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的話：《魯迅全集》不是一部普通的書。它是一部傳播中國現代新文化的書，也是進入世界文學經典寶庫的一部書。這是一部社會科學和文藝創作性質的讀物，但在自然科學的研究論文中引用率也極高。

如果說，2005年版的《魯迅全集》有什么優點，那是因為此前的1938年版、1958年版、1981年版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前輩們為此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智慧，每一版都是中國出版史上的輝煌一頁。

1938年版：奠基之作，七次出版，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世界文化史和中國文化史上都有些書被稱為“奇書”：有的是因為至今無人能懂，有的是因為內容深邃，有的是因為技巧卓越。我認為《魯迅全集》也堪稱一部奇書：不僅因為其思想藝術造詣，也因為參與編注的人數眾多，注釋的難度極大，收羅的作品最全，修訂的時間幾乎長達一個世紀。

魯迅生前，即手書了“三十年集編目”兩種。這“三十年”，是指1907年至1936年。這份書目，是許廣平等編輯1938年版《魯迅全集》的基礎。從那時至今，已有87年。而再次修訂《魯迅全集》的計劃已在醞釀，準備2026年在魯迅逝世90周年之際公開發行。一部在近一個世紀中不斷完善的作家全集，在世界出版史上恐怕絕無僅有。

《魯迅三十年集》的出版設想在魯迅生前并未完成，直到1938年夏秋之季，20巨冊600多萬字的《魯迅全集》才在淪陷后的上海出版。這項浩大艱巨的文化工程得到了上海地下黨的大力支持。編書計劃主要由許廣平、鄭振鐸、王任叔擔任，參與人員見該書附錄的《編校后記》。這是《魯迅全集》的奠基之作，把魯迅著譯進行了第一次整理。缺陷是：一、內容不全。魯迅書信來不及廣泛征集，已有的魯迅日記未能編入，集外文佚失的較多；二、翻譯文字幾乎占到了全集篇幅的一半，這既增加了出版成本，提高了書籍售價，而且譯文跟創作畢竟不能混為一談。從1939年至1973年，這套全集曾七次出版，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1958年版：首次為魯迅作品添加了帶權威性的注釋

由于1938年版《魯迅全集》存在上述不足，馮雪峰擬定了一個《關于魯迅著作的編校注釋和出版》計劃，刊登于1951年10月20日《人民日報》。他準備1952年完成全部編校注釋工作。但這個版本的《魯迅全集》（10卷本）直到1956年至1958年10月才由人民出版社分卷出齊，同時于1958年12月出齊了《魯迅譯文集》（10卷本）。

馮雪峰的設想之所以沒有在原訂的時間完成，是因為他對于這一工作的難度估計不足，人手又過于單薄。負責這一工作的魯迅著作編刊社（后成為人民文學出版社下屬的魯迅著作編輯室）只有七人。馮雪峰由于出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又有其他兼職，無力參與大量的實際工作。負責行政事務并參與編輯工作的是中國第一部《魯迅傳》的作者王士菁。其他三位專家是《魯迅事跡考》的作者林辰、魯迅《集外集》的編者楊霽云、著名翻譯家孫用。還有殷維漢和楊立平兩位行政人員。1958年版《魯迅全集》就是這個編制極小的魯編室完成的，這本身就是出版史上的一大奇跡。

1958年版《魯迅全集》的最大貢獻，是首次為魯迅作品添加了帶權威性的注釋。但由于當時政治因素的影響，已經收集到的魯迅書信1165封只收入了334封。在《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一文中，又加上了一條顛倒歷史是非的注釋。因此，在1966年之后自然不再繼續印行。

