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個時代已經少有特別響亮的文學人物，但是路小路是非常響亮的。”近日，上海文藝出版社推出了“路內追隨系列”。這是路內以路小路為主人公的四卷作品《少年巴比倫》《追隨她的旅程》《天使墜落在哪里》及《十七歲的輕騎兵》的新版集結，也是其首次以完整面貌出版，總體量達70余萬字。12月17日，路內、毛尖、馬伯庸三位作家來到上海圖書館，與讀者分享“我們這個時代的小路”，由上海師范大學講師劉欣玥主持對談。

在作家馬伯庸看來，“我們現在看到的很多文藝作品，都屬于預制菜。”像路小路這種自然生活的人物形象就非常難得，“你在他身上看不到設計的痕跡，這可以說是彌足珍貴的。”

“追隨”系列超脫了地域色彩

劉欣玥：您跟路老師和毛老師不算嚴格的同代人，又是地域屬性相異的北方人。請馬老師談一下你是如何看待路小路，這個人物最令你印象深刻的是什么？

馬伯庸：《少年巴比倫》2007年在《收獲》發表時我剛參加工作。有一次回老家內蒙古赤峰，當時沒有動車，火車要開12個小時，我買不到臥鋪就買的硬座，我要找一本能夠扛住一個晚上的讀物。因為一般的流行小說、武俠小說我看得特別快，可能幾個小時就看完了。當時在北京北站邊上有一個報刊亭，買的《收獲》雜志，想的是能看一本文學氣息比較濃厚，立意高一點、文字晦澀一點的小說，可以反復咀嚼。這樣硬座一路把《少年巴比倫》看完了，看完以后發現這個小說也沒有我想象得那么肅穆。

我和其他嘉賓的地域屬性相反，他們南方我北方，毛老師也提到，她出生在寧波，和戴城（蘇州）背景很像。我有一個特別的感覺，當時看這書沒有任何感覺這是發生在南方的事情，超脫了地域色彩，不像任何我們熟悉的中文敘事里的江南水鄉。這有點像以前有人評論余華老師的寫作，說余華老師的寫作沒有地域性，看不出他是哪兒的人，也看不出他語言上、景色上哪里特別。我看《少年巴比倫》也是這樣。我自己出生在遼寧朝陽市旁邊一個小鎮子上的工廠里，但看《少年巴比倫》特別有共鳴感，這是一個在中國隨處可見的工廠里都可能發生的事情，路小路的所有遭遇我看著都很熟，我自己出生在工廠里也有幾乎一樣的東西。

包括我看到后面《追隨她的旅程》里有一段描寫，到現在還記得。寫到馬臺鎮里的美工技校，講美工技校“就像是馬臺鎮身上的一塊膏藥，緊貼在皮膚上，但是與皮膚格格不入，時間長了就成了又臟又臭的一塊。”“這種房子在我二十歲以前的記憶中占據著無可替代的位置，工廠、電影院、學校、機關、醫院、監獄都是方盒子的平頂水泥房。”這個描寫非常精準，讓我一直印象深刻到現在。這里找到的不是戴城或者蘇州的特性，而是那個時代全國的工廠和年輕人的共性。

他們是70后，我是80后。70后和80后是唯一有著全國共同記憶的一代人。在這之前，大家各在各的地區，彼此不流通，都擁有自己的鄉愁、自己的地域特色。到了90后這一代，資訊發達，全球化也開始了，可能每個人看的東西都不一樣，追的漫畫、看的新番、聽的歌曲都不同，但是70后、80后那個階段正好是改革開放剛剛開始，進入到中國的東西都一樣。“追隨三部曲”大家打的“街霸”、看的王家衛李嘉欣，是只有70后、80后這批人才有的集體回憶。在前面和后面這些回憶都不存在。所以最難抓住的就是這個時代的特點，這個時代的特點，這套書里讓我感觸最深就是能夠寫出我們那個年代的共性。

在“追隨三部曲”中，

能夠看到中國時代的變化

劉欣玥：“追隨”系列發生的時間是1991—1999年，是發生在90年代的故事。這兩年我們的文學、學界對90年代有很多的討論。我想問一下從路內老師的小說出發，今天怎么去認識90年代這十年。

馬伯庸：我一直認為90年代應該從中間分開，前面一半是和80年代歸在一起，后面一半從1996、1997年開始，會發現整個時代陡然開始加速，時間變得非常快，身邊的環境也變得非常快。我當時在桂林上學，每年暑假回老家，家鄉都不一樣，每一年路過北京，北京也不一樣，甚至從北京到我老家的火車行駛的速度和火車里的環境都在變。從90年代到2010年這段時間，中國幾乎每半年就會發生一次天翻地覆的變化。不僅是物質上，還是在精神上，每半年感興趣的東西就會發生變化，消費的習慣，外面的經濟環境，自己對擇業、擇校的觀念等等。這種變化對經濟是好事，對作家來說難度是非常大的。寫出一個時代的風格需要沉淀、凝聚、探查，但是時代變得實在太快，往往在還沒有時間停下來觀察，已經消失了，變成另外一個樣子，甚至連記憶都不太清楚。所以我一直認為以90年代為背景的寫作是一個難度非常大的事，因為這個時代太難被捕捉，不像一個老的風景畫，大家對著它做素描，以前的人寫時代是這樣的。90年代就像火車一樣從眼前過去了，甚至都沒有時間拍一張照片。

