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21日，我讀了《北京青年報·天天副刊》刊載的署名為郭衍瑩的文章《詩人臧克家的三年上海時光》（以下簡稱“郭文”）。作為臧克家的女兒，讀后心情很是復雜。實際上，我的父親臧克家是從1925年發表第一篇作品開始，就為反抗軍閥黑暗統治大聲疾呼，為廣大窮苦百姓的悲慘命運鳴不平，是書寫“人生永久性真理”的現實主義詩人，是為祖國解放、民族獨立，拋家舍業奔向前線的戰地詩人，是敢于揭露和鞭撻反動政權，向他們擲出匕首和投槍的政治諷刺詩人。

為了還原歷史真相，我簡略地回顧一下父親的生平經歷，使讀者了解一個真正的臧克家。

高唱戰歌赴疆場

1905年父親臧克家出生于山東諸城。1926年因對軍閥黑暗統治強烈不滿和對光明熱烈向往，他毅然中斷在山東省立第一師范學校的學業，考入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黃埔六期），在軍校接受了惲代英等共產黨員教官的革命教育。1927年5月他參加了討伐叛軍夏斗寅的戰役。

1930年父親報考國立青島大學，以一篇“人生永遠追逐著幻光，但誰把幻光看作幻光，誰便沉入了無底的苦海”的《雜感》，見知于聞一多先生，聞先生給了他這篇作文98分，雖然因高中學業中斷數學考了零分，父親仍被國立青島大學破格錄取。從此他向恩師聞一多學習新詩創作。

1933年父親自費印行了第一本新詩集《烙印》。茅盾先生曾評論說：“《烙印》的二十二首詩只是用了素樸的語言寫出了平凡老百姓的生活。”“我相信在目今青年詩人中，《烙印》的作者也許是最優秀中間的一個了。”比郭文中說父親1946年“才生平第一次正式被尊稱為‘詩人’”，整整早了十三年。

郭文中一再說，我父親“抗戰八年”“低沉”，“在大后方一直比較沉悶，沒有機會發表作品。”這是對讀者的誤導。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父親就在詩中告訴國人：“五千年的光榮，/還有民族的存，亡，/即刻要自己來決定。/好了，戰神已在候著你，/去創造一個更新的生命。”1937年抗戰軍興，父親又在詩中發出誓言：“我沒有拜倫的彩筆，/我沒有裴多菲的喉嚨，/為了民族解放的戰爭，/我卻有著同樣的熱情。/我甘愿擲上這條身子，/擲上一切，/去贏最后勝利的/那一份光榮。”

1938年，父親出版了第一本抗戰詩集《從軍行》。打開詩集封面，幾行醒目的大字便映入眼簾：“詩人們啊！/請放開你的喉嚨，/除了高唱戰歌，/你的詩句將啞然無聲！”這本詩集當時在讀者中很有影響。

半個多世紀后，一位父親當年的戰友前來家中看望他，兩位老人緊緊擁抱。與此同時，那位年過八旬的老人激動地背誦著幾十年前《從軍行》中《兵車向前方開》一詩里的詩句，一字不差：“兵車向前方開。/炮口在笑，/壯士在高歌，/風蕭蕭，/鬃影在風里飄。”當時在場的我不禁濕了眼眶。這就是抗戰詩歌永久的魅力啊！

1938年4月，我軍在臺兒莊重創日軍，父親受邀與李宗仁和白崇禧二位將軍一同乘車前往硝煙未散的臺兒莊前線，并冒著敵機轟炸的危險，三進臺兒莊城進行實地勘察。他先后采訪了池峰城、孫連仲、張華堂等臺兒莊大戰的指揮員，聽他們和他們手下的處長、參謀長講述臺兒莊戰斗的經歷，戰況之慘烈、敵寇之殘暴、將士之英勇，每每令父親熱淚盈眶，熱血沸騰。在英雄事跡的感召下，父親夜以繼日奮筆疾書，僅用了7日便寫出了5萬多字的《津浦北線血戰記》，并由生活書店以最快的速度于5月初出版。這是當時第一本最及時、快速、真實反映臺兒莊大捷的長篇戰地通訊報告集。