1981年版：“紅皮本”是這一版的雛形

1971年，經毛澤東批示同意，全國出版工作會議于當年7至8月召開。會議結束之后，人民文學出版社立即著手編選一部《魯迅雜文書信集》，并準備陸續出版《魯迅創作選》，重印魯迅著作單行本，并重新編注《魯迅全集》。但工作過程中阻力重重。1975年10月28日，魯迅之子周海嬰就魯迅研究和魯迅著作出版問題上書毛澤東，毛澤東于當年11月1日批示“贊成”，編注一部新版《魯迅全集》（即81年版）才提到了議事日程。這部全集的征求意見本被稱為“紅皮書”。

“紅皮本”是1981年版《魯迅全集》的雛形。因為封面均為紅色，故簡稱為“紅皮本”。選擇紅色為底色，是打上了那個年代的印記。“文革”時期教學科研都要跟工農兵相結合，叫“摻砂子”，編著《魯迅全集》亦然。雖然實際執筆者主要是一些高等院校中文系的教師，還有不少部隊、工廠和農村的工農兵理論組成員。至于成員的具體人數，只能用浩浩蕩蕩來形容，沒有任何人能統計得一清二楚。這在世界出版史上，也是一個空前絕后的壯舉。

“紅皮本”魯迅著作單行本有一個特點，就是各篇首頁之下有題解，篇尾有注釋。所謂“題解”就是說明各篇發表的時代背景、主題思想，慣常寫法就是在什么情況之下通過什么表現了什么。贊成這種做法的代表人物是李何林。他認為“題解”能產生普及魯迅作品的社會效益，魯迅研究者有義務幫助一般讀者讀懂魯迅。但撰寫“題解”后來碰到了瓶頸，比如討論《二心集·唐朝的釘梢》一文時，有人認為是在借唐代張泌《浣溪沙》詞諷刺十里洋場上海的社會惡習，有人認為是在影射國民黨特務秘密跟蹤革命者，還有人認為是在諷刺“新月派”文人追隨國民黨政權，各方相持不一，無人拍板。這時胡喬木表示，每篇都做題解會將魯迅作品的豐富內涵簡單化、模式化，不利于讀者進行開放式的閱讀。大多人接受了胡喬木的意見。

參加“紅皮本”編注工作的人員雖然數不勝數，但1981年版《魯迅全集》的定稿工作依靠的還是少數人。主力是以王仰晨為主任、李文兵為副主任的魯迅著作編輯室成員，還有從各地借調的學者、教授，如朱正、包子衍、應錦襄、陳瓊芝、蔣錫金等。何啟治寫過一篇《播魯迅精神之火——記新版〈魯迅全集〉的誕生》。這里所說的新版即1981年版。

1981年版《魯迅全集》計16分冊（不包括譯文），跟1958年版相比，增收了佚文55篇，共收魯迅書信1456件（包括致國外人士的信及殘缺件），還增補了序跋，達到了“收集比較完備，校勘比較精確，注釋比較詳盡”的學術要求——其中注釋由5800余條、約54萬字增至 23400條、共187萬字。據《全集》領導小組成員秦牧說，該版首印數是36000套，而每一種單行大抵是20000冊。后來《魯迅全集》多次重印，據說共印了16萬套。

2005年版：注釋比較客觀公正，顯得更加學術化

用三個“比較”概括1981年版《魯迅全集》的特色，既肯定了成就，又承認還有提升質量的空間。1995年9月8日和2001年6月12日，我在魯迅著作出版座談會上兩次坦陳了1981年版《魯迅全集》需要再次修訂的理由，其中特別強調了修訂注釋的必要性：

“注釋的目的主要是讓讀者了解魯迅著作的本義，并不需要離開文本發表注釋者本人的價值判斷——那是研究者的任務。研究者在自己的論著中，盡可以對魯迅著作各抒己見，而不必強求一律。如果我們片面強調給《魯迅全集》中涉及的人物作蓋棺定論，就很難保證注文的全面、準確、客觀、公正。”

“我想，前些年，《魯迅全集》的注釋問題之所以成為一個十分敏感的政治問題，成了一個不僅涉及中國文學史，而且涉及中國思想史和中國革命史，涉及80年黨史，以致關系到文藝界團結、政治思想戰線穩定的這樣一個重大而令人望而卻步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們對《魯迅全集》的注釋提出了過多過苛的要求。”

