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圖：姚云的在校證明書，開具日期為一九四九年一月。右圖：姚云的肄業證明書，開具日期為一九四九年七月。均選自金宇澄《回望》

姚云的《學生學籍表》和《舊生近況調查表》，均復旦檔案館藏

電視連續劇《繁花》熱播前幾天，校檔案館同事陳啟明跟我說起，她查到了一份復旦學籍檔案，是姚云的《學生學籍表》。姚云是《繁花》作者金宇澄先生的母親，1945年至1949年入讀復旦中文系。“她是浙江慈溪人，跟我是同鄉哎！”啟明欣喜地說道。

我立刻想起，前幾年讀金宇澄的《回望》一書，曾留意過他寫母親的若干章節。于是，連忙問啟明要來檔案編號，直奔檔案室。姚云的學籍檔案（以下簡稱“檔案”）塵封已久，雖然紙張脆黃、字跡湮漫，但70年前那個轉折時代個人成長與復旦變遷的細節，卻躍然紙上，值得細品。

打開檔案，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姚云的《國民身份證》，這應該是她在讀復旦期間申領的。這身份證，看上去有點像“集體戶口卡”：身份證“住址”為“新市區12保25甲1戶”，當年“新市區”位于上海市東北角（今江灣五角場一帶），區境含復旦大學；身份證“戶長”名字是“章益”，章益先生時任國立復旦大學校長。據金宇澄在《回望》中援引母親的口述（以下引文均出自《回望》），姚云“曾名姚志新，一九二七年生于上海南市‘篾竹弄’”。不知為什么，在這張身份證上，其出生年份卻填著“民國18年”（1929年），時間相差兩年。

姚云一家早年住在提籃橋，父親姚廉卿在那里開過一家“廉記老寶鳳”銀樓。1938年初，姚家遷往滬西大自鳴鐘，地址為勞勃生路（今長壽路）308號，另一門牌是小沙渡路（今西康路）1177號，“父親頂下了這幢十字路口的三層洋房，重開‘廉記老寶鳳’”。因此，在檔案里，姚云的通訊地址一直寫“小沙渡路1177號”；其“家長”一欄，“服務機構”寫的是“老寶鳳”。

1945年秋，姚云從上海建承中學畢業，有兩位同學拉她去報考圣約翰大學，“我雖然英文差，沒信心，也勉強去考了，結果三人都沒有被錄取（此校英文要求很高）。九月十五日，考私立復旦大學，我與顧雅珍、吳鳳英三人同往，我投考中國文學系，十八日考其他科目，二十日揭曉。我和吳鳳英被錄取了”。檔案里的《復旦大學新生報名存根》顯示，姚云于當年9月15日到復旦應考，報名號數為20，報考院系是文學院中文系。《報名存根》還列出了她的考試成績，在“取”或“不取”一欄里，劃去了“不取”兩字，表明她已被錄取。

姚云提到的“私立復旦大學”，指的是當年位于上海赫德路（今常德路）上的“復旦大學上海補習部”（簡稱“滬校”），而不是重慶北碚的“國立復旦大學”（簡稱“渝校”，1942年1月掛牌“國立”）。1937年9月復旦被迫西遷后，李登輝老校長在上海堅持辦學，于1938年2月創辦了滬校，學校性質為“私立”。“私立復旦在赫德路近新閘路一幢大洋房里，門前空地甚小。有好幾個系，教室內外人擠人，各系教室交換上課。”可見，1945年秋姚云入學時，是在赫德路上課的。從《報名存根》來看，其“抬頭”為“復旦大學”，說明當年滬校是可以用復旦大學的名義對外招生的。

在《報名存根》左上方，有用紅筆注明的姚云學號：14788。這個學號也出現在姚云的《國立復旦大學學程證》上。《學程證》上的注冊日期為1946年2月28日，“抬頭”卻寫“國立復旦大學”。這表明，至少從1946年2月起，渝校的章益校長已與他的恩師、滬校校長李登輝達成了共識：滬、渝兩校合并，對外統稱為“國立復旦大學”；渝校承認滬校學制、學籍，兩校師生一視同仁。從校史上看，其時渝校師生正開始陸續復員返滬。9月，合并后的“國立復旦大學”在江灣開學。

《學程證》是姚云在滬校讀大一時的上課記錄，上有系主任的簽名“應”。“應”是應功九的縮寫。據姚云回憶，她在滬校時，“中文系主任應功九和文學院長應成一是兄弟倆”。她還說，“開課第一天上英文，老師是顧仲彝。周予同先生教中國通史”。顧仲彝先生是著名戲劇家，時任滬校外文系主任；周予同先生是著名歷史學家，時任滬校教授。在檔案里，自大二開始（1946年9月起），姚云的《學程證》就被《國立復旦大學上課證》替代了。其時兩校已合并，《上課證》大概是渝校的課程記錄方式。在《上課證》上，姚云的學號前多了一個S，變成了S14788——據我所知，S是兩校合并后滬校生的學號代碼，Y則是渝校生的學號代碼。1946年以后的檔案，姚云的學號就變成了“S14788”。