隨后，父親組織第五戰區戰時文化工作團，輾轉鄂豫皖進行抗戰文化宣傳，號召民眾特別是青年走上對敵斗爭第一線。當日寇組織“筆部隊”為日軍罪惡的侵華戰爭高唱贊歌時，父親在看不見硝煙的文化戰場上與敵人展開了針鋒相對的斗爭。他與姚雪垠等組織“文化人從軍部隊”，前往隨棗戰役前線。父親深入173師陣地最前沿進行戰地采訪，并創作了《走向火線》等多篇詩歌和《隨棗行》等通訊報道。父親曾說：我的生命是從炮彈縫里漏下來的，敵人的機關槍也不曾使我戰栗！

1939年夏，父親和姚雪垠又組成“筆部隊”，前往敵人的大后方安徽進行抗戰宣傳和采訪，創作了《淮上三千里》等通訊報道和詩歌。

抗戰八年間，父親共創作了《從軍行》等詩集13本，《津浦北線血戰記》等戰地通訊報道集2本，《我的詩生活》等散文集2本。

2012年，《津浦北線血戰記》被三聯書店收入慶祝建店80周年“三聯經典文庫”重新出版 。2021年，《從軍行》被作家出版社收入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紅色經典初版本影印文庫”再次面世。

歷史沒有也不會忘記為抗戰文化做出積極貢獻的臧克家！

向著“黑暗的‘黑心’”刺去

早在武漢軍校時，父親就已認清了蔣介石反動集團的真面目，從未對他們抱有任何“幻想”。

抗戰爆發后，國共合作一致抗戰，父親參加了第五戰區的文化宣傳工作。但在國民黨軍隊待的時間越久，父親就越發對國民黨上層集團的貪污腐化感到深惡痛絕。1939年夏他到大后方采訪，看到有些商人和地方官員、軍隊上層勾結販賣日貨，大發國難財，氣憤不已，寫詩文進行揭露和抨擊。

1942年，父親因主編的《大地文叢》刊登了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受國民黨迫害，被迫輾轉到重慶，抗戰勝利后又到了上海。

在大后方國統區，父親目之所及，都是國民黨高官橫征暴斂，搜刮民脂民膏，過著燈紅酒綠、夜夜笙歌的糜爛生活；軍警特務多如牛毛，橫行霸道，欺壓百姓；抗戰后期物價飛漲，窮苦百姓生活無著，困苦難當。這些黑暗的事實將父親“刺”起來了！從1945年在重慶開始，到1946年到上海，直至1948年年底受國民黨追捕潛往香港，父親又一次以筆作槍，寫下了大量的政治諷刺詩，向著“黑暗的‘黑心’”刺去。

“人民是什么？/人民是面旗子嗎？/用到，把它高舉著，/用不到了，便把它卷起來。/人民是什么？/人民是一頂破氈帽嗎？/需要了，把它頂在頭頂上，/不需要的時候，/又把它踏在腳底下。/人民是什么？/人民是木偶嗎？/你挑著它，牽著它，/叫它動它才動，叫它說話它才說話。”父親的政治諷刺詩，尖銳犀利，直指要害。他說：“諷刺不是耍聰明，也不是說漂亮話，看得真，感得切，恨得透，堅決、尖銳、厲害，這樣情形下產生的詩，才有力。力，從詩人傳給詩，從詩傳給群眾。”

1946年11月，國民黨召開了偽“國大”，制定了偽《憲法》，父親寫了《謝謝了，“國大代表”們！》對“開了那么多天”“才花了八十多億”制定了“百年大法”的偽“國大”進行了無情的嘲諷；對于國民黨不顧全國人民的反對發動內戰，父親用《內戰英雄贊》《槍筒子還在發燒》進行了辛辣的抨擊；看了上海報紙刊登“前日一天風雪，昨夜八百童尸”的新聞，父親怒不可遏，寫下了《生命的零度》，為這些幼小生命在“光明的”“溫暖的”“豪華的”大都市被一夜北風奪去生命而痛心疾首，指斥對人民生命極端漠視的統治階級“良心都是生了銹的”！

父親的政治諷刺詩在國統區產生了很大影響，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注意和不滿，對此，父親寫了《你們》一詩，宣示了自己與反動政權抗爭到底，絕不妥協的決心：“你們宣傳說，我不再寫詩了，/對不起，我給你們一個大大的失望，/我被你們的話鼓勵了，/我的詩興猛烈得像火！/ ……我要把我的詩句當成刀子/去剖開你們的胸膛；/我要用我的詩句/去叫醒，去串聯起/一顆一顆的心，/叫我們的人都起來，都起來，/站在一條線上，/向你們復仇！復仇！”

