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的深度：

在理性與瘋狂的邊緣看到破綻

2023年的中國文學，雙雪濤的《香山來客》或可作為一個觀察的起點。這是一篇純粹寫實的作品：宿醉翌日，商業伙伴彭克邀“我”去他家打羽毛球，此時北京已開始飄雪。小說在此回溯了前一夜“我”在酒吧和老鄭的見面，并進而回顧了我們——“我”、彭克與老鄭的交往。三段時間猶如敘事的三組機位，第一組機位：當年，我們三人在高中文藝匯演上一見如故。畢業后，我們又相聚于北京，彭克攬了一個為寺廟拍紀錄片的活兒，“我”負責為他的電影撰寫劇本，老鄭負責電影配樂。未幾，老鄭與彭克鬧翻，但后者的電影事業卻是越做越大。留在彭克身邊令“我”在北京站穩腳跟，可以說，作為童年伙伴，此時“我”已完全受雇于彭克，名義上是編劇，實際還要幫他打理各類日常事務。第二個機位：昨晚，老鄭走后，“我”一個人繼續在吧臺喝酒，此時進來兩位女性。我們有一搭沒一搭地閑聊，其中一位自我介紹是數學家，剛剛留學歸國。臨別之際，她告訴“我”下次可以叫她出來喝酒。第三個機位：小說寫到的這個翌日，“我”驅車前往彭克位于香山腳下的別墅。

因為拍攝電影的生活極不規律，彭克的身體異常虛弱——一年前，已有醫生警告他必須停下來休息，否則隨時都有可能暴斃。饒是如此，聽了昨晚“我”在酒吧的見聞，他仍堅持把那個數學家請到別墅做客。四十分鐘后，這個名叫郭曉派的女性便翩然而至，大家繼續天南海北地聊天。期間，彭克向她發出邀請，希望她來參與自己下一部關于數學的電影：“我們一直在找你。”聞聽彭克此言，“我”不免悚然，他說得是如此真誠。但郭曉派的應答如流更是令“我”——或莫如說令讀者——震驚。她平靜地講起彭克在紐約性侵自己室友的舊聞，又談到這些年她在數學以外的“研究”：郭曉派從背包取出一個筆記簿，上面記錄著她所找到的相似受害者。談話至此并未中止，也沒有大呼小叫，只是當他們仍以此前的友好語調探討起這些迥然相異的事情時，我們分明感到世界悄然越過了一個節點：《香山來客》的敘事，自此進入到一個看起來不那么真實卻又絕對未經虛構的異度空間。

如果小說寫到郭曉派應邀而至便結束，我們關于這個故事的理解就會是原初的模樣，亦即讓三個機位拍攝的內容，在時間的中性流淌中，自行組合為一段更大的時間。但雙雪濤決定讓郭曉派吐露一些不同尋常的信息，決定讓小說的三個機位不僅相互補充，也相互刪改：首先，是她此刻的話語暗示了我們昨晚的相遇絕非偶然。那不是一次單純的邂逅，它是郭曉派計劃中的一部分，她知道“我”要來酒吧坐坐，也知曉“我”和彭克的關系，更清楚彭克對于陌生女人的嗜好。其次，她也不動聲色地揭橥了“我”的本職工作是什么，“我”究竟憑借著什么讓彭克為“我”在北京安家置地。如此，原本遵循著日常生活邏輯對小說形成的理解，隨著郭曉派咒語一樣的聲音出現，也就蕩然無存。《香山來客》的這一謀篇，誠可以指認是歐·亨利式的結局，亦無妨套用海明威的冰山理論加以解釋，但在筆者看來，其中也包含著一種關于日常生活的洞悉：存在著某個神秘的時刻，我們一旦跨過它，現實就會不動聲色地發生劇變。

此番洞察，也見于張怡微的《失穩》、王咸的《人語驛邊橋》、宋尾的《伙伴》等作品。《香山來客》與《失穩》都內蘊著一個故事的兩個版本，最初讀到的與經由結尾開啟的重讀截然不同，而兩者的相反，印證的乃是日常生活的深度。《失穩》的主人公名叫任秋，彼時他剛從國外留學歸來，入職某所滬上大學。選擇來上海工作，在新加坡做博士后期間的耳聞目睹是一個原因——他見到太多可怕的論文機器人，他們“嚴苛地完善著自己的論述格式，所有形態的人類生活不過是他們論文生產的材料”，而他與這種“沉迷野心、量化、數字、大量的標準化生產”的氣息格格不入，也源自任秋在美國讀書期間結為伉儷的妻子是上海人。碩士畢業后，妻子辛欣已先行返回上海，任秋入職的這所院校，即在妻子單位附近。可能是為了更好地過上二人生活，入職不久，他便在學校外面尋找寓所。任秋最終相中了一套大樓正在改建但租金遠低于市價的房源。

