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一個古老的農業大國，農耕文化歷史悠久，占人口絕大多數是農民，男耕女織、農業為本的生存狀態在中國延續數千年，農業不但養育了華夏民族，也塑造了中華文明的形態。自古以來，中國人對土地、對賴以生存的農業生產，有著異乎尋常的深厚情感，田園農事很早就成為文學書寫的對象。而這一現象落在中國古代詩歌中，便形成了中國古代田園詩的書寫傳統。

縱觀中國古代田園詩的發展脈絡，有幾個重要的歷史時期。周秦是田園詩的起源時期，東晉是田園詩正式開創時期，唐代是大發展時期，而宋代則堪稱田園詩的集大成時期。這個集大成是由南宋著名詩人范成大來完成的。

一

田園詩從周秦之際的農事詩發展而來。《詩經》中的《豳風·七月》，以農夫的視角和口吻，敘述了從歲首到歲暮一年四季農民的辛勤勞作，舉凡春耕、秋收、冬藏、采桑、績麻、縫衣、狩獵、造屋、釀酒、勞役、祭祀、饗宴等，字里行間充滿著對從事原始農業與手工業的農民的同情與悲憫，錢鍾書稱之為“中國最古的四時田園詩”。《七月》是純然寫實的手法，好像風土歲時記，更像是紀實文學，體現了樸素的農事情懷，是中國傳統田園詩的先聲，這一脈流在后來的鄉土文學書寫中時隱時現。

兩漢時期，極盡描摹鋪陳之能事的京都大賦蔚為流行，白描農業生活的農事作品已不多見。隨著長安、洛陽、鄴城等大都市的出現，使得鄉間少年學子紛紛前往謀求前途和機會，他們的人生中平添了一段思念故土和親人的距離。在這一背景之下，田園詩悄然興起。在漢魏時期的《古詩十九首》和“鄴下文人”的歌詠中，多了羈旅中的游子對故里家園的柔情和感傷，田園象征著與城市不同的生活范疇與精神寄托。

到了兩晉南北朝，隨著自給自足的世族莊園的大規模發展，田園詩逐漸成熟。南方世族的大莊園大田墅，依山傍水、氣勢宏富，文人悠游其間，在園圃山林之間發現了風景詩。相比之下，中國古代田園詩生成史上最為重要的人物陶淵明，只能算小地主。陶淵明的田園詩不僅數量多，而且開了一代詩風。他像掙脫樊籠的飛鳥飛離都市與官場，退隱到柴桑故里，甘為隴畝之民自耕自給，飲酒，賞菊，看山，看水，讀書，寫詩，在隱居鄉間躬耕隴畝的過程中體悟自然與人生的真諦，乃至有“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的贊譽。田園生活的美好與真實，在其組詩《歸園田居》《飲酒》《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移居》等篇什中得到很好的講述，構成陶詩中最為動人的部分傳頌不絕。

只是，陶氏的田園詩顯然不是《七月》農事詩的路數，或者說陶淵明是有意在按照自己的美學理想來重塑田園詩。他攝取了先秦農事和前代田園詩的某一面，融合魏晉時期風行一時的招隱詩、山水詩和自己的田園生活體驗，譜寫出帶有士大夫氣質的“隱逸版”田園詩：無論描繪恬靜的鄉村風光，謳歌自然淳樸的田園生活或抒發沖淡曠遠的襟懷，都帶有鮮明的個人色彩和主觀感受，可說是逃離官場和主流社會的詩人的自我療愈之道。

不僅描摹的空間場景有別于《詩經》里的農事詩，陶詩筆下的人物形象也不是大地上背負青天、腳踩泥糞的農夫，而是他本人，包括他詩中的“鄰里”“鄉曲”也是從城市移居鄉間的文化人，而非莊稼漢。居于最基層的鄉間農民并非只有“悠然見南山”“帶月荷鋤歸”的閑適自在，還有很多無奈、無告、無助的辛苦和悲酸。但這些內容在陶詩中是看不到的。

及至盛唐，田園詩與山水詩合流，蔚為可觀。在王維、孟浩然、儲光羲和韋應物等為代表的“山水田園派”詩人筆下，田園風光如夢如畫，夢里畫外又牽動平生際遇和心事，情融于景，余味悠長。他們在詩里表現了悠游小橋流水田疇林下，或閑看云起日落，或把酒話桑麻的田園樂趣，表達了高蹈飄舉或淳樸高潔的情懷，像王維的《山居秋暝》《渭川田家》《積雨輞川莊作》，孟浩然的《過故人莊》，以及儲光羲的《田園雜興八首》等，至今讀者都很熟悉。

