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與張兆和

1923年，在舊軍隊中混跡數年的沈從文，受新思想的影響，去往北京求學。在這里的幾年里，他開始學習寫作，并先后發表了一批各種文體的作品，也結識了一批朋友，得到幾位長者的助益。雖然作品陸續產生了一些影響，可指望稿費吃飯還很成問題。為求發展，1927年他去往出版業較為發達的上海。在上海的幾年，他完成的作品漸趨成熟，但與胡也頻、丁玲試圖創辦自己的刊物還是不能成功，反而陷入債務泥潭。彷徨之間，覺得賣文沒有出路，又想進上海美術專科學校，跟劉海粟學習繪畫。早因編輯發表沈從文作品熟識，好助人的徐志摩聽到他的打算，不同意：還念什么書，去教書吧。此時，胡適正在上海中國公學擔任校長，聽到徐志摩的推薦，他便將只有小學學歷的沈從文，聘請到中國公學來擔任講師，主講大學一年級“新文學研究”和“小說習作”。時間在1929年6月。

在中國公學教書的情形，尤其一節課很久講不出口，待開講，又一口氣講完，時間不到只得脫逃的故事，讀者大都知道；另外是讀者也熟悉的沈從文喜歡上了自己后來的妻子，當時的學生張兆和，演繹了那段廣為流傳的追求故事。在這次影響較大的情感糾葛中，一校之長的胡適也曾出手助益。其中細節，這里我們通過沈從文及張兆和自己的文字及靠實資料，對胡適在中間發揮的作用，略微加以介紹。

沈從文進中國公學時，已經二十七八歲了。對異性，他的小說寫來似乎很懂（他當時的散文和寫的信件表現得很充分），可其中大都是想象。面對真實，他卻缺乏自信。這次在教學中，他喜歡上了俊朗俏麗的學生張兆和，竟不管不顧，對著張兆和大寫起情書來。雖然得不到回應，可沈從文的執拗氣上來，持續不斷，發信不止。他后來在一篇自己選集的序言里也記述：“這個人（指沈從文自己）已經來到大都市中，同你們做學生的——我敢說你們大多數是青年學生（指自己作品的讀者）——生活在一處。過了十來年日子，也各以因緣多少讀了一點你們所讀的書，某一時且居然到學校里去教書……機會湊巧等到對于一個女子發生愛情時，也還得昏腦昏頭的戀愛，拋下日常正當事務不作，無日無夜寫那種永遠寫不完同時也永遠寫不妥的信……”

此事在學校也傳開了，作為校長的胡適一定知道。可胡適能理解青年，也可以說理解愛情，當然不干涉，甚至還愿做成人之美的工作。

現在還留下的信函中，有胡適給沈從文的一封，是存在張兆和日記中保留下來的。當時沈從文“進攻”甚急，有人甚至傳說他因之到了幾乎自殺的地步。這樣一來，長期不回信、不搭理的張兆和也有些害怕。她便帶著沈從文給她的一大摞信函，去找到接受沈從文任職的胡適，“我本不該來麻煩胡先生，不過到了無法可辦時，而且沈（從文）先生也告訴了你，所以我敢于來請教先生。”這段張兆和對著胡適說的原話，借著當時的日記保存下來，神情畢肖，真實而信息完全。看來，沈從文不僅因為此事找過胡適尋求幫助，還把找過胡適的事告訴（也許是寫信時？）了張兆和。愛情使他希圖胡適這位新思想的先驅者助力。

好，既曰“請教”，胡適就把從沈從文那里得到的信息告訴了張兆和，并如一切樂意成全好事的人那樣，對張兆和不停夸贊沈從文“是天才”“中國小說家中最有希望的”……等胡適夸贊完了，張兆和表明了自己的態度。“他（胡適）才知道我并不愛他。這下子他不再嘮叨了……”說胡適“嘮叨”，可見他替沈從文說了不少好話。聽了張兆和的話，胡適退一步問：能否與沈從文做朋友？顯然，他希望他們能通過相處了解，逐漸發展關系，可張兆和以為，做朋友本來沒什么關系，可沈從文“非其他人可比，做朋友仍然會一直誤解下去的，誤解不打緊，糾紛卻不會完結了”。胡適不愿放棄，他“又為沈（從文）吹了一氣，說是社會上有了這樣的天才，人人應該幫助他，使他有發展的機會！”談話間，為了打動張兆和，胡適多次重復：“他（沈）崇拜密斯張倒是真崇拜到了極點。”張兆和不為所動，說這樣的人太多，如果一一去應付，簡直沒有讀書的機會了。

