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帆先生有一本《先生素描》，介紹了南京大學的許多前輩，讀起來頗有意味。讓我想起北京大學溫儒敏先生十多年前寫的《書香五院：北大中文系敘錄》，似乎可以做一下對讀。前者有點峻急之氣，后者則帶著某些京派味道。大學風格不同，治學者的樣式也會有差異，這原因說起來有點復雜。

溫儒敏所寫“五院”是北大中文系的辦公地址，也叫靜園五院。印象中那是一個獨立的院子，里面有一座二層中式小樓，旁邊是歷史系和哲學系，院子顯得很安靜。它位于燕園深處，離未名湖還有一點距離。院子空間有點小，幾棵矮小的花木點綴著空間，打開門來，外面是一片小果園，讓人想起廢名描寫過的郊外風景。20世紀90年代我當記者時，經(jīng)常到這里參加會議，后來回到北京魯迅博物館工作，與這個院子的聯(lián)系更多了。因為工作所限，結(jié)識的是現(xiàn)當代文學專業(yè)的師生，對于“五院”深層的東西，自然不能有什么印象。

新文化運動與北大關(guān)系甚深，雖然此北大已經(jīng)不是彼北大，但文脈多少還是可以感受到的。那時候嚴家炎、謝冕、洪子誠、孫玉石、錢理群、陳平原、溫儒敏都在崗位上，校園學術(shù)氛圍很濃。我們這些外面的人，看的是熱鬧，而置身于燕園的人，感受則是別樣的。比如嚴家炎能夠冷觀自己的環(huán)境，警惕自我的迷失；錢理群是敢于批評學風的，語態(tài)也多少受到魯迅影響；陳平原的文字則帶一點胡適、知堂的某些趣味，公開主張在保持人間情懷的同時，不妨為學術(shù)而學術(shù)。溫儒敏是我后來熟悉起來的，在王瑤的弟子中，他的行政能力最強，故要做一些與外界打交道的事，介入人事與學科建設的工作。

從溫儒敏所記前輩的一些掌故和有趣的瞬間也可見“五院”的某些風度。比如林庚的詩人氣質(zhì)和為學的態(tài)度都很難得，因為懂得創(chuàng)作，學術(shù)文章很有文氣。吳組緗是小說家，研究的是古代文學，對于現(xiàn)代文學研究能說出別人說不出的話來。陳貽焮、季鎮(zhèn)淮都有古風，民國學者的味道是有的。王瑤有左翼文化的背景，加之曾在朱自清、聞一多的指導下研究過中古文學，知識譜系顯得復雜。

一個好的院系，要看有沒有自己獨特的學術(shù)傳統(tǒng)，上海的錢谷融、南京的程千帆、北京的王瑤，都是有感染力的學者，他們的許多學生成了今天的學術(shù)中堅力量。經(jīng)過風風雨雨，有些學校的傳統(tǒng)資源斷裂了，有的還帶著舊時的遺風。北大中文系保留了老北大的許多遺產(chǎn)，像劉半農(nóng)在1925年搞過語音樂律實驗室（北大語言學實驗室的前身），至今已有所壯大。劉半農(nóng)本來是作家，后來專心于語言學方面的研究，講起現(xiàn)代學術(shù)史，他的名字也是不能繞過的。

老一代學者的一絲不茍總被后人提及，《書香五院：北大中文系敘錄》介紹季鎮(zhèn)淮，說某年其學生畢業(yè)論文答辯，他投了反對票，結(jié)果學生未能按時畢業(yè)，這在今天是少見的。溫儒敏回憶，自己在博士論文答辯時，評委之一是吳組緗，吳開口就將論文題目否定了，嚇得他出了一身冷汗。據(jù)說王瑤對自己的研究生也有過不客氣的時候，前輩如此對待學生的論文，說明其內(nèi)心對于學術(shù)的敬重。20世紀80年代我曾多次見過王瑤，先生叼著煙斗，眼睛亮亮的，詼諧中藏著莊重。他的一些個性也傳給了后來的學者。謝冕說嚴家炎對學生“嚴上加嚴”，這很形象，其他人如孫玉石也是嚴師，對學生也不遷就。溫儒敏也是這樣，有一次參加他學生的論文答辯，外來的老師都說得客氣，也欣賞論文的好處，他卻流露出不滿，對自己的學生批評得厲害，以致讓人下不來臺。這樣苛刻的要求，在我看來是過了。然而，想一想，也是中文系多年形成的一種風氣吧。