陶氏田園詩到宋代更不乏回響，畢竟，陶淵明超邁出塵的人格和沖淡悠遠的詩意就是宋人發現和總結的。從宋初的王禹偁、梅堯臣、歐陽修到蘇黃等，追蹤者何曾少見？但是，當田園的歌詠與書寫遠離了農夫稼穡艱辛，成了士大夫表達閑適生活、紓解現實壓力或精神困境的抒情道具時，田園詩距離農業情懷也就越來越遠了。錢鍾書就曾一針見血指出：“宋代像歐陽修和梅堯臣分詠的《歸田四時樂》更老實不客氣的是過膩了富貴生活，要換個新鮮。”這正是因為他們田園詩里漏掉了真正屬于田園的要素。

二

回顧中國古代田園詩的生成史，與農事詩、山水詩、隱逸詩等，有著絲絲入扣的關聯。無論世道如何變遷，中國人心中都藏著一個遠離塵世喧囂、歸隱田園的烏托邦之夢，這個美妙愿景綿延不絕代代相傳，成為中國人精神史的一個部分。因此，從周秦到兩宋，兩千多年的世事更迭中，田園詩在詩人和讀者中始終都備受青睞。而最終扭轉這一詩風，將田園詩重新回歸《豳風·七月》寫實主義基調的人，是南宋詩人范成大（1126-1193）。

作為南宋最著名的田園詩人，范成大他對田園詩創作的貢獻，不僅在于他全面而真切地描寫了農村生活的各個環節，包括四季田園風光，田間稼穡之情景，耕耘紡織之事和歲時習俗等；還深刻揭示了農村中的矛盾，諸如農民的生計悲酸、階級壓迫、賦稅沉重等，句句飽含對田園真相的悲憫。錢鍾書在《宋詩選注》中盛贊范成大這些“憂稼穡”“憐老農”的作品，“仿佛把《七月》《懷古田舍》《田家詞》這三條線索打一個總結，使脫離現實的田園詩有了泥土和血汗的氣息”，也就是說，范成大在回歸《詩經》農事詩的文學傳統基礎上，又與陶淵明的隱逸詩、盛唐山水田園詩、中晚唐的憫農詩進行融合，實現這一創作領域的重大突破。

范成大的農業情懷，與他的坎坷的早年身世和獨特的人生閱歷有關。范成大出身書香世家：父親范雩（1098-1143）是宣和年間進士，宋高宗時期的朝廷校書郎；母親蔡氏為北宋大書法家蔡襄的孫女、著名宰相文彥博的外孫女。不幸的是在范成大十幾歲時，雙親相繼去世，家道由此中落，人生軌跡由此改變。早早成為一家之主的范成大，肩負沉重的家庭負擔，撫養年幼的弟妹，過早地經受了生計艱難。不幸的人生經歷，拉近了他與鄉村社會的距離。

家道失墜一度令青年時期的范成大意氣消沉，無意于功名進取，欲以晴耕雨讀在鄉間度過一生。因此在其早年所作的田園詩中，表現出了他對農事的親近與對田園牧歌生活的安然若素。如，寫于早年居住鄉里和求學昆山期間的即興詩篇，筆下的田園風光有“隴麥欣欣綠，山桃寂寂紅”（《寒食郊行二首·其二》）和“桑葉露枝蠶向老，菜花成莢蝶猶來”（《初夏》）的生意盎然；還有“媼引濃妝女，兒扶爛醉翁”（《寒食郊行書事》），農家老幼在豐年時節陶然于節慶的其樂融融。此外，《刈麥》《插秧》《曬繭》《科桑》《勞畬耕》等反映農事的田園詩作，都表現了范成大對農業題材的熟稔。盡管范成大早期的田園詩還沒有形成鮮明的個人特色，但無論在內容還是藝術表現形式上，都為后來的《四時田園雜興》奠定了基礎。

與此同時，個人家庭的變故，以及長期的農村生活經歷，使范成大對社會與人生的艱難有深刻的體會，推己及人同情民瘼，不免生出了憂時憫農的情懷。范成大后來得遇父執王葆的鼓勵和資助，二十九歲時科舉及第進入仕途。終其一生宦游頗廣，足跡幾乎遍布南宋半壁江山，曾先后出任靜江府兼廣西經略安撫使、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曾是管轄一方的封疆大吏。回到朝廷后更以中大夫除參知政事，相當于宰相。長期擔任地方官的經歷，也讓他能夠接觸到農民百姓，體恤民間疾苦，對底層農民有一種民胞物與的情懷。這種情懷表現在寫作上，就是“無論是做官或者是退隱時的詩，都一貫表現出對老百姓痛苦的體會，對官吏橫暴的憤慨”（錢鍾書語）。