看了張兆和拿來的沈從文那多情的書信，胡適說，你寫信要他現在不要和你通信，或不要寫那樣感情的信。最好是自己寫封信給他，再把態度表明一下。由此可見，沈從文寫了大量的信，張兆和一封未復。

雖然沒有做通張兆和的工作，可胡適還是很高興青年來與自己探討這方面的問題。走的時候他對張兆和說：“你們把這些事找我，我很高興，我總以為這是神圣的事……”自由戀愛是新思想傳播以來對青年非常有益的成果，所以胡適總是樂于見到青年為此對他的信任。這次談話，因為張兆和的態度，使得胡適也看不出此事的前景。他隨即寫給沈從文一函，告訴他相關情況及自己的態度：“我的觀察是，這個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愛，你錯用情了。”他再次用了以前跟沈從文談話時的觀點：“愛情不過是人生的一件事（說愛是人生惟一的事，乃是妄人之言），我們要經得起成功，更要經得起失敗。”（這段話胡適不止給沈從文一人講過）他激勵沈從文：“你千萬要掙扎，不要讓一個小女子夸口說她曾碎了沈從文的心。”“我看你給她的信中有‘把我當成他們一群’的話。此話使我感慨。那天我勸她不妨和你通信，她說，‘若對個個人都這樣辦，我一天還有工夫讀書嗎？’我聽了憮然。”

胡適對張兆和的評價是：“此人太年輕，生活經驗太少，故把一切對她表示愛情的人都看做‘他們’一類，故能拒人自喜。”

張兆和找胡適的事，大約沈從文也知道了。他還是頑強地希望胡適替他給張兆和轉信，“給她的信，我不知她的地址，故仍還你。你若知道他的住址，請告我，我也許寫一封信給她。”在張兆和一方，也許聽了胡適的話，心理壓力大大減輕。以后沈從文來信，她只是閱賞，少了反感。證據之一是隨后在日記中，張兆和幾番大篇幅抄錄沈從文的來函。使得這批“情書”得到有限的珍存。（其他大量信函她一直保存著，抗戰時還專門送回家鄉。可惜盡毀于戰亂。）

后來，胡適不擔任中國公學校長了，沈從文也不愿再待下去，從學校辭職，經胡適介紹，沈從文先到武漢大學，再到青島大學任教。有一年學校寒假，沈從文到了北平，住進了胡適家中：“曾傾聽胡適長談共同的友人種種。”回到青島，他致函胡適：“適之先生：擾了太久，謝謝。車上一切還好。不過那一扇門，到后仍然把我手扎破了，也可說二等車還不是我相宜的地方。”這樣看來，胡適還親自送了沈從文上車，并看到車上門不大好的樣子。

1933年，沈從文與張兆和經過數年的愛情長跑，終于有了好的結果。沈從文親自去張家求婚，得到應允。隨后帶著張兆和，一起去了青島大學。想著“胡校長”在他們愛情中所做的工作，沈從文在給胡適的匯報信里也寫得有趣：“多久不給您寫信，好像有些不好意思似的，因為我已經訂了婚。人就是在中公讀書那個張家女孩子，近來也在這邊作點小事。”此時想起當年之事，沈、張還常常想起那位開明的“校長”：“兩人每次談到過去一些日子的事情時，總覺得應當感謝的是適之先生：‘若不是那么一個校長，怎么會請到一個那么蹩腳的先生？’”真貼切有趣，連兩個人的私房話都透給胡適了。

再往后，1934年11月，沈從文得子。他高興地趕緊在信中給胡適報告：“兆和已于廿日上午四時零五分得了一個男孩子，住婦嬰醫院中，母子均平安無恙，足釋系念。”張兆和是新式女子，曾經的運動員，所以產子后很快活動起來：“小母親一切滿不在乎，當天尚能各處走動。到了醫院方知道女學生作運動員的好處，平時能跳跳蹦蹦，到生產時可太輕便了。”沈從文高興地嘮嘮叨叨起來：“家中一個老用人，兆和小時即為她照料長大，現在聽說兆和又得生小孩了，因此特從合肥趕來，預備又來照料‘小姐’的‘少爺’。見小孩子落了地，一切平安，特別高興，悄悄要大司務買了朱紅，且說‘得送紅蛋！’為了讓這個老保姆快樂一點，所以當真就買了些蛋送人。”

沈從文與張兆和的姻緣，得以修成正果，胡適在此事間做了居中調解的工作，雖然他的“助力”與一般說法中的“極力撮合”還是有所不同（甚至差點起到反作用），但結局終究是好的。沈從文張兆和得以順應時代風潮，成了新思想的早期受惠者。從社會角度看，這或許是沈、張愛戀故事深一層的時代意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