老北大的傳統(tǒng)有一種厚重感和濟世的態(tài)度，但許多人都覺得現(xiàn)在弱化了。所以不得不重提五四精神和“文氣”。溫儒敏在《中文系應當講求“文氣”》一文中呼吁魯迅式治學精神的回歸，乃憂患感的外露。當代文學教育最大的問題是知識代替了生命感受。溫儒敏從自身和他人那里都感到了與前輩的差異，同代師友中唯趙園、陳平原有文章家的氣質(zhì)，大多數(shù)是以寫論文體為主的。所以他后來在主持編輯中學語文教材時，就考慮如何提高語感的靈敏度。這也許是借鑒了前輩學者的思路，葉圣陶、張中行就有文章家的寬度，他們自己的寫作經(jīng)驗和閱讀經(jīng)驗影響了教材的編選。五四運動以后，語文如何教一直存在爭論，張中行在《文言和白話》《作文雜談》等書中探索過相關(guān)問題。我覺得張中行的高明處是不單純從工具層面考量語文內(nèi)涵，而是帶著哲學思維和古代文章學的思路，他是真正懂得老北大文脈的人。

前人早就說過，現(xiàn)代文學研究者如果自閉在自己的學科里，是會有局限的。丁帆與溫儒敏在自己的回憶文章里都會跨學科思考一點問題，也就能夠說出本院系深藏的東西來。記得我剛到人民大學工作時，溫儒敏提醒我，不要只盯在自己的專業(yè)、中文系的學科建設中，如果古代文學、古文獻和古漢語不發(fā)展，氣象總是不行的。后來我體味到，這一提醒是對的。中文教育里，古文是基礎(chǔ)性的，好的學者與作家都敏感于古今之文的差異。至于古文訓練如何而為，路徑大約是不同的。中文系要在拓展空間的同時深化母語的領(lǐng)悟力和表達力。當然，這些說說容易，做起來的確很難。

“五院”古色古香，秋天的樣子很是好看。有一年深秋，我去那里看一位朋友，落葉從外面飄落，涼意也隨之而至，恍然間感到，這是個記憶紛紛而來又紛紛而去的地方。記得有人于此還寫過一些感傷的句子。現(xiàn)在中文系已經(jīng)離開了那里，搬到了較闊氣的地方。新生們大抵不知道“五院”曾有的空間，但在老一代人的回憶文章里，那狹窄的樓道通著一個大的世界。去年，北大新成立了現(xiàn)代中國人文研究所，洪子誠有一個發(fā)言，談到研究所的前身“文化研究中心”當年誕生時的情形。忽記得那是20世紀末，那一次我也在場，聽了眾人不少高見。

洪子誠回憶道：“記得‘研究中心’成立在1999年7月，在中文系所在地的靜園五院，樓上一個不大的會議室，場面遠不如現(xiàn)在宏大隆重，氣氛卻相當熱烈。記得當時與會的除主角陳平原外，有北大中文系的樂黛云、謝冕、嚴家炎、孫玉石、錢理群、溫儒敏、高遠東，哲學系的胡軍，歷史系的歐陽哲生，藝術(shù)系的朱青生；有社科院文學所的楊義、趙園，北師大的王富仁，清華中文系的徐葆耕……二十幾年過去了，王富仁、徐葆耕教授已經(jīng)離世，而樂黛云、嚴家炎、孫玉石等老師也因為身體原因無法出席今天的會議……歲月的這些有情也無情的變化，讓人感嘆。”

洪子誠的只言片語不無滄桑感。時光深處的“五院”亮著眾人記憶里的燈，那是讀書人生命的光，閃動著有詞與無詞的言語。欣慰的是許多老人現(xiàn)在還在，像洪子誠、謝冕、錢理群等人依然活躍，文章越老越有風采，沒有過去士大夫的那些暮氣。北大最可貴的地方，是有一批拒絕自戀、具有憂患感和責任感的師生。雖然也存在盲點，有時不盡如人意，但不凡之徑總還是能夠看到的。只要那些熟悉的路標還在，記憶還在，后來的人便會知道自己該去的地方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