如《大暑舟行含山道中，雨驟至，雷霆奔龍掛可駭》一詩中，范成大就描繪了農民在酷暑暴雨中車水防澇搶救莊稼的勞動情景：“水車競施行，歲事敢休宴。咿啞嘯簧鳴，轣轆連鎖轉。駢頭立婦子，列舍望宗伴。東枯駭西潰，寸涸驚尺淀。”并抒發了詩人同情、自慚的感情：“嗟余豈能賢，與彼亦何辨？扁舟風露熟，半世江湖遍。不知憂稼穡，但解加餐飯。遙憐老農苦，敢厭游子倦？”“嗟”字以下八句，是詩人在抒發自己的感慨，他以自身的境遇與辛苦的農民相比，從而想到自己其實并不比農民優越，可自己雖風雨宦游，但卻不懂稼穡艱難，坐享其成，再想想農家的艱辛，便不厭倦漂泊之苦了。這類詩已經有了其早年田園詩中所不曾有的音調，標志著范成大詩風創新上的變化和探索。

范成大的憫農情懷，也與他的文學觀有著深刻的思想淵源。范成大少年早慧，能詩善文，且又轉益多師。早期從江西派入手，于詩無所不窺，早年心儀東晉陶淵明，六朝謝靈運、鮑照，后學習中晚唐詩，繼承白居易、王建、張籍等詩人新樂府的現實主義精神，這才另辟一條蹊徑，終于自成一家。在其早期的創作中，范成大就曾以“效王建”的形式，寫了《神樂行》《繅絲行》《田家留客行》《催租行》等憫農詩歌，真實地反映了農民的生活。

輸租得鈔官更催，踉蹌里正敲門來。

手持文書雜嗔喜：“我亦來營醉歸耳！”

床頭慳囊大如拳，撲破正有三百錢。

“不堪與君成一醉，聊復償君草鞋費。”（《催租行》）

這首詩《催租行》揭露了催租吏向農民敲詐勒索的丑惡嘴臉，記敘生動，文字簡約，明白如話。雖只有八句五十六字，卻非常完整生動，里面有人物，有故事情節，有對白，宛如一出舞臺短劇的腳本：才剛繳了租稅且拿到衙門收據，便有公差手持公文大搖大擺前來敲門，催租白跑一趟，公差氣急敗壞勒索酒錢。農民無奈交出辛苦存下的三百錢：“幾個小錢不夠長官喝酒，就當作補償大人草鞋磨損費吧。”而他后來寫的《后催租行》，更直接揭露官府壓榨百姓，佃客賣兒賣女仍然沒有活路的悲慘生活：

……

去年衣盡到家口，大女臨歧兩分首。

今年次女已行媒，亦復驅將換升斗。

室中更有第三女，明年不怕催租苦。

這些憂民憫農的詩作，使得范成大在探索書寫農事的田園詩領域又向前邁進一大步。

三

晚年退休后，范成大定居蘇州郊外的石湖村，開始了他將近十年的鄉居生活，在這期間，他創作了一系列田園詩，其中以《四時田園雜興》最為著名，標志著范成大田園詩創作的圓熟。這篇組詩分為春日、晚春、夏日、秋日、冬日五組，每組十二首，合為六十首，反映了農事巨細的各個方面。

詩中既有對田園風光、四時美景和農事巨細的描摹。如《夏日田園雜興·其一》：“梅子金黃杏子肥，麥花雪白菜花稀。日長籬落無人過，惟有蜻蜓蛺蝶飛。”《夏日田園雜興·其八》：“槐葉初勻日氣涼，蔥蔥鼠耳翠成雙。三公只得三株看，閑客清陰滿北窗。”《冬日田園雜興·其一》：“斜日低山片月高，睡余行藥繞江郊。霜風搗盡千林葉，閑倚筇枝數鸛巢。”

又有反映農村農事與風土人情。如《秋日田園雜興·其八》：“新筑場泥鏡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笑歌聲里輕雷動，一夜連枷響到明。”《春日田園雜興·其五》:“社下燒錢鼓似雷，日斜扶得醉翁回。青枝滿地花狼藉，知是兒孫斗草來。”《春日田園雜興·其八》：“郭里人家拜掃回，新開醪酒薦青梅。日長路好城門近，借我茅亭暖一杯。”