父親晚年曾說過：“其實我就是一名戰士。”這是他對自己一生的高度概括。作為女兒，我想說，無論在民族解放的戰場還是在與反動政權的斗爭中，我的父親臧克家都奮不顧身地戰斗在最前線，他是一名當之無愧的永遠的戰士！

父親的兩年半“上海時光”

從1946年7月到1948年12月，父親在上海度過了兩年半時光。在上海期間，他主要的工作有兩個。一是做編輯工作，先在《僑聲報》主編副刊《星河》《學詩》，后來《僑聲報》倒閉，好友白壽彝又雪中送炭，將自己主編的《文訊》月刊轉交父親主編。

說是主編，但父親既要約稿，又當編輯、校對、編務，雖然一人干幾人的事，他卻將手中的報刊當做左翼文化的陣地，全身心投入。父親編輯報刊有便利條件，因為他在文藝界朋友眾多，所以約稿很方便。父親邀請了許多名家為自己的報刊寫稿，郭沫若、茅盾、巴金、葉圣陶、馮雪峰……幾十位作家的稿件為他編輯的報刊增色不少。

父親的住處離郭沫若、茅盾先生的住處很近，他經常前往拜訪、約稿。在白色恐怖日趨嚴重之時，父親同這些左翼作家前輩、朋友相濡以沫，互傳消息。同時，父親與黨組織也保持了密切聯系，葉以群、蔣天佐、陳白塵先后是父親與黨組織的聯系人，負責傳送消息，通知參加活動。

友人曹辛之在上海創辦了星群出版公司，父親全力支持，并在曹辛之的倡議下，創辦了《詩創造》叢刊，在上面發表詩作的有許多著名詩人，戴望舒、袁水拍、戈寶權、王辛笛……青年詩人更是不可勝數。父親還主編了一套《創造詩叢》，收錄了12名青年詩人的詩集，父親為他們一一寫了序言，這12人中許多后來成為著名詩人。

父親在上海的另一個主要工作就是文學創作。為了宣泄心中對反動政權倒行逆施的怒火，也為了養家糊口，父親筆不停揮，拼命寫作。除了創作政治諷刺詩，他散文、雜文、小說多管齊下，兩年多時間，父親出版了詩集《生命的零度》《冬天》，散文集《磨不掉的影像》，小說集《掛紅》《擁抱》。

在上海，父親還參加了追悼李公樸、聞一多先生大會，魯迅逝世紀念大會并參拜魯迅墓地，給工人和大學生們演講詩歌，寫信支持大學生“反饑餓、反內戰”運動等許多進步的社會活動。

父親寫政治諷刺詩、辦左翼報刊“罵娘”，深深刺痛了反動當局，他上了特務的黑名單，曾一周五易其居，1948年年底由陳白塵代表黨組織安排他潛往香港。

父親與詩歌《有的人》

1949年3月，在黨組織安排下，我父母從香港回到了北平。10月19日是魯迅先生逝世十三周年，我父親去參觀了阜成門內的魯迅故居。在那里，他回顧了魯迅先生“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一生，回想起自己在重慶和上海參加魯迅紀念活動被國民黨特務破壞，參觀魯迅墓地又被特務跟蹤的情景，心潮難平。回到家中，他有感而發，一氣呵成了詩歌《有的人——紀念魯迅有感》。

郭文說《有的人》被“一些知情的學者（包括臧的密友李士釗）認為”，“明顯”“受劉王立明女士”在1946年12月5日紀念武訓大會上發言的“啟發而作”，但作者自己卻“從沒有公開表態”，而劉王女士“為人豁達大度，沒有計較此事”。

事實上，1936年10月19日，魯迅先生逝世，父親十分悲痛，11月4日他寫下了悼詩《喇叭的喉嚨——吊魯迅先生》。詩中的結語是：“死的是肉體，/你的精神已向大眾心底去投生！”

1946年4月，葉挺、王若飛等同志因飛機失事遇難。父親在悼詩《假若——悼王、秦、葉、黃諸先生》中寫道：“假若死了的不是你們，/而是另外的幾個人，/他們活著，要別人死，/他們死了，別人倒可以好好地活。”

這兩首詩歌的寫作時間，均早于郭文中提到的劉王女士大會發言的時間。而《有的人》的創作時間，是在劉王女士發言的三年以后。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雖死猶生”是成語，其淵源據查出自晉代，我想不應是劉王女士的獨創和專利吧？