“我想提出一個建議，就是要給《魯迅全集》的注釋‘減負’，要明確我們注釋的目的主要是掃除閱讀魯迅文本的知識障礙，而不是要對魯迅著作中涉及的數百起歷史事件、4100多位歷史人物一一做出全面評價。那不僅不是注《魯迅全集》應當承擔的任務，也是我們力所不及的任務。”

我之所以提出以上建議，主要是借鑒了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在重版《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時的做法，得到了與會者的贊同。所以，2005年版《魯迅全集》有關注釋跟1981年版比較起來，比較客觀公正，顯得更加學術化，更具工具性。這個版本增補了魯迅24篇佚文、18封佚信、1500多條注釋，校訂了1000多處訛誤。

文字校勘方面的問題最復雜

當然，人無完人，書無完書。2005年版《魯迅全集》還有加工修訂的必要，我認為主要應該在注釋和校勘上再下工夫。就內容而言，可以增補的應該不多。2022年年底推出的《魯迅手稿全集》有一個“雜編”部分，篇幅很大，影印了魯迅的聽課筆記、課堂講義、信封請柬之類，凡魯迅手跡幾乎收羅殆盡，但有些并不能獨立成文，所以大多不必收進全集。

注釋是《魯迅全集》的華彩部分。現在各種魯迅選本出版不計其數，因為魯迅作品已進入公版領域，但一般選本都沒有注釋。《魯迅全集》的注釋還是要依仗跨界專家，包括現代文學、古典文學、文字學、外國文學的專家以及雜家再作加工。

文字校勘方面的問題最復雜。我認為，校勘的任務是恢復文本的歷史原生態。如果用當今的出版規范去改動歷史經典，那就會破壞了經典。朱正先生說，“孫用《〈魯迅全集〉校讀記》的校勘成果也沒有全部采用。”孫先生這本書是我的案頭書，經常用，但記得他是用初刊本跟集印本進行對校。這工作非常細致。問題是初印刊本不一定是善本，孫先生個人又無力找全魯迅作品的所有版本，魯迅作品再版時作者本人也有改動，如《〈吶喊〉正誤》。魯迅作品版本繁多，很難一一確定善本，匯校又幾無可能。我憑一己之力校讀過幾遍，發現不同異文之間，優劣之分明顯的比較少，大多是處于兩可之間。如果擇善而從，不同校勘者必然會見仁見智。

《全集》不是譯文集，但其中也有譯文，這主要是答增田涉問信件集錄。這部分約有十萬字，先后經過林霖等多人譯為中文。但日本學者如藤井省三等認為，這部分譯文錯誤很多，需要重譯。題目和處理方式也需要斟酌，我支持這個意見。

從2005年到現在有19年了，又發現2005年版的文本和注釋中仍有少量訛誤，也發現了約十來件佚文書信。2005年版日文書信的譯文，我請日本學者藤井省三看過，他說錯誤不少。這是從譯者吳元坎開始一直留下來的。本著有錯即改、精益求精的態度，進一步修訂《魯迅全集》是必要的。如果能搞出一個更加完善的2026年版，那將是對魯迅逝世90周年的一個獻禮，也是再創出版史上的又一輝煌。

進一步修訂《魯迅全集》是必要的

修訂2005年版《魯迅全集》應秉持什么原則呢？我想提出“精準修訂”四個字。說得更直白一點，就是不宜作顛覆性的變動。以當下的人力、物力，大施刀斧是做不到的，也沒有必要。作家個人著作的匯集其實有不同的編法，各有特點。以作品創作和發表的時間為序編排叫編年體；也可以按體裁編排，如小說集、詩歌集、雜文集等；還可以按內容編排，叫類編。《魯迅全集》從一開始就是基本上按魯迅生前自編文集分卷。比如1938年版第一卷收錄順序是《墳》《吶喊》《野草》，1958年版第一卷順序是《吶喊》《墳》《熱風》，1981年版和2005年版的順序是《墳》《熱風》《吶喊》，其實《墳》所收文章的時間跨度有19年。而《魯迅三十年集》打頭的則是《會稽郡故書雜集》。這樣編排，也打亂了自編文集出版時間的順序。

