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愛周濤。

濤兄于我如高山流水，是一種此生難再的知遇，一種想起來眼眶會濕的溫暖，一種你說吧他懂得的共振。如是，他的離去對我的殺傷力，讓我找不到“痛不欲生”外的詞語來形容。

“我要去新疆。”我對妻說。她看看我，沒說話，低頭用手機為我訂好了飛烏魯木齊的機票。她見過周濤，還親手為濤兄烹煮過讓他二十年念念不忘的西班牙海鮮飯。她知道周濤對我意味著什么。

11月4日那天陽光明媚，但對我來說，一切都是黑色的。我的整個靈魂已被掏空，直到7日下午坐上西去的飛機，潮水才開始回流，一點點填滿我空白的記憶。

濤兄像海一樣朝我涌來。

望著舷窗外大片的白云，我思緒翻滾。這個座位，可是濤兄坐過的？這個舷窗，可還留著濤兄向外眺望時的呵氣？還有這天空，這無數次伴飛過濤兄的萬里晴空……我感覺正與濤兄同行。

第一次見濤兄是四十一年前，在全軍詩歌座談會上。那是劫后余生者們的第一次聚會。來自西北邊陲的周濤一亮相，就贏得了眾星拱月效應：哪個房間人最多、笑聲最響，不用猜，一定有周濤在。其時的周濤，剛穿上軍裝不久，軍帽微斜，領鉤敞開，面孔俊朗，身材英挺，修長的指尖夾著香煙，加上一口被煙熏黑的“疆普”嗓音，一副落拓不羈、睥睨群雄的派頭。我在幾米外冷眼旁觀，心中蹦出幾個字：名動京城。當年李太白入長安，就是這般感覺吧？

但我只是矜持地與他握了下手，除了四目片刻的對視，沒有其他交流。

當時的我也年少氣盛，自命不凡。他的親和力沒有擊破我的硬殼，9歲的年齡差，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填平的。

后來，同為詩人的好友曉樺，把周濤的《野馬群》拿給我看，說此詩在朦朧詩之外，產生了另外的轟動。我讀了，也確被這組詩中的一些段落和句子打動，特別是詩中透出的對野性和狂放的贊美，讓我心向往之。但我能感到自己并未被征服，就像我也未被朦朧詩征服一樣。因為對詩，我心中始終有一根說不清也道不明的橫桿立在那里，它是讓我折服的標準。

直到有一天，我讀到《神山》，突然有了一種被擊倒的感覺：它的高傲，它的莊嚴，它的從容，它的氣度，都讓我情不自禁地仰望……那一刻，我開始懂周濤了，9歲的年齡差不再是障礙。但令人苦惱的是，新的差距又拉開了：周濤用《神山》拉開了與我們所有人的距離。意識到這一點時，我既欣喜又難過，這或許成了我日后轉向小說寫作的動力之一：如果不能在這條賽道上跑贏，那就另換一條賽道吧。那時的我，還不懂得對一個真正的詩人來說，文學不是一場比賽，而是你的生命本身。

我開始產生接近周濤的愿望。機會于我，總是來得恰到好處。1984年，南方戰事再起。我們一幫穿軍裝的作家，奉命前往以一座山峰命名的前線。在昆明軍區招待所開動員會時，我第一次領略了周濤的另一面：與他平素大大咧咧、不拘小節的做派相反，他對某位姍姍來遲卻毫無歉意、不停抱怨別人抽煙的作家勃然變色，金剛怒目，聲色俱厲，讓場面一時為之尷尬。

當時我想，這便是完整的周濤了。

但周濤不會按我們的理解呈現他自己。從前線歸來，周濤一揮而就寫出了長詩《山岳山岳，叢林叢林》。這首不像詩的長詩，以它的恢宏、灑脫、靈動與諧謔，再次震動詩壇。據說一些詩人讀過之后，發誓罷筆，從此再不寫詩——而我則慶幸自己及早抽身，跑到小說界開枝散葉去了。同時我也慶幸，這次穿越炮火的戰場之行，讓我與周濤開始走近。而讓我沒想到的是，真正拉近我們距離的，是周濤有一次附在我耳邊說的一句話：“我對你的《高原，我的中國色》毫不在意，但對《黃土帶》無話可說，我寫不出來。”

如果有些人的友誼，是從真誠的否定和肯定開始的，那我與濤兄便是。

這之后，周濤甩開軍人的闊步，連續寫出了《蠕動的屋脊》《哈拉沙爾隨筆》和《吉木薩爾紀事》這些轟動一時的大散文；我則以《陶》《大冰河》《靈旗》這些篇什與之呼應。當我們正在盡各自心力，去墊高軍旅文學圣殿的基座時，軍隊卻與周濤等人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文職干部被脫掉了軍裝。

