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奧多·德萊塞（1871年8月27日-1945年12月28日）是美國現實主義作家，他的代表作《嘉莉妹妹》與《珍妮姑娘》均取材于自己姐妹的真實經歷。《嘉莉妹妹》先于1900年出版，圍繞女主角嘉莉與她的情夫們書寫了一出社會悲劇，被美國文學界視為“具有破壞性的書籍”，它挑戰了傳統的社會倫理觀念，同時辛辣地諷刺了資本主義下“美國夢”對人類品質的毀滅。《珍妮姑娘》則于10年后出版，圍繞著女主人公珍妮的悲劇寫下了相似的主題。

西奧多·德萊塞

珍妮姑娘與嘉莉妹妹的人生軌跡非常類似：兩個美麗多情的女孩，在18歲初成人最為天真夢幻的時刻，先后在欲望的誘惑之下成為了兩個男人的情人。來自上流社會的精致體面深深吸引住了這些鄉下姑娘，而她們也擁有并不光鮮但足夠確定的入場券：年輕的肉體，漂亮的外表，大量覬覦她們美色并愿意為之埋單（但不能影響自身體面）的男人。她們起初都只是抱著羨慕的心理，并沒有主動選擇踏足，然而貧窮的苦痛讓她們面對生活與理想巨大的空洞時低下了頭，決定用委身于他人的方式換得自身的安定，卷入了聲色犬馬的噬人社會里。

在這樣的社會之中，道德呈現出了一種顛倒的亂象。珍妮與嘉莉，行為雖然并不能說是多么光彩，但毫無疑問，這些居高臨下將她們視作玩物的有錢情夫們，從一開始便對她們采取了威逼利誘。他們罔顧這些女子們的尊嚴，也看穿了她們貧窮卻渴望過上舒適生活的本質，用對于他們來說并不算什么的財產，將這些活生生的女孩收割進了自己的地盤，并不對她們實質上負任何責任。例如珍妮的第二位情夫萊斯特，明知珍妮以他們會結婚為愿望期盼著，卻讓其期盼了將近10年后拋棄了她。所以，即使珍妮和嘉莉依靠男人的支持獲得了經濟上的地位，但因為出身低微，并不被社會同情，而是被他人看作為這些有頭有臉的情夫們生命中的污點。

在兩本書中，共同的劇情轉折點是二人情夫的破產。在萊斯特父親的遺囑中，只有三年之內和珍妮斷絕關系，萊斯特才能獲得全部的遺產。珍妮自身的完美品格讓萊斯特不愿放手，但紈绔的本質讓他又無法通過白手起家來支撐起他和珍妮的奢侈生活。此時，一位來自上流社會的老情人出現，讓萊斯特馬上踏入了珍妮盤旋了大半本書等待的那永不會兌現的婚姻之中：看到此處，讀者自是不免為珍妮的錯付感到分外悲涼。但珍妮全不為這感到一點不對，只用自卑之情認為這是最合適的結局。直到結尾，她都將個人的幸福建立在他人對她的愛的回應之上。書中，萊斯特臨終前見到珍妮的場景是這樣：

“好吧，我現在心里話都對你說了，心情寬暢些了。你是好人，珍妮，現在還肯來見我。我是愛你的，現在仍然愛你。你要知道我的心。你看著似乎不是真的，但我生平真正愛的只有你一個人。我們是應該生生世世在一起。”

珍妮許久才緩過神來。這幾句話——這種愛的證據——是她期盼多年了的。如今聽了這番告白，她就覺得一切都心滿意足了。她現在可以心靜舒暢地生活了。她是雖死無憾了。

珍妮姑娘永遠在無私地奉獻。她符合了幾乎所有社會對于傳統女性的美德要求：美麗非凡、賢良淑德、不求回報。

珍妮一生都是被剝奪的對象，與她相比，嘉莉妹妹則要精明得多。她最早在芝加哥幾乎無法生存下去，依靠她的第一個情人杜洛埃才免于被趕回鄉下，過上了舒適的生活，還得到了一些演出的機會。當她發現杜洛埃對她的感情有限，總是拿“一拿到錢就結婚”當幌子應付她，并且和身邊的女孩們經常保持著曖昧關系時，她感覺到了他的不可信賴，并和杜洛埃的朋友赫斯渥同時進行著地下戀情。而在之后同樣面對情人赫斯渥破產的情況，她積極尋找著工作機會，并在發現勸說赫斯渥工作無果后，因負擔不起二人的支出，她便毅然決然地離開了他。