兩校合并后，中文系主任由陳子展先生擔任。因此，《上課證》上的系主任簽名已改為“陳子展”。陳子展來自渝校，姚云稱他“很和善”。《上課證》似乎比《學程證》記錄得更詳細，不僅羅列了在江灣上課的課程，還記有任課老師的名字。據姚云回憶，“教授有李青崖、方令孺、周予同、周谷城、趙景深先生等，側重《昭明文選》、音韻學、訓詁學、哲學和中國文學史”，上課“很自由，愿意住就住，不住就回家，走讀有校車，只要讀滿學分，沒人管你”。《上課證》反映了中文系部分課程內容：有李青崖《文選及習作》《戲劇小說選》《聲韻學》、方令孺《現代中國文學討論》、周谷城《世界通史》和趙景深《曲選》等，也有趙宋慶《詩選》、汪旭初《文字學》、蔣天樞《詩經》、陳子展《文心雕龍》、應功九《詞選》和章靳以《文學論》等。在憶述中，姚云特別提到了章靳以先生：“教授與學生有些距離，親近隨和的是章靳以先生，他講‘文學論’，態度和藹耐心，我經常請教他。”從《上課證》上可以看出：姚云“退選”過幾門課程，但章靳以的《文學論》，是她“加選”的。

1948年，物價飛漲，經濟急劇下滑，“蔣經國來滬‘打老虎’，規定黃金、白銀和美元等必須兌換成金圓券，銀樓業經手的就是黃金白銀，因此引發全上海銀樓關門停業”，姚云父親的“老寶鳳”也關店了。11月17日，憂心如焚的姚廉卿突發心臟病去世。姚云說：“那年他六十五歲，母親五十歲，我二十一歲。我一直握著他的手，整整一夜守在他的身邊……”檔案里，有一張姚云的《國立復旦大學三十七學年度春季舊生近況調查表》，填寫日期似在1949年初，在“父母存歿”一欄里，寫著“父歿母存”四字；在“家長”一欄里，寫著姚云母親的名字：姚汪良貞。

1949年上半年，姚云在復旦讀大四。此時，“形勢動蕩，上課很不正常，有時只因為老師請假，學生只能回來。到了四月初，國民黨軍隊開進了復旦，責令學校緊急疏散，強制師生們當天三時必須撤離學校。我是事后才得到消息，請申懷琪陪我到校，想把鋪蓋搬回家，誰知校內已看不到人，宿舍一片狼藉，我的兩條被子、床單、墊褥和枕頭不翼而飛……”據校史記載，這個月（4月）的26日，為了鎮壓學生愛國民主運動，國民黨當局派憲兵包圍復旦，搜捕愛國師生。當天上午，周谷城先生在家中被捕，后被章益校長保釋……在這前后，復旦風聲鶴唳，校園里充滿了肅殺之氣。

5月下旬，上海迎來了解放。5月25日，姚云在日記里寫道：

炮聲響了一夜，天還沒有大亮，就被喚醒起來，窗外、店門前都坐滿了士兵。家人七嘴八舌說是國民黨的敗兵，心里挺緊張，倒是媽看出來，他們的軍帽和軍服不同，顏色也不同。正說著，樓下敲門，媽下去開，我們在門旁，知道是人民解放軍，真有這樣的事嗎？

我的心歡喜得呆了，是感動，引起無數思緒，終于到了這么一天了。

上海解放后，姚云決定投身革命，報名參加了華東軍事政治大學的“短期訓練班”。“此時我已決定不再繼續復旦的學業，到校開了肄業證書”。《回望》一書收入了姚云的兩份《證明書》影印件，一份是《國立復旦大學在校證明書》，另一份是《國立復旦大學在校肄業證明書》。姚云說的“肄業證書”，指的就是后者：“查學生姚云……在本校文學院中國文學系四年級第貳學期肄業，茲因證明學歷，特此證明。”

這兩份《證明書》，雖然都鈐有“國立復旦大學關防”印章，卻有鮮明的時代震蕩特點：1949年1月開具的《在校證明書》，是格式化的印刷文本，姓名、籍貫等內容都用毛筆填入，蓋章署名者是“校長章益”；而1949年7月開具的《肄業證明書》，則是油印手刻的，蓋章署名者除了“校長章益”外，還有“軍事代表李正文”。李正文是中共隱蔽戰線工作者，6月20日剛剛擔任接管復旦的上海市軍管會代表。兩年半以后（1952年1月），他被任命為中共復旦大學首任黨委書記。

不過，上述兩份《證明書》，我在檔案里均未找到存根。我把這一遺憾告訴了啟明。啟明說，假如有一天，我們把復旦收藏的檔案與金宇澄先生保存的資料合二為一，做成一本檔案小冊子，那就“珠聯璧合”了……好主意！我聽了以后，連連叫好。

寫于2024年1月2日

附記：

本文寫好后，筆者將此文發給金宇澄先生，請他審閱。他回復說：“挺好的，我轉老媽看一下，有無修訂增補……”沒過多久，金宇澄就發來了姚云老人的補充意見——

我讀了覺得寫得很詳細、周到，有些事我已忘記或簡寫，在此補充三點：

1.在教授中有一名蔡尚思的。

2.陪我去校取住宿的被子等物的申懷琪是我高中同學。

3.去學校拿證書時，陳魁榮同學讓我填寫參加第一屆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入團證書，入了團，讓我繼續讀書，做團的工作。

2024年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