這讓周濤、曉樺這些視軍裝如命的人倍受打擊。

作為為數不多的“幸存者”之一，1988年恢復軍銜制后，我被授予中校軍銜。授銜儀式結束后，周濤與曉樺到我家中來，輪流穿上我的中校服，誰都舍不得脫下來。坦率地說，他倆穿上軍裝都比我帥。尤其是周濤，穿上軍裝在鏡子前左顧右盼，那份天真和陶醉，讓你直覺到可以理解的虛榮，但絕不虛偽。

至此，我與濤兄越走越近了，但我知道，作為靈魂之友，還不夠近。而其后整整十年時間，我們兩度失去了靈魂相交的機會。

一次是從嘉峪關開始到山海關結束的“走長城”筆會，我因曉樺的“哭諫”而最終放棄，那一次，周濤寫出了他的名篇《游牧長城》；另一次，是曉樺組織的昆明筆會，參加人均為當時軍旅文壇名家，我因個人緣故又放棄了此行。這兩次放棄，使我與濤兄的相知，被壓縮在了我們四十余年交往史的最后二十年。

1999年，我與我的合作者王湘穗寫出了《超限戰》。2001年，這部書由于提前兩年預見“9·11”事件而名動海內。2002年，我與濤兄、蘇進兄應朋友之邀，赴四川采風。這是我第一次與濤兄朝夕相處十余天，我們一起爬峨眉、登金頂，一起觀三星堆、游青城山。記得在峨眉山等纜車時，我用藤杖指著地上的煙頭說，我可以把它打飛起來。濤兄等人不信，于是我揮起手杖，像擊高爾夫球那樣，把煙頭打飛出去十幾米遠。濤兄看得目瞪口呆，我當時好不得意。另一次讓濤兄目瞪口呆的，是我們在三星堆購買紀念品，店家開出的3000多元價碼，生讓我砍到了800塊。濤兄當即表示他“五體投地”：“想不到你砍價還是一把好手，不愧是《超限戰》的作者。”這是我第一次聽他提及《超限戰》。

也許當時我們都沒察覺到，各自的氣場，正在向對方悄悄敞開。

2004年初夏，我意外地接到了濤兄的電話，邀我去新疆參加央視的一檔訪談節目《西部行》，由侯豐主持，周濤與另一人對談。當時，央視主張請南方的一位散文名家，被周濤一口回絕：“讓喬良來，我和他談。”我就這樣第一次踏上向往了半生的新疆大地。

這一次，走馬觀花。我粗淺地領略了新疆與其他地方的不同，卻更深地領略了周濤與他人的不同。

只有到過新疆，見識過天山，遠眺過博格達峰，凝視過博斯騰湖、賽里木湖，走近克孜爾千佛洞、蘇巴什佛寺，穿越溫宿大峽谷和巴音布魯克草原之后，你才會理解，周濤為什么是周濤，新疆對周濤的形成意味著什么。如果不是9歲時就離開北京來到新疆，周濤仍然會是一個聰明絕頂、才華橫溢的人，但一定不是這樣一個周濤——一個內心深沉又單純，目光真誠又狡黠，滿口粗話又氣度儒雅、魅力四射的周濤。是新疆成就了周濤，但周濤也以他獨特的存在回報了新疆。

不過真正震撼我的，是周濤對新疆這片土地和人深藏于心的那份真情和沉思。一段聽上去像自言自語卻又讓人振聾發聵的話，從周濤口中說出來，沒有絲毫的造作和偽善，讓你感覺自己在一霎間就被擊穿。當我們在酒酣耳熱之際，陶醉于須發灰白的老人彈唱熱瓦普、衣裙艷麗的少女飛旋的舞步時，我聽到濤兄喃喃地說：“我們這些人做了什么，有資格享受他們這樣的熱情和款待？”這是我們過去多次在一起歡聚飲宴時，周濤從未說過的話。他說這話時，讓我想起了大詩人艾青那兩行著名的詩句。這是比他的詩和散文更震撼我的時刻，我想，這一刻我真正懂得了他，而他也知道，我懂得了他。

于是，這一年秋天，他突然寄來足有半尺厚的打印稿，那是他一生寫下的詩作，大約有700多首。他說要出一本《周濤詩年編》，囑我為他畢生的詩歌總結作一篇序。我告訴他有人比我更合適，他卻執意要我寫。恭敬不如從命，我只好把每首詩看了兩三遍，看得頭昏眼花，最后總算交出了一篇5000多字的東西。

寫這篇東西時，我沒考慮濤兄想聽什么，只是把我理解的濤兄和他的詩，放在每個詩人都不可避免也無法回避的前世今生的歷史與當下中去觀察。因為我能非常分明地辨認出濤兄的詩與每一個歷史時段的關系，而我又不得不承認，濤兄用他過人的才情，對每一個影響他寫作的因素給出了不同凡響的回應。濤兄和他的詩，與他的時代在每一個時點上的碰撞交匯，最終讓他爆發成了一顆紅巨星。

