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伴隨特定生活風尚的流轉(zhuǎn)星移，也能一瞥時尚驚鴻。

家喻戶曉的《木蘭辭》描寫花木蘭代父從軍后建功返家、恢復女兒身時，有一名句：“當窗理云鬢，對鏡帖花黃。”這里的“花黃”，指的是一種貼在眉間、兩頰或鬢發(fā)上的黃色小花片，也叫“花鈿”或“花面”。根據(jù)顏色的不同，還會被稱之為“朱鈿”“翠鈿”“金鈿”等。

貼“花鈿”，據(jù)說是自南北朝興起一直延至宋代的化妝術(shù)，在無數(shù)詩詞歌賦和繪畫中閃耀異彩。溫庭筠筆下的美人就有著“眉間翠鈿深”“翠鈿金壓臉”的妝容；花蕊夫人的筆下則描繪了“翠鈿貼靨輕如笑”的美好。

劉禹錫的《踏歌行》更是以“游童陌上拾花鈿”，來描寫一群江南民間女子到郊外踏歌后翩然離去的景象。那如蟬蛻一樣落下的滿地花鈿，暗示了在大自然中縱情歌唱的生機和灑脫。

除了斜插“鬧蛾”，婦女們還會簪戴一種用捻金線制成的“雪柳”。有辛棄疾的詩為證，“蛾兒雪柳黃金縷，笑語盈盈暗香去”；李清照也有詞云：“鋪翠冠兒，撚金雪柳，簇帶爭濟楚。”

《太平廣記》《玄怪錄》和《武林舊事》等敘事作品記述了唐宋年間長安、臨安等城市商業(yè)的繁榮、店鋪的熱鬧以及時尚業(yè)的發(fā)達。《西廂記》中的張生趕考滯留長安時，千里迢迢托人送給心上人鶯鶯的禮物就是一盒“花勝”（“花鈿”的雅稱）。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時尚產(chǎn)生的土壤變得日益復雜。但令人欣慰的是，真正成功的終不是由模仿得來。特別是，去裝飾、慕簡樸、顯健康逐漸成為女性美的新風向。之后，“文明新裝”完成本土化的關(guān)鍵一步，推出了清新靚麗的“女學生裝”：

首先，依據(jù)簡樸原則，顏色上選擇素衣玄裙；其次，在裁剪上，吸收中國傳統(tǒng)女裝“上衣下裳”的禮制，再“參以西洋女服之樣式”，將窄長上衫簡化為及臀的短襖；再次，創(chuàng)造性地運用中國傳統(tǒng)服裝中的“倒大袖”工藝，使得露腕七分袖形似倒開的喇叭花，襯托出青春活潑、自然清新的現(xiàn)代美。

當時，上海著名的月份牌畫家鄭曼陀敏銳地嗅到了商機，果斷放棄一度流行的古裝仕女，選擇時裝美女和女學生作為月份牌的模特，使其作品更加符合近代商業(yè)廣告的需求，獲得廣泛的市場認可。

稍后，電影這一新興傳媒也闊步走進“制造時尚”的行列。上世紀20年代，電影女明星楊乃梅專門拍攝身著“文明新裝”的時裝照，留下了短襖長裙加一頭短發(fā)的新女性形象。

經(jīng)由廣告形象、月份牌美女和電影明星等傳播渠道、載體，“文明新裝”迅速滲透至廣袤城鄉(xiāng)，定格成為一個時代的符號記憶。

（作者為上海財經(jīng)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