣東學者李仲賢。《新政革命與日本：中國，1898-1912》譯稿是中山大學的袁老師推薦，校對后，認為原著與譯文俱佳，自然入選，并感謝袁老師推薦。不得不說的一個花絮是，拿到新書，無意中發現，封面的譯者是李仲賢，但版權頁上的譯者卻是鄙人，赫然印著“雷頤”二字！平素讀書，很少讀版權頁，這次卻鬼使神差地看了版權頁。馬上聯系出版社，請予更正。后來發現，一些圖書館目錄卡片中的譯者仍是鄙人。這次嚴重“掠美”，的的確確與我無關。郵票印錯，有“錯票”之說，市場價格甚高，1998年3月一版一印《新政革命與日本》封面譯者與版權面譯者不是同一人，應是“錯書”，也會有不低的“市價”吧。一哂。

大約在1988年底，讀完舒衡哲的《中國的啟蒙運動：知識分子與五四遺產》，認為很有價值，寫了書評，準備列入“叢書”。恰好1989年4月末，舒衡哲教授到北京大學做短期學術交流，讀到書評，約我到北大“北招”見面、餐敘。她告訴我，這本書已經有人翻譯完畢，馬上就要出版了。未能列入“叢書”，非常可惜。幾個月后，見到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五四與現代中國叢書”，《中國的啟蒙運動》為其中一本。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五四與現代中國叢書”一次推出的7種，全為譯作，與“海外中國研究叢書”幾乎同時，可惜以后“無疾而終”。因此，更感到江蘇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國研究叢書”能堅持三十多年至為不易。劉東兄三十余年如一日的堅守，確非常人能做到；三十余年，江蘇人民出版社的領導、編輯換了一茬又一茬，出版環境也幾經大變，但對這套叢書的支持也是三十多年如一日，顯示了出版人的見識與擔當。這一切，著實令人敬佩。曾經參與這套叢書的出版，也是我學術生涯中值得驕傲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