我以為自己對濤兄的評價和肯定已足夠充分，但后來才發現，我低估了濤兄的驕傲。他在對一位朋友講到自己時，說了這樣一段只有我知道是針對我那篇序言的話——那些影響過我的別人的作品，對我來說，都是天上的雨水，最終匯進了我的河流，我相信我是一條河流。這話說得何等驕傲，何等周濤！這話讓我想起周濤的另一句名言——他曾拍著一位軍齡和軍階都高于他的將軍詩人的肩膀說：“這是我軍除我之外最好的詩人！”不是周濤，誰能說出這樣的狂言？而說不出這樣的狂言，那還是周濤嗎？但驕傲歸驕傲，狂言歸狂言，自此，我和周濤心照不宣地走進了屬于我們的最好也是最后的“黃金十年”，直到第五個十年開啟之際——在2023年11月4日下午一點半戛然而止。

這十年里，周濤寫出了《一個人和新疆》《西行記》，我則寫出了《帝國之弧》和《黃道》。在這段時間，我每去新疆，他每到北京，我們都會對酒當歌、海闊天空幾回。但言不及義，我們更多是從對方的文字中窺探對方的精神足跡。《西行記》在《當代》上刊出后，他對我說：“喬良，這篇東西你一定要看，你不看，我豈不是白寫了？”他的坦誠讓我感動，我立刻騎上電動車，把周圍5公里內所有的報刊亭跑遍了，居然沒能搜到一本《當代》。最后還是等花城出版社的單行本售出后，我才購來，用一個晚上看過。第二天，我揉著酸痛的眼睛告訴濤兄：“我看到的是中國的盧梭和中國的《懺悔錄》。”濤兄聽后，在電話那邊久久不語。而作為對我眼睛毀傷的回報，濤兄則在讀過我的《帝國之弧》后，特意寫了一篇小文：《喬良是條變色龍》。我說這個題目更“毀”我，他哈哈笑道：“因為你是唯一一條可以在詩歌、小說、軍事思想和金融理論各界間自由變換的變色龍呀。”那一刻，我亦無語。

這時的我們，都不知道最后的時刻正在一點點臨近。濤兄篤信他的“三能”理論可以讓他遠離死神：能吃、能拉、能睡——吃得下、排得出、睡得香，這就是他以為的長壽秘訣，他相信命運女神對他的一再護佑和眷顧。他不相信，自信，在支撐他登上自己的巔峰時，也將在最后一刻奪走他的命。

他依舊樂觀豁達，在八月十五中秋節之夜，給我發來八字：“你說天長，我就遞酒。”笑得我肝顫！我發去一首小詩：

一歲一中秋，一秋一明月。

今秋月照白，此月非彼月。

人生如翻書，不復舊時頁。

但愿人心凈，只憶明月夜。

他沉吟了10分鐘，先發來“好詩”二字，又過了半小時，他發來了今生給我的最后一條微信。也是一首小詩，最后四句是：

遙憶太行處，身在天山林。

平生無歸路，中秋獨憶君。

這幾句詩再一次擊中了我，今天看來，如同讖語！

再往后，那個黑色的日子終于在我每天的惴惴不安中來臨了。從10月30日我與濤兄共同的密友呂柏告知我濤兄心梗住進ICU病房后，我就預感大事不妙。但我仍每天向濤兄的微信號發送平安祝愿，并每天與呂柏通話，為那個打不倒的漢子祈禱。

但11月4日下午1點50分，呂柏的哭泣聲從電話那一端傳來時，我感覺自己被雷劈了，那感覺是麻木，遍布全身的麻木，而不是疼痛。疼痛要等到麻木過去之后才會到來；要等到我在他的遺像前單膝跪地，為他焚燒我的悼詩時才會到來；要等到在殯儀館與唐棟兄弟、呂柏兄弟、志峰兄弟一起推著他的木棺進入靈堂那一刻才會到來；要等到追悼儀式結束之后，我一個人追到長長的空無一人的走廊上，撫著他冰冷的額頭，貼在他生前就已失聰的耳邊告訴他，我代曉樺兄弟、海南兄弟為他送行時，才會一波接一波地到來……

濤的白云

濤兄，晴空萬里

哪一片是你的白云

一萬米，在你的高空

在你坐過的位置

我從沒如此貼近過你

透過你呵氣成霜的舷窗

寂靜的天空

哪一片是你的白云

陽光也這樣刺痛過你

濤兄，哪一片白云

是你野馬遠去的長鬃

哪一陣風是你

被煙熏黑的嗓音

系在白云上的笑聲

我追著你一直向西飛

黃昏很長，濤兄

黃昏被機翼拉得很長

太陽已經落下去了

天空依然明亮

照著一條路伸向遠方

很遠的遠方，濤兄

我聽見路在哭泣

它為聽不到你的腳步哭泣

四小時航程在黃昏中結束

機身一寸寸沉入黑暗

你的座位，你的舷窗

全都沉入黑暗，濤兄

只有你的白云還在揮手

最后的揮手，一抹血紅的悲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