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纂史詩《格斯爾》過程中，如何展現“本真性”“審美性”“交融性”一直是困擾我們的難題。筆者將以新疆民協上世紀80年代田野調研搜集的衛拉特《格斯爾》為底本展開探討。

1979年新疆成立了搜集整理《江格爾》工作領導小組，1980年成立了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新疆分會，展開了史詩《江格爾》的搜集整理工作。其間，托·巴德瑪、賈木查等老一輩民協文藝家在搜集史詩《江格爾》的同時，也搜集了《格斯爾》，并發現了五十多位格斯爾奇。1991年出版了12章的衛拉特《格斯爾》。除新疆學者外，如北京的斯欽孟和、安柯欽夫，青海的瑪·烏尼烏蘭、珠格德爾瑪等學者深入新疆展開了衛拉特《格斯爾》的搜集和整理工作。近年來，《江格爾》《格斯爾》研究室深入新疆衛拉特地區開展非遺保護工作時，也發現衛拉特《格斯爾》在演述過程中“增加”了一些“新”內容。這些呈現差異性的版本為我們的編纂工作帶來了欣喜，也增加了難度。

基于口頭史詩學、演述理論及民族志詩學的學科立場，新疆民協按照科學性、廣泛性、地域性、代表性為原則編選了以往已搜集的青海的衛拉特《格斯爾》和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伊犁和塔城地區的衛拉特《格斯爾》，對其進行翻譯和整理。同時，通過多次田野調研搜集傳承人演述的衛拉特《格斯爾》，對其進行視頻資料的翻譯和文本的整理工作。目前，已收到的翻譯在文體和內容方面相對統一，格斯爾奇的演述也基本遵從演述傳統。

結合《大系》體例編纂要求和編委會專家的建議，以及編纂者積累的實踐經驗，我們提出幾點：盡量保持史詩的本真性，同時也充分考慮其審美性以及新語境下的交融性。

本真性。本真性指一個人不同于他人的特殊的、真實的個性。對于衛拉特《格斯爾》而言，我們所界定的“本真性”是指具有不同于其他蒙古族《格斯爾》的獨特性，以及新疆格斯爾奇所展現的真實性。

內蒙古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約·齊木道吉與德斯來扎布在衛拉特《格斯爾》一書的前言中提出：衛拉特《格斯爾》的鮮明特點是故事情節的豐富化、主人公的人性化和地域特色。就地域特色這部分，瑪·烏尼烏蘭提出方言、文本及其他民間文學體裁影響等因素是造成差異的原因。衛拉特方言、習俗、生活方式和文化傳統在不同地區呈現差異性，如伊犁地區的《格斯爾》將格斯爾的名字翻譯為“尼蘇海覺如”。對于史詩中英雄人物的命名還是非常考究的，“尼蘇”是新疆蒙語的音譯，是指鼻涕，確切來說用“努斯海”更為貼切，更接近衛拉特蒙語發音。“海”也是音譯，是作為修飾的詞跟在其他形容詞之后，形容流著鼻涕的人，多用于形容兒童。巴州的《格斯爾》翻譯為“鼻涕蟲覺如”。格斯爾出生至幼年時期被形容為“尼蘇海”是非常貼切的，一個富有童趣而接地氣的稱呼可凸顯方言的魅力，也體現地域特色。“覺如”一詞在《格斯爾》中均有出現，被解釋為格斯爾的小名，為藏語（“jo ru”)，《十萬圣主格斯爾可汗傳》中僧倫老頭認為，格斯爾是命苦女人所生的孩子，就命名為“覺如”。降邊嘉措在《格薩爾論》一書中提出“覺如”是幼年時期格薩爾的名字，作者認為是像聲詞，表示“猛然、突然”等意思，是一種尊敬而親切的稱呼。就“覺如”這個詞的解釋目前未形成一致看法，但筆者認為降邊嘉措所提出的尊敬而親切的稱呼是符合文化語境和真實生活的。在文本整合時，可保留“尼蘇海”，這符合衛拉特方言表達，但需進行注釋。“覺如”和“尼蘇海”的疊加會塑造一個留著鼻涕的、貧窮的小孩形象，是童年格斯爾的形象。另“覺如”首次出現需注釋，并采用學界相對認可的解釋。

審美性。大系“史詩卷”所提出的“文本維度”，要求充分考慮史詩文本的傳承史和存續現狀。我們編纂的文本最終要面向讀者，讀者是檢驗我們成果的評判員。因此，在編纂過程中，不能僅追求內容的呈現，還需充分考慮文本帶給讀者的審美體驗，即文本的審美性。在編纂《大系·史詩·新疆卷·江格爾》中，程式化的語言和豐富的修辭可讓我們感受到英雄史詩的韻律美，朗朗上口且富有詩意。但所選文本和傳承人演述文本均呈現出文體和語言的差異性，如不同章節出現不同文體，有些章節是韻文體，有些是散文體，有些是交叉使用，總體上散文體多于韻文體。參照《十萬圣主格斯爾可汗傳》譯法全部改為散文，又似乎不符合衛拉特《格斯爾》的表達習慣。我們發現對于人物描述和祝詞等采用了韻文表達，這種表達更能彰顯英雄史詩的詩意和語境表達。

另外，散文體中人物的對話未嚴格按照小說或戲劇體裁進行標點注釋。韻文體即使不加標點符號也不會造成歧義，但對于散文體中涉及人物對話時，是否添加標點符號？也是編纂中的困惑。加入標點破壞閱讀感，如意識流小說中對話部分不加標點并不影響閱讀，反而給予讀者一種想象空間。我們目前考慮是以不影響閱讀感受和不產生歧義為原則，不做額外改動。但為了照顧到大多數讀者，在韻文和散文排版時，采用了一些符號進行區分。

交融性。我們選取文本時不僅考慮了已搜集的書面文本，還采納了一些當代傳承人依舊在演述的口頭演述文本。且鑒于《格斯爾》作為跨族際傳播的活態史詩，其文本存在多樣性，在整理過程中，首先要考慮文本的一致性和完整性。我們選取底本時，采納了青海曾在新疆搜集的衛拉特《格斯爾》，并采用了“三套集成”時采用的一些底本。文本整合時就要考慮到交融性，人物形象、方言、習俗及生活方式的差異性，將文本求同存異，力爭展現衛拉特《格斯爾》的全貌。此外，還要考慮到書面文本和當代口頭演述文本之間的交融性。文本傳播語境已發生明顯差異，那么將當代口頭演述文本編進文本中，除考慮書面文學與口頭文學的差異性，還要考慮語境問題。我們所編纂的文本不是簡單的“合并同類項”，而是有選擇、有甄別地進行編纂，并融入新疆衛拉特蒙古族特色。

（作者系新疆民協《江格爾》《格斯爾》研究室干部，《中國民間文學大系·史詩·新疆卷·江格爾》編務、《中國民間文學大系·史詩·新疆卷·格斯爾》編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