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是中國文化史上重要的文學家和思想家，為人多才多藝，富有生活情趣，既好美食，又善調制，所謂“東坡肉”，最早便出自其手。同時，對山水情有獨鐘，即使流放于外，也不忘游歷各處。在山東日照的五蓮山，我曾有幸循其足跡：據歷史記載，他認為五蓮山在某方面類似雁蕩山，按我的實地考察，此言確實不虛。蘇東坡一生雖常處逆境，但依然樂觀向上，不僅自己追求人生的理想，而且為官一方時，總是努力造福世人，杭州的蘇堤、惠州的西湖，均留下了他在這方面的“政績”。

在文學上，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有很重要的建樹；在學術上則是蜀學的創始人之一，其思想史地位毋庸置疑。從思想取向看，蘇東坡一方面認同儒學，另一方面又在不同層面吸取佛、道兩家的思想，表現出一種溝通佛、儒、道三家的趨向。他曾指出：“六祖所云不思善，不思惡，即喜怒哀樂之未發也。”（朱熹：《蘇黃門老子解》，見蘇軾：《道德真經注》附錄一，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101頁）六祖即慧能，“喜怒哀樂之未發”是《中庸》中的觀點，這里表現出引佛釋儒的旨趣。同時，他又肯定了道家以虛無為存在之源的觀點：“至虛極于無，至實極于有。無為大始，有為成物。”（蘇軾：《東坡易傳》卷七，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290頁）“古者，物之所從生也。有者物之今，則無者物之古也。”（蘇軾：《道德真經注》，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15頁）可以看到，儒、釋、道各家在他那里都占有重要的位置。

當然，作為一個重要的思想史人物，蘇東坡的貢獻首先體現于文學和學術上。在美學和藝術方面，蘇東坡既是一位才華橫溢的文學家，也是一位有個性的理論家，他一方面從事文學創作，有不少傳世之作，另一方面又對文學現象做出了反思。在文學和藝術的反思過程中，蘇東坡提出了不少重要觀點。以“常形”與“常理”之間關系而言，在評論繪畫的時候，他對二者做了區分，指出：“余嘗論畫，以為人禽宮室器用皆有常形，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煙云，雖無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當，雖曉畫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取名者，必托于無常形者也。雖然，常形之失，止于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當，則舉廢之矣。以其形之無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謹也。世之工人，或能曲盡其形，而至于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辦。”（蘇軾：《凈因院畫記》，《蘇東坡全集》第6冊，中華書局，2021年，2876頁）“常形”即通常被觀察到的外在形態，引文中提到的人禽、宮室、器用，都有其常形。但同時，相關對象又有“常理”，它體現了事物更內在和本質的規定。如果僅僅注重常形而忽視常理，對相關對象本身就難以真正把握。“常形”是形之于外的現象，“常理”則具有內在性。對蘇東坡而言，對作品應該注重它的內在精神，后者構成了主導的方面。如所周知，在談到藝術鑒賞能力時，他曾指出：“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蘇軾：《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二首·其一》，《蘇東坡全集》第1冊，489頁）鑒賞藝術作品，如果僅僅用外在形態去評論，看它像不像，那么，這種見解與兒童就沒什么差別了。這里從另一角度指出了神似的重要，神似與他所說的“常理”相關，它超越于形似，注重“神似”，可以視為“常理”具有更重要意義這一看法的具體化。

在評論畫家的藝術成就時，蘇東坡也以“常理”為主要出發點。對當時畫家文與可的評論便體現了這一點：“與可之于竹石枯木，真可謂得其理者矣。”（蘇軾：《凈因院畫記》，《蘇東坡全集》第6冊，2876頁）竹石、枯木是所繪的對象，所謂“得其理”，也就是肯定在創作過程中，非拘泥于外在之形，而是深入到事物的內在之理。同時，在蘇東坡看來，在藝術上，只有把握了理，才能理解事物所以然之故，并進一步達到內外的合一：“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蘇軾：《文與可畫筼筜谷偃竹記》，《蘇東坡全集》第6冊，2875頁）這里，內外合一、心手相應被看作是一種重要的藝術之境，如果未能達到這一境界，便表明對已有藝術成果理解不夠（不學之過也）。所謂心手相應，也就是創作過程和與內在意念完全合拍，從現在哲學意義上說，這就是真正“知道如何”：自賴爾以來，現代哲學每每區分Knowing how和Knowing that，心手相應意味著對前者（如何做）有了具體把握。在蘇東坡看來，只有達到了心手合一之境，才能說一個人在藝術上已經達到了較為深厚的程度。如所周知，莊子也有類似看法，他曾以斫輪為例，對此作了更具體的論述：“斫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應于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于其間。”（《莊子·天道》）“得手應心”，也肯定了手與心之間的默契。在這一方面，蘇東坡與莊子的觀點具有一致之處。

