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瞳距》里，我所設置的兩組人物分別對應了當下中國社會兩個截然不同的圈層：一個是集合了“準院士”、海產(chǎn)大佬、知名主持等名流的所謂精英群體，另一個則是以尹芳和尹翔姐弟倆為代表的城市務工者。仿佛是在做一場化學實驗，我把他們裝進同一個試劑瓶，充分地進行混合、攪拌。正常情況，每一個人都會穩(wěn)定地待在自己的圈層和密度里，但是不排除在某些特殊條件下，他們之間將會發(fā)生奇妙的物理融合與化學反應。比如加熱，比如加入某種催化劑——因為兩只眼睛之間的距離出了問題而造就的一場吊詭婚姻。

人和人當然是不同的，毋庸諱言。先天原因也好后天原因也罷，個體原因也好環(huán)境原因也罷，共同作用造成了人和人之間的巨大差異。有的成為強者，有的淪為弱小；有的孔武顯赫，有的卑微喑啞；既有幸運兒，也有倒霉蛋；既有“牛魔王”，也有窩囊廢。從某種程度上說，正是人和人之間的差異，組成了我們這個世界物質層面以及靈魂層面的基本景觀和基本秩序。

人和人不同，但是說到底人和人其實又沒什么不同。不管是京城的“準院士”，還是縣城眼鏡店的配鏡女工，都有獨屬于自己的精神隱疾和心靈苦難。這隱疾和苦難，只屬于人類，且人人有份。在激烈的混合和攪拌下，在命運無常的劇烈反應中，人人都有可能被還原，所有的差異或許都將在一瞬間被抹平；并且我們發(fā)現(xiàn)，這差異和鴻溝，在那巨大的隱疾和苦難面前，是多么地不值一提。寫作的意義大概就在于此，那就是時刻提醒人們，記住這樣一個事實和真相的存在。

作家都是自己作品那艘大船上的船長兼救生員。他故意讓船出事、翻掉，然后去打撈溺水的人。船必須要翻，船上的每一條生命也都必須要去打撈。在等待救援的那一刻，人人都是可憐蟲。電影《泰坦尼克號》結尾處有一個畫面，令人印象深刻。二副查爾斯·萊特勒，那個唯一駕船回去救援的人，當初船出了事也是唯一一個堅持婦女和兒童先走的人，舉著手電筒，在冰冷徹骨的大西洋海面上，試圖去搜救和打撈曾屬于這船上的任何一條生命，而不管他（她）之前屬于幾等艙。

2012年寫《恐高》的時候，我其實就在做這樣的事了。“低處的人恐高，高處的人也恐高”，一個“恐”字，將一船人全部打入水中，將每個人都還原為可憐的倒霉蛋。就是在剛剛寫下這篇創(chuàng)作談的時候，我才發(fā)現(xiàn)，時間已經(jīng)過去十二年了。就這么點事，我還沒放下。（202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