和珍妮姑娘的下場截然不同，嘉莉妹妹星途璀璨，拿到了高昂的薪水，依靠自己過上了她所期盼的光鮮亮麗的都市生活。赫斯渥則從上流社會一落千丈到窮困潦倒，想要去見“嘉莉小姐”一面時，被人嗤笑著趕了出來，他惱羞成怒又無力地大喊著：“我手下以前盡是你這樣的人！”最終不堪重負，在寒冬的一間乞丐屋中，用煤氣結束了自己的一生。

結局時，嘉莉妹妹在房間內看著巴爾扎克的《高老頭》。這是一個隱喻：19-20世紀初的文學之中，以法國文學為代表，反復出現著“外省來的年輕人”這一類人物形象。他們不斷受到來自大城市的蠱惑，抱著滿腔的熱情和無處施展的才華，對于那危機四伏又有無限希望的都市準備發起挑戰。司湯達《紅與黑》中的于連、巴爾扎克《高老頭》中的拉斯蒂涅就是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對于他們而言，巴黎便是那等待去征服的夢；對于美國人而言，自是芝加哥、紐約這些于19世紀末期快速崛起的大都市。而這些年輕人實現階級跨越時，便是他們天真喪失的時候。這和《嘉莉妹妹》的開頭又是另一重呼應：

一個18歲的女孩離家出走，結局不外兩種。也許她會遇到好人相助，變得更好；也許她會很快接受大都市的道德標準，而變壞了——二者必具其一。在這種情況下，要想不好不壞，保持中不溜的狀態，是根本做不到的。

從道德的方面對二者做評判，毫無疑問嘉莉妹妹并不及珍妮姑娘高尚。珍妮姑娘代表了“圣母”一樣絕對純潔的女性，她們一生都在為他人奉獻。這種十全十美的人物符合社會對女性的期待，但在德萊塞的筆下幾乎成為了最悲慘的人：被52歲的參議員誘奸（他們的感情固然真實，但地位與年齡的差距讓這份“真愛”依舊沾染上了榨取的色彩），即將迎來婚姻時參議員卻暴斃，留下遺腹女；被萊斯特拋棄，同時唯一的女兒也因病暴斃。她呈現出了精神上的軟弱和行為上的無能，但面對這樣好心換不來好報的人，我們自是不忍心去過分譴責她——只能說，在欲望與剝奪的社會之中，如此這般性格又是底層女性的她，注定要被剝削利用。嘉莉妹妹比她精明之處便是不盲目依靠于他人，最終仍是回歸自己實現了這場“美國夢”，將自我擺在了第一位。這種獨立精神給予了她生存的能力，但這個殘酷的過程則將歌頌著“進取精神”與“努力便有回報”的泡沫展現：窮人憑借正當的勞動根本無法獲得本質的上升，“美國夢”是一場幻夢。

西奧多·德萊塞在《嘉莉妹妹》的結尾評論嘉莉雖然得到了她最初想要的，但卻感到了無限的空虛，以此來表達他對“金錢至上”的社會價值觀的否定。他的作品為之后菲茨杰拉德等“迷惘的一代”作家們的寫作奠定了基礎，《了不起的蓋茨比》中蓋茨比的故事也有部分取材于《嘉莉妹妹》中的赫斯渥，他在作品之中試圖呈現的紙醉金迷的浮華也隨著美國進入20世紀20年代后有了更進一步、更深刻的反省與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