在藝術和美學方面，蘇東坡的另一重要見解，涉及創作過程中自由想象與規范制約的關系問題。他曾提出：“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蘇軾：《書吳道子畫后》，《蘇東坡全集》第5冊，2498頁）這里“法度”與規范相通，“出于法度”表明創作過程需要合乎一定規范，無論繪畫，還是書法，都是如此。“妙理”“新意”則包含內在的創造性，它們不一定拘守于某種外在的規范。在文學創作過程中，一方面需要合乎法度和規范，另一方面要允許自由的思考、自由創造、自由想象。從哲學史上看，黑格爾曾對規則的專橫性提出了批評，所謂規則專橫也就是僅僅強調外在規范，完全忽略內在的創造性。同樣，康德對美學有深入研究，其特點在于把自由想象放到重要的位置，蘇東坡將創作過程的自由想象和規范加以溝通，與黑格爾、康德無疑有相通之處，這一路向也有合理之處。

在認識論上，蘇東坡提出了一些很重要、但人們可能不太注意的觀點。他認為，對外部世界的把握要從耳目之官入手：“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蘇軾：《石鐘山記》，《蘇東坡全集》第6冊，2879頁）其中包含如下之意：如果不通過耳目這樣的感官去把握對象，還有其他方式嗎？也就是說，僅僅憑主觀的臆斷，無法把握真相。這一看法將客觀性提到重要位置，肯定只有借助于感官直接觀察對象，才能得其真。然而，蘇東坡同時也注意到，對象的意義因人而異。在著名的《赤壁賦》中，蘇東坡寫道：“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茍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其中“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把人的感官以及人的意念作用提到很重要的位置，后來金岳霖在其《知識論》中專門引用了蘇東坡這兩句話，表明意義的生成過程和人的作用難以分離。對象本身沒什么意義，意義乃是因人而有，以感性之知（聲、色等）而言，對象本身可能只是物理層面的光波和聲波，它們呈現為具有認識意義的“色”“聲”，離不開感官與人的意識：“耳得之”“目遇之”，即表現為后一過程。在這里，對象的呈現與人的作用表現為統一的過程。

在當代哲學中，現象學也講意義的生成，但是它在某種意義上忽略了對象本身的呈現這一方面。蘇東坡把耳目感官對真相的把握放在首要位置，這同時也意味著肯定事物的呈現在意義生成中的作用，從而不同于現象學。但另一方面，他又注意到，意義并非僅僅借助于事物呈現，而是需要人的意向賦予，后者同樣不可忽略。這一看法有見于對象的呈現和人的意義的賦予需要相互結合，從哲學層面看，對意義世界的如上理解，包含深沉的洞見。

以上論述著重于藝術創作與對象的把握，認識世界與認識人自身無法相分，后者涉及對人生的理解。在這一方面，蘇東坡的主要取向是不執著于物質境遇的好壞，始終保持樂觀向上的精神，所謂“無所往而不樂者”（蘇軾：《超然臺記》，《蘇東坡全集》第6冊，2864頁）。他一生流放了好多次，最遠被貶到海南島，但這些逆境并未使他喪失樂觀情緒。他曾說：“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雖微物足以為樂，雖尤物不足以為病。留意于物，雖微物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蘇軾：《寶繪堂記》，《蘇東坡全集》第6冊，2867頁）“留意于物”，表明對境遇的好壞仍念念不忘。從儒學的發展看，孔顏之樂一直被視為人生理想，其內在特點在于不以具體境遇為衡量生活好壞的標志，蘇東坡顯然承繼了孔顏之樂的這一傳統。盡管遭受到多次打擊，但是他依然沒有忘懷那種樂觀向上的積極的人生取向。對他而言，人生不可執著：“吾生如寄耳，何者為吾廬。去此復何之，少安與汝居。”（蘇軾：《和陶〈擬古〉九首·其三》，《蘇東坡全集》第2冊，750-751頁）以人生為寄寓之地，看上去似乎有點消極意味，但蘇東坡所強調的則是人應當始終追求崇高的趣味。

蘇軾曾向好友王鞏之妾柔奴了解關于嶺南的風物，柔奴的回答很簡單：“此心安處，便是吾鄉。”這句話對蘇東坡有很大的影響，他后來作詩贊賞：“平生學道真實意，豈與窮達俱存亡？天其以我為箕子，要使此意留要荒。他年誰作輿地志，海南萬里真吾鄉。”“萬里歸來顏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蘇軾：《定風波·南海歸贈王定國侍人寓娘》，《蘇東坡全集》第2冊，950頁）這里借用了柔奴的表述，吾心安處即吾鄉，現在已經成了千古名言。在敦煌堅守了幾十年的樊錦詩同志，其訪談錄即以“此心安處即是家”為題。從其源頭來說，在蘇東坡之前，白居易也說過類似的話，他寫過一首名為《吾土》的詩，其中第一句就是“身心安處為吾土，豈限長安與洛陽”。在中國歷史上，特別是文人和士大夫群體中，這一觀念形成了悠久的傳統。“吾土”“吾鄉”“吾家”，具有溫馨、親切、宜人的特點，“吾心安處即是鄉”或“吾心安處即吾家”既以溫馨、親切、宜人為人所向往的去處，又對外在的境遇和內在精神做了區分：外在境遇是無法控制的，流放不流放、到底是否前往邊遠地區去，個體常常無法自主，但是其內在精神卻是可以由自我決定的。外在境遇的好壞不應影響內在取向：內在精神的安頓，可以使人走向溫馨、親切、宜人之境，這也是“吾心安處即吾鄉”的實際所指。直到今天，這句話仍具有勉勵自我的重要意義。可以看到，在中國思想史上和價值觀取向的形成方面，蘇東坡確實有著重要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