組詩中，那些對農民稼穡艱辛生活困苦的反映，以及對賦稅沉重的現實的深刻揭露和批判，賦予了田園詩更廣闊而深刻的社會內容，是對傳統田園詩的重要突破。所謂突破，意味著回歸與創新。中晚唐新樂府現實主義詩風，是范成大在詩歌創作上向傳統田園詩回歸的一大契機。中唐新樂府運動詩人是從揭露兩稅法的沉疴給農民帶來不幸之處發力的，范成大的“憫農詩”矛頭所指也是從暴露南宋苛政重稅處切入。

比起中晚唐時期，南宋的農業經濟雖然更為發達，但由于國家將沉重的財政負擔轉嫁給廣大農民，接連不斷的租稅，幾乎將農民逼上絕路。比如《秋日田園雜興·其五》所寫：

垂成穡事苦艱難，忌雨嫌風更怯寒。

箋訴天公休掠剩，半賞私債半輸官。

農民謀生不易，不但要克服惡劣的自然條件，為生存竭盡全力，還要受到官家的強取豪奪，即便遇上豐收好年景，辛苦所得在向官府交了賦稅還了舊債之后已所剩無幾。官府收取租稅的標準異常苛刻，不但要求稻米精白度高，顆粒要飽滿，還要晾曬干透，稍有差池就要被刁難。為了要交足符合要求的上等米，農民折交時付出的往往是原來的兩倍，家無余糧只能讓妻兒吃糠度日。如《秋日田園雜興·其十二》：

租船滿載侯開倉，粒粒如珠白似霜。

不惜兩鐘輸一斛，尚贏糠殼飽兒郎。

太湖、錢塘江流域多湖泊，無地可種的農民就在湖里種菱角，還要被課以租稅，這正是南宋歷史上“有田者未必有稅，有稅者未必有田”的社會怪相。如《夏日田園雜興·其十一》：

采菱辛苦費犁鋤，血指流丹鬼質枯。

無力買田聊種水，近來湖面亦收租。

南宋農村社會階級矛盾依然突出，農民所受的盤剝和壓迫比起以往有過之而無不及，鄉村社會的階級壓迫也被范成大敏銳地捕捉到了，使得他晚年的田園詩里帶有很深的時代烙印。在范成大的《四時田園雜興》中，出現了保長、保正、里正、公差等“村職役人”。他們的社會身份、扮演的角色，以及和農民、官府之間的關系出現在南宋時代的田園詩里，顯示出宋詩有別于前代的特征，是一種值得關注的社會現象。陸游的《東村步歸》里，就有“催科醉亭長”之句。基層催發不力，無法完成指標，就由縣衙門派遣的皂衣（縣吏公人）下鄉敦促，保長們率領手下壯丁將欠租的農戶押解縣衙治罪。衙門公差下鄉催逼租稅作威作福的行徑，范成大在《冬日田園雜興·其十》中有生動的描寫：

黃紙蠲租白紙催，皂衣傍午下鄉來。

長官頭腦冬烘甚，乞汝青錢買酒回。

在南宋江南地區的鄉村社會中，扮演催科“走狗”的，除了下鄉的縣吏公人，還有“充身代名”，也就是由地主、大戶花錢雇用代充催科之人。這些多是地方上的無賴，他們熟知鄉里，深諳如何配合官府對付農戶并從中獲取好處，并且長期霸占役職，甚至出現胥吏化趨勢。這在宋代以前是很罕見的，卻是南宋鄉村普遍存在的現象。放寬文學史發展的視野看，后世作家的農村題材作品里，是否也有范成大的詩風余韻呢？

基于范成大筆下展示的鄉村世界的真實生活的一面，錢鍾書在評說這組詩時，認定它不屬于傳統意義上的田園詩。即，認為范成大創作了有別于人們既定印象中的陶淵明隱逸版田園詩——“我們看中國傳統的田園詩，也常常覺得漏了一件東西——狗，地保公差這一類統治階級的走狗及他們所代表的剝削和壓迫的制度”。范成大讓讀者看到了隱藏在田園牧歌之外另一種真實：鄉村從來不是遠離現實的一方凈土，也不是“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世外桃源，這里不但有貪得無厭的地主，也有橫征暴斂的地方官吏，魚肉百姓。農民們背負著沉重的壓力，忙碌辛苦一年，求溫飽而不可得是常態。面對無休止的剝啄催科，他們求得慰藉解脫的方式，也絕不是閉戶索居吟詩揮毫那么灑脫。

范成大田園詩中的現實主義書寫，開拓了田園詩的表現領域，構成了范成大田園詩的一大底色和亮色，錢鍾書評價他“可以和陶淵明相提并稱，甚至比他后來居上”，可謂實至名歸。

二〇二三年十月七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