《失穩》的第二節，透過曹警官的目光，我們得知任秋的房源之所以價格低廉，既有房屋中介明示的原因——文化新村的住戶就是否加裝電梯分化為兩派，他們為此曠日持久地爭吵；也有中介從未暗示的因素：任秋選中的這間房子里曾發生過一起謀殺案。第三節，小說再次把筆觸拉回到任秋與辛欣的日常，他們渾然不覺地搬進公寓，日常生活的安穩紓解了任秋工作后的焦慮。第五節的故事時間，距任秋搬來已有一年。這一年里，他發現居民樓悄然發生著下沉。為此，他把這失穩的前兆，連同“小欣瞪大眼睛的照片”，發在了一個網站上，隨后被告知發布內容涉及低俗信息，予以刪帖處理。幾次發帖不成，任秋將地面縫隙的圖片用A4紙打印出來，貼在了每幢居民樓下。孰料，這一舉動反倒徹底激怒了其他住戶，任秋因此不再敢出門，“夢魘變得愈發頻繁”。類似于《香山來客》，《失穩》在此同樣步入一個謎樣的空間：夢中他依稀見到一位陌生女人，他無法確定那是否就是他的太太；夢醒后他又接到學院陳主任打來的電話，被告知學校已給他開出二十萬的罰單，以之作為其無故曠課的處罰。

小說的最后一節再度回歸曹警官的視角，但首先給出的是一則新聞：“前日，一名租住在文化新村的青年男子，蜷縮在某理工高校門口的草叢，想要伏擊一位下班的校職工。”顯然，任秋即“青年男子”，他意欲伏擊的“校職工”則是陳主任，但何以如此呢？陳主任不是一直想要幫助他嗎？難道這些天任秋都沒有去過學校？在曹警官的視域內，我們終于讀到了此前一直被隱藏的信息：其一，五年前，任秋參加新員工運動會時曾摔斷了肩膀，他沒有申請任何補償；其二，任秋始終是單身的，他的家中塞滿了人偶。從任秋的交易記錄來看，工作之余，他還經營著一個二手人偶的店鋪。埋在結尾的這兩則信息不啻平地驚雷，它們不僅讓此前的敘事瞬間疑問重重，也由此出現了重讀的必要：把握住某個細節，重看當時尋常翻篇的細節，那么細節的草蛇灰線便會引出一幢被掩埋的宮殿。這是另一個任秋的故事——

小說的第三節曾詳細交代過任秋參加運動會的經歷，但在那里，受傷的是另一個人：“任秋是第一棒，很快跑完了……他甚至開始在旁玩起手機。直到聽見‘砰’一聲巨響。有位老師重重地摔在地上。”隨后他與一個姓丘的陌生人交談起來，后者認定是陳主任有意不告訴那位青年教師需要熱身，適才導致了他的受傷，不過他相信這位青年教師同樣不會去申報工傷，因為“他還在考核期，他不敢”。兩相對照，如若受傷的并非他人，正是任秋自己，那么這兩人的交談無疑也就是任秋內心的對話——丘老師是他的另一重人格。以之切入，任秋是否結婚的疑問便也迎刃而解。同樣是第三節，盡管我們讀到了以言之鑿鑿的第三人稱勾勒的二人生活，此番重讀，那些描述卻像是第一人稱獨白的變體。倒轉過頭，再看同事的心非巷議，不寒而栗可謂如是：“任老師怎么從來不說他老婆，是真的有這么個人嗎？”——當然沒有，所有這一切都不過是任秋的幻覺。

閱讀《失穩》這篇小說，事實上也就是在閱讀一個人格分裂者的日常。由于作者并未將這一關鍵信息告知讀者，小說敘事在幻覺的基礎上被悉心搭建。不過，即便迷霧最終一舉廓清，我們仍然難以判斷哪一種生活對任秋而言更真實，一如我們無法斷言哪一個彭克才是真正的彭克。惡行與善舉水乳交融地組成了彭克唯一的生活，之于任秋也是如此。作為旁觀者，我們只是在理性與瘋狂的邊緣看到了破綻，也看到了一種日常生活的深度，這深度形同深淵，讓一個又一個人“揣著這個不存在的秘密泅渡了這么多年”（宋尾《伙伴》）。