魯迅先生是父親極為崇敬的文學先驅，父親寫詩贊頌他雖死猶生，還用得著別人去“啟發”嗎？

其他謬誤之處

郭文中還有其他謬誤之處，僅舉幾例。

郭文中說，父親為了“避”武訓的“嫌”，對在上海武訓學校“任教”的經歷“避而不談”，以至于成為“詩人歷史上的一段空白”。

這所上海武訓學校，過去我從未聽父親講起過，也未在父親的任何文章中見到過，查了許多資料，才在《田仲濟文集》第四卷一篇文章中查到了對它的描述：“在上海那一階段，李士釗曾借西門路山東會館的一間房子辦武訓補習學校，就是一個夜校，他辦了兩個班，一個教育新聞班，一個文學班，他自任校長，叫我做文學班主任，以后他又找了姚雪垠去講新文學史，為了讓姚雪垠任文學班主任，叫我任教務主任。文學班每周只上兩個晚上的課，由教師自己決定講的內容，無論是班主任或是教務主任都只是個空名義，是為了擺個樣子，號召學生，是都沒有工作內容的。學校從來沒開過一次會，就是想開也開不起來，請的人能夠去講課已經很好了。”

父親與李士釗是同鄉，以他古道熱腸的性格，李士釗請他去“講課”，他肯定不會推辭，所以很可能撥冗到武訓補習學校做過幾次詩歌講座。郭先生自己也在《我所親歷的民國時期平民教育》一文中寫過，武訓學校“多數教師是兼職的，有的只是掛個名或來校舉辦講座”。這種講座活動在父親一生中不計其數，如果想在“傳記、自傳和年譜中”一一尋到，那父親的“歷史的空白”就太多了。談及我父母住學校宿舍，更是天方夜譚，這夜校連教室都是“借”了“一間房子”，何談給“講課人”“每人一個小院”？父親到上海先借住在張自忠將軍的弟弟張亮忱家，幾天后搬到東寶興路138號《僑聲報》宿舍。季羨林叔叔就是在這宿舍的榻榻米上與父親共度1946年中秋，他的文章《痛悼克家》可以為證。

至于郭文中提到的父親的“恩師”，加入民盟的“介紹人”劉王立明女士，我這個為父親做了二十年助手的女兒，幫他編輯了近千萬字作品，看過他親筆寫的無數回憶錄、自傳，甚至特殊時期寫的涉及幾百位“社會關系”的“交代材料”，從未見過關于這位女士一個字的描述，也從未聽父親提起過她。父親加入民盟，介紹人是他的好朋友、當時在民盟任職的兩位男士，這在他的履歷表和自傳中寫得清清楚楚。所以，這位劉王立明女士對于我父親來說，只能說是當時一位受尊敬的婦女運動領袖。而“據說”在某次聚會中父親為她“潸然淚下”，認為自己“愧對恩師”，更是無稽之談。

郭文中還寫道：“晚年臧老師曾對李士釗說，最使他感動的校歌是陶行知為武訓學校寫的《武訓頌》，因為它感情真摯，樸素無華，他已把它收集在《臧克家全集》中。”一般讀者讀了，除了會產生“《臧克家全集》為何要收入陶行知作品”的疑問外，一定會信以為真。殊不知李士釗1991年就已去世，而《臧克家全集》2000年才開始編輯。

郭文中說我父親多次去聊城武訓故居參觀，上世紀90年代還參加過武訓紀念堂落成典禮，并當場賦詩一首，而這首詩“成為詩人最后的絕唱”。而父親一生只路過聊城一次，從未參觀過武訓故居，只在臨清教書時參觀過武訓小學。對于武訓，父親是尊敬的，正因如此，他1986年在京應邀為武訓紀念堂落成賦詩《武訓》。父親晚年多病，自1986年后從未出過京。至于“最后的絕唱”，這結論下得未免過于草率，我父親在2001年96歲高齡時還在寫詩撰文，正應和了他自己的那句詩：“老牛亦解韶光貴，不待揚鞭自奮蹄。”

感謝父親和他的朋友們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文字資料，使我能正確地還原當年的事實真相。歷史書寫是一件非常嚴肅的事情，不是道聽途說地拼湊，應以嚴謹的事實根據為基礎。如果覺得歷史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可以用“據說”“認為”“解讀”來作定論，那是極不負責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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