“追隨三部曲”的前兩部我的共鳴感很強，這些發生在工廠的事情，也像發生在大院里的故事，像《陽光燦爛的日子》里馬小軍的生活，不是屬于中國古老的生活方式。第二部《追隨她的旅程》特別像塞林格的《麥田里的守望者》，但是路小路不是那個想去保護別人的主角，而是主角想去拽住的小人物。但是到了第三部《天使墜落在哪里》，明顯感覺有一種隔閡感，這種隔閡不是文學上的隔閡，不是路老師寫得不好，而是那個時候我們每個人的記憶開始不一樣，每個人想的東西，從1996、1997年開始，已經有了分歧，用今天這個主題來說，是分叉出了無數的“小路”，分叉出無數種不同的人生。這些人生在以前可以找到最大的公約數，但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沒有了，每個人走的路都不同。

聊到愛情，我最喜歡《追隨她的旅程》里面的于小齊跟路小路告別的那一段，她一直想去上海，路小路說我離不開戴城，“出了戴城我就像王八上了岸”。但是于小齊果斷說我要去上海。我身上碰到過很多這種故事。很多已經談得很好的朋友，甚至不是男女朋友，是好朋友、同班同學，忽然說我要去北京、要去上海，這是不可阻止的必然趨勢，也都很傷心、很難過，但是必須坦然面對這種注定的告別。看到《追隨她的旅程》時我覺得這種事情一定在全國各地無數次地發生過。

所以我覺得“追隨三部曲”三本書放到一起，能夠看到很有趣的中國時代的變化，以及這種時代對于我們共同記憶的分裂。一開始是凝結，然后崩裂的過程。從這個角度看這三部曲是另外一種趣味。

路小路的狀態，

跟現在大部分人很像

劉欣玥：這幾年在當下的小說和影視界里路小路這樣繼續讓人很難忘的響亮的人物變的越來越少了。請問馬老師，在影視作品和小說里，人物還重要嗎？是從什么時候開始感覺沒有什么能夠讓我們記得很深刻的經典人物的貢獻了。

馬伯庸：路小路這個人物讓人喜歡的原因是他沒有什么目的性。我們寫小說的話習慣說一個人物的終極的理想是什么，他的目的是什么，會賦予他一個使命。路小路這個人最可愛的地方是他好像沒有什么理想，沒有為理想而做的行動，這恰好也是現在大部分人的生活狀態。包括我跟身邊的朋友聊起來，昨天我說要去參加路內的讀書分享會，他說，“路小路，吊兒郎當的角色”，我覺得形容得很對。如果在座的有80后或者70后的人，想想會覺得特別像姜昆相聲里的形象，姜昆跟唐杰忠、跟李文華說相聲時，他的形象是一個青工，嘴皮子特別油滑，天天說一些不著四六的東西，膽小怕事又愛貪小便宜，但是總有一股勁，這樣的人物特別受歡迎。其實路小路也有這種特質，他是非目的性、反傳統的形象，貼近當代人的。

隨著時代的進展，現在無論什么議題，首先第一件事情要貼標簽。白富美、土肥圓、帥哥、美女，才知道這個大概是什么樣的人物。所以會看到現在一些文藝作品各類角色也呈現出很強的設計感。宅男還是渣男、海王，有沒有童年陰影，有一整套工業化設計的痕跡在，這樣工業化設計的痕跡多了，就像味精一樣，加得多了就感覺不到鮮味。就像當年看好萊塢電影很驚艷，人物栩栩如生、很豐滿、很有個性，但是看多了發現也是一種套路。近十年的好萊塢電影不太好看原因就在這兒。

在后現代，人們越來越多渴望通過一些迅速的標簽，有效率地得到一本書里的東西，小紅書、抖音、微博及推書博主，說我找到一個寶藏書籍、看到寶藏飯店，或者這個店“避雷”。其實點開之后，發現人家根本沒有做什么傷天害理的事，只是這本書你不喜歡，這個飯店你吃不慣，但是他會用色彩鮮明的詞來表達。因為只有用色彩鮮明的詞才可以把信息傳遞給你，你才可以高效地在2秒鐘之內，知道他想表達什么態度，這是好是壞不是今天要討論的話題。但是確確實實在今天這個時代，對于信息的渴望吸收的效率在提高。但是非工業化、自然而然產生的東西反而在變少，換句話說，我們現在看到的很多文藝作品都屬于預制菜。但是路小路這樣自然生活的人物形象就非常難得。你在他身上看不到設計的痕跡，這可以說是彌足珍貴的。