日常生活的啟示：

以綻放之美抵擋時光的磨損

2023年的另一批作品，顯示了文學與日常的第二種關系：捕捉日常生活里閃耀的啟示。此間最直白的當屬索南才讓的《羽毛》。這篇小說沒有任何紛繁復雜的情節，作者僅僅是寫到一個人（“我”）向窗外凝望，他的目光先是停留在一只蹦蹦跳跳的鳥身上，接著轉向了自家破敗的大門，最后又聚焦于一方被鳥啄出的孔洞。“我”驀然發現，從這個孔洞里射出了神秘的白光，不僅光線逐漸有了色彩，孔洞里似乎也有東西在跳動。“我”想走出家門去近距離觀察，又擔心自己“一旦動了身子，那光彩將消失”。因此，一連幾日“我”都在憧憬與恐懼中搖擺不定，暗自思忖自己何以如此：“我總是拖延那些需要盡快做的事而在沒有意義的地方消耗精神，這種時候也是我的精神和肉體對抗最嚴重的時候，而我似乎很樂意看到這樣。那么，我又不得不想，這個很樂意的我，究竟是誰？”

置身廣義的現代文學譜系，我們或許能夠輕易指認那種“精神與肉體的對抗”，與《人群中的人》（愛倫·坡）、《堂兄的角窗》（霍夫曼）寫到的別無二致，即它們都屬于一種現代性的疾病。然而恐怕正因為此，索南才讓筆下的“我”在看到羽毛后感到的失望才更耐人尋味——弟弟耐不住好奇，終于還是揭開孔洞的秘密：他跑來向“我”展示了一根有著十幾種顏色的羽毛——“我”的失望絕非厭棄自我的懦弱與猶疑，而是指向弟弟的魯莽。在“我”眼中，秘密有時是無須破除的，因為它不是假相，僅僅是一種頓悟、一份啟示；惟當所有秘密都被揭開，在實證主義的白晝中，那種事物原本的光暈也就隨之破除。

張玲玲的《洄游》、黃詠梅的《曇花現》接續了《羽毛》一篇對光暈的強調：既然每個人的生活都無法承受過多的實在（艾略特語），人們所要做的便不僅是從尋常的事物中間發現美，也要去捕捉那些習焉不察的啟示。《洄游》的故事開始于一次海難。主人公小馬是漁村公務員，海難發生后，他奔走于應付記者的采訪、自己措辭的準確以及對罹難者家屬訴求的調解。那艘失蹤的船上有他的干舅，為此他特地登門看望了干舅的遺孀。可不論怎樣，他的所作所為背后都暗藏著一個稍顯冷酷的推論：失蹤者已無可能生還。小馬長時間認定拒絕在理賠單上簽字的鄔幼琴不可理喻，直至他聽到了那個始終被自己的身份屏蔽的聲音：“如果人真的在海上，如果人還活著，哪怕就那么一會兒……你只是以為跟你沒關系”；“我只是想帶老段回家”。與鄔幼琴的兩次交談間，小馬還做過一個關乎招魂儀式的夢。夢中，逝者與久不聯系的生者歡快地聚在一起，“期待著某種振奮人心的驟變”。夢醒后，小馬感到自己的人性緩緩復歸。對他而言，這便是日常生活的啟示：“啟示，或就蘊藏在我們所熟悉的事物中。”

《曇花現》仍然涉及亡者與生者的關系：母親請“我”去尋找林姨媽的舊愛鐘俊人，并告訴他林莉“回家了……要讓他明白，她是走了，時間是2021年9月16日，酉時”。林姨媽的死訊也讓“我”關于她的記憶潮水般涌來：她與母親當年一起被招到文工團演戲，林姨媽是這些演員中最好看的，但也是最薄命的。文工團解散后，她嫁給了在生產資料局工作的林姨夫，僅生下一個孩子，就跑到醫院為自己做了結扎。她要藉此表達對這段婚姻的拒絕。關于林姨媽的記憶主要有兩件事，其一是她曾在“我”家的天臺種下兩盆曇花，常常只身一人徹夜為曇花守候，其二是在母親的講述中她對鐘俊人的癡心。許多年后，“我”終于意識到林姨媽何以鐘愛曇花，進而也體察到她的矢志不渝：對愛人的思念早已被林姨媽系于賞花一事。盡管曇花時生時滅，時間亦如駟之過隙，但完全綻開的花束之美，卻足以抵擋時光的磨損。那是一種作為現代人的我們不能試圖解釋，也難以完全理解的，比生死更漫長、更猛烈，也更無法被時光耗盡的愛情故事。