鑒于這種歷史狀況，我建議這次修訂仍以魯迅自編文集的出版時間為序編排，再補充集外佚文、書信、日記等。如果按當下的文體概念調整，勢必會造成新的混亂。魯迅的作品出現在中國現代文學創作的探索期，帶有鮮明的實驗性，更何況魯迅所說的廣義雜文本身就是各類文體的雜集，并不是狹義的時評短論。文藝理論應該說明復雜的創作現象，而不能讓前人的創作實際削足適履地去套入后人的理論框架。總而言之，我要表達的意思是：這次修訂不要大動，只宜微調。

我所說的微調，自然包括增補內容、修訂注釋和校勘文字三個方面。吸取過去的教訓，增補佚文要特別慎重。1946年10月，上海出版公司出版了《魯迅全集補遺》，這種輯佚工作當然價值可貴。但書中收錄了《百草書屋札記》和《藝文雜話》，這兩篇文章是許廣平提供的，而將這兩文寄給許廣平的那位“熱心讀者”正是文痞史天行（即史濟行）。這本書印刷八次，共12500冊，產生了不良影響。1952年3月出版的《魯迅全集補遺續編》，共收佚文104篇，馮雪峰同年3月12日致王士菁的信中寫道：“《補遺續編》粗粗翻了一遍，錯誤和不妥的地方，的確太多了。我同意你們所指出的三個方面，但錯誤則自然還有很多未指出的。”可見雪峰對收錄佚文的標準很嚴。

《魯迅全集》傳承了無私奉獻的精神

最后想說的是：現在思想領域在弘揚種種精神，我認為《魯迅全集》實際上傳承了一種精神，這就是在文化建設領域的無私奉獻精神。一般讀者在閱讀《魯迅全集》時，誰能知道哪卷哪篇是哪位學者編注的呢？《魯迅全集》的編著者實際上又得到了多少報酬呢？行文至此，我不禁想起了馮雪峰、孫用、林辰、楊霽云、王士菁、王仰晨這些前輩，想起了陳瓊芝、包子衍、馬蹄疾、顏雄、應錦襄、蔣錫金、陳早春這些老師和朋友。

2005年版《魯迅全集》最終定稿時，正趕上了2002年11月至2004年6月發生的非典大流行。那時，郭娟、王海波、王麗梅等編輯都是小朋友，但也有了孩子，估計需要接送。我們每天喝一瓶同仁堂防非典的藥水，始終堅持工作。街上救護車經過時撕心裂肺地尖叫著。我那時心想，郭娟她們不會惦記家人和孩子嗎？

我又想起了臨終前的林辰先生。他低聲對我說：“漱渝，我寂寞！”我還想起了王仰晨，他長期在膝上蓋一條毛毯，伏案工作，密密麻麻地校改《全集》的稿件。

我還想起了為注釋魯迅日記不斷抽煙長期熬夜的朋友包子衍。他得了骨癌，骨瘦如柴，站立時腿骨就會咔咔咔地折斷。

我還想起了馬蹄疾，他參與注釋了全集，又參與編撰了《魯迅大辭典》。當時他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工作條件，大家心里都明白。他快斷氣時還不到60歲，為了拖到滿60歲的那個時辰，他硬撐著，讓家人反復播放那首流行歌曲《昨夜星辰》。

魯迅在《憶韋素園君》一文中說：“是的，但素園卻并非天才，也非豪杰，當然更不是高樓的尖頂，或名園的美花，然而他是樓下的一塊石材，園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國第一要他多。”有這種無私奉獻精神的人，都是“中國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