日常生活的光明：

從冰冷的深海打撈人世的暖意

1991年，劉震云為剛剛完成的《一地雞毛》寫下創作談《磨損與喪失》，其中有云：“生活是嚴峻的，那嚴峻不是要你去上刀山下火海，上刀山下火海并不嚴峻。嚴峻的是那個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日常生活瑣事。”日常生活首次以正面姿態進入中國當代文學，即始于以《一地雞毛》為代表的“新寫實”作品的勃興。然而在三十多年后重讀這些小說，盡管仍會為其精彩之處擊節，卻也有些不滿足的地方。這個缺憾，我以為便是其中冷酷的準確太多，而模糊的救贖又太少——當“新寫實”作家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對現實主義求真品格的恢復時，忽視“實然世界”以上的“應然世界”自在意中；或者說，由于把“應然世界”與烏托邦視為同一物，他們也有意遮蔽了那個兼具威脅與拯救的領域。他們的信念系于以下一點：救贖是不必要的，人間才是全部。

以上這些，是筆者在閱讀2023年某些作品時產生的聯想，如宥予的《扒火車》、薛超偉的《隱語》、鄭小驢的《南方巴赫》、房偉的《余墨》等等，這些作品顯然不約而同地賡續了“新寫實”求真的遺產，同時又在某些向度突破了前輩作家“止步于觀察”的律令。他們不議論，卻試圖報告一己眼中世界的真相；他們不煽情，卻嘗試著從冰冷的深海打撈出一點人世的暖意。

這里首先要提及宥予的《扒火車》。日復一日的等待中，少年悉心籌措著自己的遠行，通過扒火車的方式，他將從平原上的某座城市來到徐州，以之兌現和母親每月相見一次的約定。等到這一天真正來臨，他卻忍不住多次想起“鬼”的意象：“平原上的鬼總是無法走得太遠，平原上的鬼總是在一個地方打轉”；“鬼在城市里如何生存呢……所有這些目光，西北風一樣刮透了他”。換言之，少年明白，他在母親心中只是一個棄子；而在徐州這座大城市面前，他又不過是一個“平原上的鬼”。這次他來這里，不單是為了見到母親，也是要給母親提前訂一個蛋糕，為她慶生，結果是母親并未如期而至，他只好一個人在約定的地方吃完整個禮物，又重走了一遍母親曾帶他走過的地方。少年未嘗不清楚他與母親那似有若無的聯系隨時都可能中斷，這一次更是如此，他意識到上一次的見面也許就是永別。少年的天真、辛酸、仰望，在宥予的這篇小說中可謂一覽無余。

薛超偉《隱語》一篇，簡秋榕的處境和《扒火車》中的“我”相近，兩者都經歷了父母的離異，有所不同之處，是簡秋榕不曾“向外”遠行，尋找母親，而是“向內”生發，反求諸己。她的工作與興趣均與古代謎書有關，但與其說謎語為之提供了一個有別于日常的虛幻空間，還不如說謎語是在時間上幫她體認了故人的心情，由此也讓她更為珍重眼前的生活。小說的最后，她喊出了心底的吶喊：“此刻我哪里都不想去，這里就是我需要存在的地方。”在鄭小驢的《南方巴赫》中，我們也能看到一條少年走向成人的道路。主人公金宏明愛上一位身世迷離的姑娘，兩人僅相見一面便失去聯系。這是他第一次經歷的情感教育，即在漫長的等待與尋找過后，體會到愛一個人的悸動與失望。金宏明的初戀與簡秋榕的謎語如出一轍，而它們的意義都在于從并不完美的日常汲取足夠的勇氣、光線與能量，足夠他們坦然地面對一個他們行將踏進的成人世界。在筆者看來，這份勇氣、光線與能量，恰恰也是雙雪濤筆下的彭克或張怡微筆下的任秋所欠缺的。

我們不妨以房偉的小說《余墨》去推演任秋的另一條路——如若他不曾發瘋，或是那人格分裂的病癥最終得以痊愈，任秋今后的生活將會怎樣。答案是不固定的，他也許會重走谷墨的覆轍，即因品性正直而不見容于權勢，也可能走上主人公周丹的路，即在畢業后離開校園，做一個問道書齋的逍遙派，但不論怎樣，筆者相信他都會比原來做得更好，因為他終將發現生活中除了有冰冷的事實、數據、真相與規則，也有需要在時間中自行綻開的花束，有需要我們一點一點從人世的深海打撈的暖意。這便是日常生活的光明，亦是格非先生在其新長篇《登春臺》里動情描述的“吉瞬”：

“在這一刻，他不再為未來擔憂，不再為過去所受到的傷害和屈辱而痛苦，不再為啃噬他良心的道德上的種種過失感到后悔和內疚。他愿意原諒任何人，愿意忘記一切事情。有那么一陣子，他的心幕被打開了，藏在后面的東西也不再讓他害怕，他覺得自己像一只鳥那樣自在。無所用心的光陰，綿延在所有事物之上。”

（作者為青年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